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践·管理

【内容提要】探讨了直面中国实践的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诸如问题的缘由、学术背景、致用的内涵、指导思想、当前差距等，对在我国反思和开展基于中国实践的管理研究极具启发。
    【关 键 词】中国 实践 管理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实践·管理”，允许我就把它作为我这次讲话的标题。以下分10个问题来说说我的想法。
    1管理，无论是作为工作还是作为学术，都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从工作上说，“经国济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老词所说的就是管理工作；新词的“构建和谐社会”、“转型升级”以及“节能减排”自然也都是管理工作。这些管理工作又都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所以，人们往往用“系统工程”这个词来诉说它们的庞大和复杂：其实是暗示它们不好干。从学术上说，管理这门学问的称呼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论的课题。可见，要把管理作为一门学术说清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至于它的内容，那就更是五花八门，以致有人评说它是“丛林”。让我看，它简直是“深渊”，如果轻易来发表自己对它的见解，弄不好掉进去，很可能万劫难复了。
    2我来说管理，实在惶恐
    
    论坛组织者要我来说说管理和实践，我也想借这个机会会会老朋友、认认新朋友，所以就来了。不过，在说管理之前，我得先声明几句：首先，我的局限。我只是在质量管理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做了一些学术上的思索。别的方面，我充其量不过是涉猎了一点。拿京剧的用语说，我在这些方面不是“专业演员”，而只是个“票友”。其次，我这个人懒得很，话是讲了许多，很少把它写下来，投到期刊上的就更少了。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仅有的一点上期刊的东西也很少，甚至可以说绝无被学者引用。其三，因此，我不能算是学术圈里的人，顶多是个边缘人物；可是，站在圈外，看圈内也许看得更清楚一些，并且，还有一种便宜：我说错话，圈内的人或许还能原谅，当做外行话，也就不那么深究了。今天的会，我就是以这种心情来参加的。再说，我实践了质量管理近60年，确是感觉有些话可以在这会上说一说。不过，我这个年近90的人不能脱俗，说起话来，难免唠叨。请同志们谅解一二。最后，把管理当做学术来讨论，我用管理学来称呼，没有定义。
    3为什么要来谈说中国管理实践
    
    有人说，在中国研究管理的学者分2种：实践派和文献派。什么意思呢？好像是说，干实践的全然不理文献；查文献的全然不顾实践。还有人说，是理论家与实践者的区别。这两种说法大同小异；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反过来理论又指导实践”，那么，上面那些说法是不是有点批评的含义呢！本来，理论与实践应该是统一的。
    我曾经想稍稍改变这种理论研究与实际需要的脱节，为中国科学院办过一点事，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我把中科院与东风汽车公司，又把中科院与燕山石化公司拉到一起，让他们两家坐在一起谈谈，又把两家的研究项目和应用需求摆了一个小型展览，都是双方领导出面的。虽然事后没能达到合作的地步，但是结果却使双方都看到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事。社会科学方面，我也有一点类似的故事。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当时的总理赵紫阳起初想要一个个人的智囊团，经中央讨论决定改为国务院的。他要马洪同志来筹办这件事。马洪同志找到我，要我帮忙，于是，我和他去请教钱学森先生。钱先生只问了一个问题：要办的是个实体，还是个虚体。这个问题有两层含义：①是办一个有编制、有机构、有经费的组织，还仅是一个松散的几个人之间的不定期的集会。②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机构，还是只承办国务院交代的事情。我想，他已经看到我国社会科学界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了。现在，事过20多年，情况当然有了变化。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理论与实践大大接近了；成立后的那个国务院的研究机构，成了气候，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迈进了一大步，但是管理学呢？听到的，依旧是对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的埋怨。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来讨论这个“老、大、难”问题的缘由。
    4关于中国管理实践的讨论
    
    1996年，朱镕基同志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管理学组升格为管理学部的庆祝会上，有个贺词：“管理科学，兴国之道”。他把管理科学看成是这样高大的学问。“道”这个词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不仅是道路的简单意思，是有更为深邃的含义的。《道德经》的第一句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来问过，“道”究竟是什么。不可言传！是主宰一切的那个东西吧。稍后几年，郭重庆同志就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有个宣言：“学以致用”。开章明义，他指出，管理学是要用的。我想，这两位的话语，道出了中国管理实践的本质。
    《管理学报》自2004年创刊以来，就致力于推动中国管理实践。卷首栏中发表的这方面的论文不下百篇。《管理学报》发起的“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已召开4届；“中国·实践·管理”论坛今年是第2届。在座各位想必都曾参加过这些活动或撰文。讨论的主题大约是，中国管理实践的标准是什么，怎么评价中国管理实践，中国管理实践的现状又是怎样的这几个问题。我无法一一叙述各位学者的学说或主张，还是让我说说我自己的观点吧。
    5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用”是什么
    
    “之道”和“致用”所说的“用”，指的是什么，答案似乎很简单。不过，我觉得这里面说道不少。其实，这恐怕是一道难题。反正，我看有3个“绝不是”：第一，绝不是在所谓的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何况，顶级与垃圾，因人的立场和观点不同而认识相异。第二，绝不是哗众取宠，以求得一官半职。中国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在某种意义上是害人的。第三，绝不是形成“学派”，拉山头当大王，以此成为“大家”的捷径。这3个“绝不是”都有相随的典故。有个有名的典故，记得登在美国的一个数学杂志上。冯·诺曼(Von Neumann)有个匈牙利家乡的青年找到他，请教出名的途径。冯·诺曼半开玩笑地告诉他，搞个新词，写它几篇文章，越不让人明白越好，投到顶级期刊上，肯定会发表，那你就成名了。
    言归正传，那么“用”指的是什么呢？一般说，“用”是要让组织、社会、国家感到有用，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能促进他们的发展，能增长他们的效益和福利，能有助于达成他们的和谐：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的实践目的，但这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必须有人承认。谁呢？国家领导人或政府部门的批示，全国主要报刊的报道，劳动模范或先进人物的当选，学界或业界的奖项，大概这些吧。反正得有权威的或第三方公正机构出来表态，然而，这几种并非都十全十美。搞错的，过头的，都有。有的有“用”的人死后多少年才被承认的例子也是有的。我自己也算是个有“用”的人。老实说。这是一种运气！我把它写在我的《感恩录——我的质量生涯》了。对不起，借这次会议，做点推销的宣传。就像我一上来说的，是一道难题。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它难，我们这些作管理学研究的人就不去尽力做到有“用”。
    6中国管理实践的指导思想
    
    要有“用”当然是第一义的指导思想。不过，这是从结果来看的。从原因看，从过程看，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做到有“用”的实践，这样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从我大半生的总结来说是“三感”和“三则”：前者说的是“时代感、使命感、科学感”；后者说的是“首先领会领导的意图，再来摸清群众的情绪，最后选用科学的方法”的工作三原则。搞管理研究和实践的人必须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和这时代的特征。
    泰罗的时代是工人阶层兴起的时代，工人的要求是“正正当当地干一天活，正正当当地拿一天的钱”。泰罗就去研究这个“正正当当”。德鲁克的时代是经理人兴起的时代，经理人都要求是“怎样搞好自己与企业股东，自己与企业员工的双重关系”。德鲁克研究的就是经理人的“职能与权限”。我们也要这样做。重要的是要有“使命感”，这是激励人们去从事一番事业的动力。
    “五四”时代的中国青年，20世纪30年代“抗日”时代的中国青年大都有个救国的使命感。至于新中国的建立，自然是因为有那么多的有要“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使命感的热血青年，才成功的。同样要创造有“用”于实践的中国管理学，也要有一批有如此使命感的学子。为了完成这个使命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不用多说的了。
    “三则”是我从事质量工作的座右铭，也是我取得少许成就的行动方针。我做点解释：这里所说的“领导”是具体的人，同时也是抽象的人。一个企业、组织、社会、国家总有个具体人做领导，然而从他(或她)是领导那一刻起，他(或她)就不是他(或她)个人了。他(或她)已经成了所属企业、组织、社会、国家的化身。他(或她)的感情、言语、行动都只能代表那个企业、组织、社会、国家。正因如此，“领导”最清楚这些所属团体的能量和目标。我们要领会的正是他(或她)在这两点上改进的企图。搞准这一点是工作的开始。群众是不是热情地跟着领导走，还是不太情愿地跟着走，还是有抵触情绪而不跟着走：这些情况要摸清，否则，下去工作，事倍功半。选用对路的科学方法也是一个关键。针对错误的问题用错误的方法，针对正确的问题用错误的方法，同样是南辕北辙的。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多少赞成我的这一管理实践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听到同志们的意见。
    7中国管理实践的差距
    
    从这“三感”和“三则”来看中国管理实践的差距，比较容易一些。我总觉得，特别是高校里的青年学人缺乏“三感”。“科学感”也许有，不过它并不是为“时代”和“使命”服务的。他们也很少有“三则”的要求，因为他们不大到企业、组织、社会、国家里面去。我不怪他们，因为他们得跟着“指挥棒”走，而这“指挥棒”又是个可疑的指挥棒。当今的时代潮流太急功近利，导致追求名利是最可靠的价值观，再加高教当局的瞎指挥，我们的年轻学子又能怎么样呢！
    “指挥棒”有很大或者说至关重要的关系，但是，自己的信念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中国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急需软实力的时代。这个软实力就是管理力。管理企业的能力、管理社会的能力、管理国家的能力。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和实践都是以培养和强化这种能力为目的的。古人早就说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外乎于这件事。当然，“身、家、国、天下”和“修、齐、治、平”都有我们这个时代的解释。
    差距就在中国管理学者没有很好地认清这一点，没有拿它作为方向：忙着急于与国际接轨，人家的才是规范的、严谨的，我们要好好学——这样的话出自于中国管理学“大家”的口中，令我难懂。外国人的傲慢与偏见在管理学上也表现得很充分了。外国人解决不了中国的管理问题，更不会为中国培养软实力。同志们，靠自己吧！
    8学界与实践有多远
    
    中国目前的管理问题有很多。资金的、物流的、央企增值盈利的、中小企业生存的、市场秩序的，不胜枚举，但是关系到群众利益和国家声誉的莫过于产品的质量与安全，而恰恰在这件事上中国管理学界几乎完全漠视。上面提到的，《管理学报》发表过那么多关注中国管理实践的文章，我大概全看了，有些仔细一点，有的只是看个题目。总而言之，没有发现有哪一篇是讨论这个重大问题的。有一项调查研究刊登在2009年2月号的《管理学报》，是对2005年、2006年2年当中CSSCI关键词的分析，找出中国管理学的研究热点：很有意思！一共309个关键词和它们出现在CSSCI管理学论文中的次数。前10位的是公司治理、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创新、跨国公司、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知识管理、企业管理、供应链、人力资本，次数在245～445的量级上。质量管理排在第209位，次数仅有27次。航天有个《质量与可靠性》，高校有个《工业工程学报》，当然各地的质量协会都有自己的期刊，在这些期刊上能看到许多质量与质量管理的文章。不管怎么说，当我看到那篇CSSCI关键词的调查时，我真的感到，中国管理学离实际太遥远了。说实话，那头10位的文章，我很少阅读，偶尔翻翻，不是“嚼外国人嚼过的馍”，就是“无的放矢”。
    9“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问题
    
    郭重庆院士曾引用冯友兰的这两个词说过，中国管理学基本上是，照着外国人讲的在讲。他说，应该到时候接着讲了。我看了，倒生出一个问题：接着讲，讲什么，怎样讲。如果只是给人家的东西补补漏洞，或者补充解说两句，这是接着讲吗。如果还是“不着边际”或“闭门造车”的讲，这是接着讲吗。前面提到的那个头10位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接着外国人讲的，再讲外国人的话。
    为此，先要解决“照着什么讲”的问题。我们有个现成的“十二五”期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照着讲也罢，接着讲也好，现成的一个大题目：“转型升级”。中国管理学界应该为此“献计献策”，但是，我看到的文献，作这方面响应的很少。不知道，在座各位同志的看法，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考虑。
    10中国管理学要不要个《十二五规划》
    我1956年回到祖国，1957年进入中国科学院，任职研究工作。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规划。从此，我有了一个认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就在于她有规划，而且善于制定规划。今年，我参加过质量管理的《发展规划》，其中提出了建设“质量强国”的口号；也参加过标准化事业的《发展规划》，其中有个“系统管理，重点突破，整体提升”的12字方针，唯独没听说有个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规划”。倒是听说，开了一个双清论坛，做出了一个“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项目群”的设想。好！中国管理学界终于下定决心，要创新实践，并且，还要一个“群”。我想，今天的这个会大概就是来讨论这个群体如何开展实践研究的吧。
    我衷心祝愿大会成功！
    （ 本文系作者在2011“中国·实践·管理”论坛上的大会报告）
    【作者简介】刘源张(1925-)，男，山东青岛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方向为质量管理，E-mail：yzliu@amss.ac.cn，北京100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