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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随着跨学科交叉研究的不断增多，多学科视角下的研究方法理论认识日益重要，本文从数据搜集、数据分析、数据形式三方面分别梳理定性、定量研究的基本问题，最终对定性、定量研究的认识收敛在研究范式指导下的方法论整体层面。从科研之于社会的意义来看，定性与定量研究无优劣之分，两者统一于推进人类社会知识清晰化的共同目的。
关 键 词：跨学科交叉研究 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 研究方法 旅游研究
认知与创造的天性驱动着人类对于自身社会的认识与建构。人类发展似一个有机整体，在知识建构方面也是如此，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及不同类别的人群共同推进着人类认知的曲折进程。学术研究的任务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观察、分析和总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变化规律，从中提炼和创造新的知识[1]。学者与科研工作者在人类社会系统中承担了知识研究专职化色彩的分工。
以概念与方法体系成熟的基础学科领域不同，近年来问题导向型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由于社会需要不断兴起，一些交叉研究方向发展为新兴专业。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对相关主题的描述、分析、解释、规划和管理研究等常引入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与方法，跨学科交叉理解与合作成为解决应用问题的实践途径。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对跨学科的繁杂理论与方法的分工与合作认识，需要借助“分维—综合”型的双向张力理解逻辑，这样的系统理解逻辑既有“分维”型的角度清晰倾向上的拉伸力，又有“综合”型的整体联系倾向上的内敛力。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理解与方法应用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是常见基础问题，本文以“分维—综合”的系统理解逻辑来对定性、定量这一基础问题进行梳理。
在科研实践中，研究或数据的定性与定量问题作为基础问题常被直接归类，但从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来看，各学者关于定性与定量问题的认知与表达却不尽相同，这种情况不利于学术理解与交流。本文以旅游研究为例，分别从数据搜集方法、数据分析方法及数据形式三方面与定性、定量研究的关系进行梳理，最终对定性、定量研究的认识聚焦在研究范式指导下的方法论整体层面。
1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分维认识
1.1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数据搜集方法
数据搜集与数据处理方法通常是结合应用的[2]。但很多研究方法，常提高或创新了研究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如参与式观察法或焦点小组法主要指导数据搜集的环节，而结构方程方法、线性回归方法指导着数据分析环节。因此，剥离促进问题清晰化的维度：数据搜集与数据处理，对理解研究中的定性与定量问题是有必要的。
第一手数据搜集方面，数据搜集或场地进入之前的研究设计就决定了研究者所用的数据观察与搜集方法的定性与定量。Ellis指出定性观察是不以任何标准化的编码形式加以记录的科学观察，定量观察是用数字化或其他标准化编码形式加以记录的科学观察[3]。可见，定性数据搜集时采集的主要数据不按照标准化形式进行结构化记录，而是采用文字、声音、影像等方式进行记录信息，追求数据信息的复杂性、多重性、关系性与原始性，且不排斥模糊性与含糊性。定量数据搜集则强调编码化的信息结构化，搜集的大部分信息是经过结构框架标准化后的抽象、测量与分类。有学者直接把数据资料分为定性与定量资料，Lawson和Garrod指出定性资料通常以文字把词语、感觉、价值和态度方面的信息呈现出来，定量资料则用数字、百分比、表格等呈现出来[4]。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定性搜集方法得到的是定性资料(定性数据)，定量搜集方法得到的数据是定量资料(定量数据)。
旅游研究方面，数据搜集方法近年来不断扩展，数据搜集方法按研究者涉入程度可分为文献法、交流法与体验法[5]。文献法数据搜集方法指对广义文献，即第二手数据，包括文本、案例以及图片、影像资料等广义文献的搜集，这类数据搜集方法中研究者不接触事件人，不进入场地情境即完成数据搜集，搜集的数据通常是第二手数据。交流类数据搜集方法操作时研究者接触相关人员，但通常不进入场地或现象情境，包括定性访谈法、焦点小组访谈法、问卷法、德尔菲法等，交流类数据搜集时的被访者不仅包括旅游者、从业人员和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还包括专家和管理者等，如德尔菲法的交流对象通常为专家。体验类数据搜集方法强调行为涉入或角色融入(接触事件人、融入场地情境)，如参与观察法(行为民族志)、现场调研法、神秘购物法等[5]。从文献法、交流法到体验法，研究者对事件及现场的涉入程度不断增加，同等工作强度下研究者可搜集的样本(个案)数量趋于减少，但研究者对样本(个案)的了解程度增加，数据搜集方法愈发趋向于定性，旅游研究中以研究者涉入程度为分类标准的数据搜集方法的定性与定量关系见表1。
从其他学科定量数据搜集方法的进展来看，定量数据搜集的数据类型同样得到了扩充、数据库建设得以推进，数据挖掘及数据结构化处理技术得到提高，数据挖掘技术本身即为一独立的前沿研究领域。从定性数据搜集方法来看，定性数据搜集方法强调数据搜集者的观察、交流与组织技巧，同时关注数据搜集伦理及数据搜集者的内省。
1.2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数据分析方法
从数据分析方法看，定量数据一般用于定量分析，而定性数据既可用于定性分析，又可以进行多样本的标准化编码转化，进行量化分析。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在一手数据搜集时，搜集的案例或个体数据达到一定规模时，这些样本就既可以用于定性分析，也可用于量化分析。因此，对于具有一定支持的大型调查类研究项目来说，搜集充足的调查样本后，往往可以针对同一组资料，交叉使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
旅游学的研究内容多是广义社会学与管理学的覆盖范畴，定性分析方面多描述、归纳与推理的逻辑演绎，个别人、个别事件调查基础上的数据定性分析研究尚少。旅游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多源于统计学、应用数学理论或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概念关系型计量模型。旅游研究领域无论定性分析方法还是定量分析方法的进展都尚体现在对其他学科方法理论、关系模型及操作软件等的引入上。
在定量研究方法理论及应用领域，“定性”一词有时具有“类别”(分类)的含义，如在对分类变量的陈述中，有很多文献与教材把非连续、非定序的性别，地域等分类变量称为定性变量[6-8]。在定性研究方法理论及应用领域，有的学者也不满足“定性研究”一词的宽泛传统含义对科学定性分析的概况表述，陈向明归纳并推进“质性研究”(或称“质的研究”)方法，认为“质性研究”区别与国内学者从事的大部分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或分析原始资料要求的“定性研究”，认为“质的研究”强调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研究的结果或力量，认为“质的研究”更加强调研究的过程性、情境性和具体性[9]。利用和诠释其他已有定性研究结果的做法构成另一种定性研究的类型，David和Sutton称其为二次定性分析[10]。
1.3数据的形式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
数据的形式是显性的，是数据搜集的结果，可分为数值型与非数值型两大类。一般来说，原始的数值型数据被用于定量分析，文本为主的非数值型数据主要被用于定性分析。但目前现代数据挖掘技术广泛支持非数值型数据，文本、图像、音频、影像数据的结构化信息提取和关系挖掘，从而完成非数值型数据的数值转化，将其用于定量研究。当然对数值型数字进行的文字描述，解释其内涵及逻辑含义，这种对数字的文字性说明、诠释与推理，是广义的定性方法。综上可见，数据的形式不等同于研究的定性或定量。不同形式的数据被用于定性分析或定量分析的途径见表2。
2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整体认识
通过对数据形式、数据搜集及数据分析与定性、定量研究关系的梳理可见，数据形式不决定方法的定性或定量。运用定性数据搜集方法搜集到定性数据，一般用于定性分析，但在数据处理方法阶段；文本、影音等数据可通过编码转变为数值型数据，这种情况适用于对第一手数据的分析，更广泛存在于搜集到的二手数据分析中。一项研究虽然可以分解为研究设计、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等流程来完成与认识，又可以单独考察其数据形式，但对于一项具体研究来说，这些要素具有方法论指导下的一致性，数据形式是数据搜集的结果，数据分析的素材来自于数据搜集得到的数据。因此，研究方法的定性或定量问题，不取决于研究流程的某一个步骤或研究分析的对象，而决定于其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秉承“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观、技术等等的集合”[11]。定量研究通常重视数字，作为研究策略，定量研究常是演绎法优越论者、客观主义者，并在研究的过程中纳入自然科学模式，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12]。定性研究则强调收集第一手非数值型资料并进行语言分析(探求解释模型而不是统计模型)，定性方法是不使用定量标准和技术的社会研究方法，以符号互动论、诠释学等理论与方法论为基础，研究根植于解释社会学，它们在本质上是归纳性的[13][14]。从研究操作的范式综合性上来看，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区别见表3。
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整体范式理解指导下，数据形式、数据搜集、数据处理与研究的定性、定量间的关系归纳见表4。
除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外，定性与定量方法的混合使用在定性与定量研究话语体系中被称为“交叉研究(或混合研究)”(mixed research)。David和Sutton认为交叉方法在本质上混合了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10]。由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种方法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差异明显，有学者对交叉研究表示不适。
3讨论
David和Sutton指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区别，不仅很难搞清楚，甚至会导致误解[10]。实际上，个案研究代表的定性研究、实证研究代表的定量研究之争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不休，相对弱势的定性研究一方的理性辩护声音也不曾停止[15][16]。陈向明指出，“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形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对垒[9]。事实上这些争论都是不同研究人员的定位差异和对话不足造成的[14]。鉴于定量与定性方法两者间的异质性，把定性与定量比作科学研究方法的两端的话，定性与定量研究领域优秀学者一方面不断解释己方研究方法的优越性与合理性，一方面也认可他方方法的优越性与合理性。陈向明指出“量的研究”是一种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以检验研究者自己关于该事物的某些理论假设的研究方法，量的研究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搜集方法、数据统计方法等[9]。马戎指出根据某种特征和规则把社会现象进行类型划分是定量研究的前提，这本身就是定性分析[1]。谢宇指出描述性研究是很重要的，在没有很强的假定的条件下，能做的只是描述性的东西，这很伟大、重要，否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17]。而定性与定量两端的学习与实践者并不参与这些讨论，而是忠实地遵从定量或定性的科研范式，实践于一个个定性或定量的科学研究。以上三种经典状态构成了科学的定性或定量研究方法的切实推动，帮助我们学习、理解与辨析定量与定性方法各自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周晓虹也指出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讨无意终结于实证与人文主义之争，却意在为非此即彼的争议提供一种互相包容的视角[18]。
实践中，离散的个案案例定性调查研究或一定样本量调查的计量分析结果，启示了研究问题相关现象、现象规律、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的关系，这些研究对开展需要相当经费、时间与科研人才支持的具有统计意义的调查研究具有重要的前导探索意义。定量分析通常以定性结论研究为验证分析基础，通过抽样量化样本调查分析一定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规律结论。定性思辨与定量理论、定量方法在逻辑上互相证实、互相启发，定量方法以定性的逻辑思辨为指引，定量方法不断增强对数据处理及分析的技巧以保证定性思辨逻辑清晰化的实现，如科学抽样(scientific sampling)方法推进了对样本采集科学化的思辨；又如分层模型(HLM)推进了社会分层现象中的分层分组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的关系及作用大小的思辨。定量分析的结果验证、否定或启示定性判断，如王存同对大学生恋爱行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认为女性大学生群体较为功利、追求物质享受等观点在实证汇总没有得到支持，实证反而分析显示，男性大学生在恋爱选择上更趋于经济理性和功利化[19]。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旅游学交叉着不同领域的各种新兴理论与方法[20]。其他交叉研究，如非洲学：“西方现代学术的诸多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生态学等等，各种流行一时的理论或流派，诸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传播理论、发展研究、现代化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论等等，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或形态，与非洲这块大陆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21]。旅游学也与“非洲学”一样，这块交叉研究领域“几乎成了各种学科理论与新理论、新方法的实验场”[21]。这种多学科概念、理论及方法的借鉴，相比较于专一方向的精进而言，建立“分维—综合”的基本逻辑能够帮助清晰化这一过程。值得指出的是，跨学科交叉研究在理论与方法的引入与借鉴上，要杜绝浮躁、杜绝方法形式复杂性的无意义追求，着力于对研究问题本质、规律的透彻剖析，后者才是交叉研究能真正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通过分工，而不是争竞，彼此配合形成整体，科研工作也是如此。无论在定量研究还是在定性研究领域，都好的研究，也都有糟糕的研究，但定性与定量方法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定性或定量适用于研究的不同阶段或研究的不同诉求，两者统一于推进人类知识逻辑清晰化与溯源根本化之共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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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海波(1977-)，女，吉林公主岭人，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旅游基础理论、城市与区域旅游管理与规划、旅游业态创新(天津30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