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 【内容提要】 首先基于《管理学报》“管理学在中国”专栏7年来的相关文章，梳理了管理学者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直面中国实践—多元化方法论—改善学术评价机制”诸方面的共识，并对其中可能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了剖析；然后，尝试从研究的“时间维度”、“情境维度”、“分析维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研究认识论框架，以期对中国管理学术转向“直面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有所助益。
【关 键 词】脱节多元方法论 学术评价 认识论探索
《管理学报》从2004年创刊伊始，就在努力营造一种全新的学术氛围。从早期“中国管理论坛”栏目到系统介绍中国学者相关研究的《中国管理学派园地》①，直至2008年3月首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交通大学成功举办前确定的新栏目“管理学在中国”，经过7年的努力，已经刊发了一批尽管在科学样式上缺乏“严谨性”、“实证性”，却足以展现“质疑、反思、批判”精神的学术文章。这些学者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检讨，对“直面中国实践现实”的呼吁，对主流研究(狭义实证研究)范式的“冒犯”，对现行学术评价制度的“抨击”，不仅体现了中国管理学者主体意识的觉醒②，也是对国际管理学界动态的积极响应。本文意在对上述共识加以简略地梳理，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进一步地剖析，然后，尝试从研究的“时间维度”、“情境维度”、“分析维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研究认识论框架。
1“脱节”—“直面”—“评价”
1.1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反思
在《管理学报》作者群里，罗纪宁[3]最早提出了对管理学界“理论与实践脱节(简称‘脱节’)”的质疑。郭重庆[4]措辞严厉地批评了中国管理学界“自娱自乐”的不良倾向，提倡“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解决中国管理实践问题”(一个延伸性解读见文献[5])。罗珉[6]则对西方管理学学术霸权表达了不满。同时，《管理学报》对于“脱节”的讨论已不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批评，转向对其成因、机理、危害的反思[7～16]。
关于“脱节”的成因，张玉利[7]提出了一种基于“管理实践水平差异”的解释，认为“脱节”是先进理论与落后实践的脱节，而相对于先进的管理实践，管理理论又常常是滞后的。孙继伟的一系列文章，则提供了对“脱节”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认为“脱节”的症结在于“管理学应用链偏长”，“管理学研究者客户迷失”[9]；“方法迷失”[11]；而且“价值迷失是实践迷失和客户迷失的深层原因”[10]。希望研究者应当“自我救赎”，为客户和社会创造价值，自己才有价值[11]。
陈劲等[16]批评工具理性的泛滥，陈春花[14]认为规范研究走向了极端，从而使研究“只有方法而没有价值”，也是对“脱节”成因的合理推测。吕力[12]认为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本质是方法论问题，并就“技术取向”的认识论进行了探讨，开启了对“脱节”问题的哲学反思[13]。杨乃定[16]则对影响管理学科的5个内外环境障碍进行了梳理，即“庸俗化障碍、学科类障碍、方法论障碍、实践性障碍和成长性障碍”，也指出了“脱节”的一些典型特征：“‘唯方法论’论”、“问题虚无”。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学理上，期望解决“脱节”的疑难；还是响应官方号召，以及满足社会、实践者的现实需要，如何让中国管理研究能够“直面实践现实”，就成为一种“必然”。
1.2直面实践的问题意识和策略建议
针对“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现实(简称‘直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①涉及“直面”的“问题意识”，比如韩巍[17,18]的“转向社会学”；罗珉[6]的“人文精神、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问题”；周建波[19]的“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和“社会进程”；武亚军[20]的“本土重要战略问题”；田志龙等[21]的“从企业的实际问题提出研究问题”；陈劲等[15]的“实践导向管理研究”；杨乃定[16]的“基础研究”；王鉴忠[22]、齐善鸿等[23]对“异化”的反思。其中，陈春花[24]的一组追问更具本质意义，即“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问题是什么；中国管理实践的独创性在哪里；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脉络是什么”。彭贺等[25]给出了较为系统的思考，认为“直面”具有7个特征，但笔者以为最关键的两条是“解决中国实践中的问题，研究方法服务于问题的系统解决”。②关乎“直面”的研究策略。比如刘文瑞[26]的“文化对管理的多维型塑”；李垣等[27]的“整合”；蓝海林等[28]的“嵌入”；段明明[29]的“跨文化比较”，尤其是蓝海林等[30]的“市场分割”；郭毅[31,32]对情境的具体化，即复合“悠久的中国文化、80多年中国共产党独创的资源动员机制和30年的改革开放”作为本土管理研究资源，及“对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探讨”的示范，都很有启发性。
至于如何践行“直面”，部分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比如彭贺等[25]提出“直面”的3种模式：“阅读书刊，了解实践；蹲点企业，观察实践；介入企业，改变实践”，认为“后两者”最值得提倡。陈劲等[15]则强调“横向课题(与企业)、沟通频次和时长”的重要性。陈春花[24]也主张“深入地去观察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需要把自己的研究方式转向实践观察和实践研究，而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和分析框架”。当然，张玉利[7]则认为“不能单纯地看学者们是否经常深入企业调研或开展管理咨询服务，是否在企业兼职，甚至是否自己在创办企业，也不能单纯地看学者们研究的课题是否主要来自于企业”。
1.3改变学术评价机制的呼声和建议
围绕上述认识，多位学者讨论了改变现有学术评价机制的必要性。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比较保守，倾向于在学术内部调整(详见韩巍等[5]；杨乃定[16])；另一种则比较激进，倾向于从学术体系“内—外”入手，寻求大幅度的变革[8,9,15,25,33～35]，并明确地提出了“管理实践研究实践派管理理论”的表述。
彭贺等[25]认为“研究成果的衡量以在管理实践中的实际成就为标准，评价体系中应将实践者纳入”，应该“改革注重短期学术论文发表的学术评价体系”。孙继伟推荐了一种兼顾“同行研究者、读者、使用者”的“四个一”评价指标[8]，强调“实践客户最重要”，“不再片面强调刊物等级指标”[9]，进而提出“实践派管理理论”的评价标准：“鉴别性和优劣性指标[33]。陈春花等[34,35]提出实践研究评价的两个维度：实践导向和创新导向，而管理实践研究的价值评价应满足4个标准：①实践性，研究要以实践价值作为首要目的；②理论性，研究要以理论的形式贡献实践；③推广性，反映成果的外部引用及应用；④验证性，反映成果本身的效力。陈劲等[15]则希望“重新构建管理研究评价体系”，强调“解决实践问题，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需要从企业、政府、公众三方面评价”，并认为“研究成果的实践性评价最为重要”。
2重要共识——多元而不是单一的研究范式
尽管“脱节—直面—方法论—评价”的思路更合乎逻辑，但笔者还是愿意对“方法论”加以单独讨论。在大陆管理学界，罗珉[36,37]对多元范式已有比较系统的研究，与中国主流学术取向(狭义的实证研究)比较，其影响力则非常有限。非实证研究学术成果难以发表，个别学者对主流学术范式的质疑不仅应者寥寥，而且颇有“僭越”之嫌。纵览7年来“管理学在中国”主题下的文章，在“直面中国实践——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这一新语境中，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主张已逐步成为一种共识。随着对狭义实证研究不同视角、不同程度的批评和反思[7,11,12,15,16,38～41]，以及部分学者在经验研究中从问题出发所形成的切身感受和研究直觉[21,24,30,42～47]，使多元范式的合法性及应用前景得到更加清晰的展现。
“狭义实证研究(问卷+统计)”被滥用之弊已成为众矢之的。无论是张玉利[7]质疑的“为实证而实证”，陈春花[14]提醒的“走向极端”，陈劲等[15]论及的“工具理性”，杨乃定[16]指出的“‘唯方法论’论”，刘人怀等[41]批评的“粗制滥造”等构成了一幅极具讽刺性的学术缺失画面。孙继伟等[11]对管理研究方法进行了非常生动的类型学划分，所谓“杀牛术、杀鸡术、屠龙术、剪贴术”。吕力[38，39]从哲学视角对实证范式进行了反思；韩巍[40]则质疑了实证研究在“客观性、普适性、可重复性”上的承诺，认为实证研究同样具有主观建构知识的特征。
不少学者从研究问题的实际需要出发，拓展了多元方法论的诸多面向。案例研究被广泛推崇[21,30,42～44,46]。偏质性研究方法，如“深描(thick description)[30,45]”、“历史分析”、“比较分析”[30]、“企业史研究”、“田野研究”、“事件史分析”[42]等也进入学者的视野。吕力[13]和高婧等[46]则明确地提出对“思辨研究”的重视。韩巍[48]发表了《管理学界应该接纳思辨研究》。
观察“管理学在中国”学者群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可能存在差异)，学者们的方法论取向大致可分为三大类(见表1)：①国际接轨主流规范派的学者，如李垣等、杜荣等、张玉利(展现了反思的一面)。②调和派学者，他们当中又可以分为3个亚类：a传统派，比如李平倾向于先定性，后定量的传统思路；田志龙等也强调国际规范，但认为结合中国情境更适宜案例研究。b折中派，也可以说是矛盾派，蓝海林、陈春花、杨乃定较为典型，一方面视野很宽、包容性很强，同时声明自己离主流不远，但某些提法又与主流有较大的距离(尽管他们对此并不敏感)。c明显倾向质性研究，比如刘人怀等、苏敬勤等。③非主流取向，学者构成比较复杂，比如陈春花、蓝海林、皮圣雷、郭毅、梁觉、李福荔、曹仰锋、李平。当然，吕力、高婧、杨乃定、杨生斌、韩巍最需要进一步为“思辨研究”证明。
3共识的再剖析
借由上述讨论，可以形成一个与研究者观察(体会)相符合，且具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思路：“脱节—直面—多元评价”。因为“理论与实践脱节”，所以要“直面实践/现实”；而“直面(问题导向)”，则需要多元化方法论(方法服从问题)，最后，新旧研究范式的冲突、融合，甚至转向，则必须冀望于学术评价机制的改变。应该说，这场由中国部分管理学者自觉参与的边缘性学术“运动”，既是对国际学术动态的积极响应，又是对中国研究现状的深切反思；不仅初步确立了与“中外主流/非主流研究范式”对话的基础，也有望拉近“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当然，我们深知“范式革命”的艰难，尚有很多难题必须审慎对待。
3.1“脱节”辨析及对“直面”的启示
一方面，“管理学在中国”的学者需要深化关于“脱节”的经验研究。在已有的文献中，我们容易看到激情的批评，辛辣的调侃及零散的例证[7,11,16，40，41]，却没有更为充分的检验，比如基于大样本的统计及典型性的案例分析。大家似乎很熟知“脱节”的现状，且成为一种“共识”，但中国管理学界到底“脱节”到什么程度，还需要一些比“印象—感受—不证自明”更可靠、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另一方面，还需要对“脱节”有较深入的辨析。首先，“隔阂(gap)”与“脱节(irrelevance)”不同。因为理论一定是对经验事实的“抽象”，“理论与实践”存在某种程度的“隔阂”是必然的。成功的理论固然可以对经验进行较为准确的解释，对实践者有所启发，影响其心智和行动，但理论不可能与经验事实完全一致，理论与实践的“隔阂”不可能被无限地消弭。其次，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管理知识是研究者基于客观事实所形成的一种主观建构。在管理知识的生产过程中，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脱节”现象值得区分，即研究态度的“脱节”和研究方法的“脱节”。第1种“脱节”，近似于孙继伟[10]所谈到的“价值迷失型”学者的作为(此处无意于对严重学术失范者价值取向的讨论)：研究者缺乏对学术的足够尊重，学术素养有待提高，满足于“照葫芦画瓢—囫囵吞枣”式地模仿研究，执著于“为论文、课题、职称”而研究，从研究之始就无意于研究成果的实际价值，所以才会遭到郭重庆[4]、TSUI[50]措辞严厉的批评。由此而产生的大量研究成果往往流于众所周知的“常识”[16,40]或是对常识的“冒犯”[7]。可悲的是，这种情况不仅普遍，而且似乎日趋严重。第2种“脱节”，主要来自一批“真诚而不得法”的研究者，印象中，这种“脱节”尤其在一些海归学者及其忠实的跟随者中较为常见。他们立足于管理知识的“普适性假定”，主要借重西方管理理论，按照成熟(规范)的研究范式(尤其是美国构念、美国量表)“解读”中国的管理实践，往往表现出“肢解”甚至“曲解”现实复杂性的“非现实倾向”[51]，从而使其严谨的学术成果同样有可能遭遇到质疑和冷落。如果可以假定美国学者在研究态度上远比我们(事实或许并非如此，见文献[52])更符合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约定，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偏误，应该同样适用于解释多数美国学者在“脱节”方面的困扰。显而易见，针对这种“脱节”的批评就主要应当是围绕方法论、认识论展开真诚的“学术对话”，这与我们对“第1种‘脱节’”的指责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所谓“直面实践/现实”就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①我们不能一味地用西方现成的管理知识来“肢解/曲解”中国的复杂现实。意味着研究的起点和对象必须是中国管理的实际经验，要对组织实践有更真切的观察、理解、体会；②更重要地，应当反思如何调整我们习以为常的研究思路——这种设想虽然已经被杨国枢具体化为一整套本土研究策略[45]，应该还有继续拓展的空间。换言之，所谓“直面”，不仅仅是对中国实践“问题意识”的唤起，以及回归到中国实践那么简单(无论深入到何种程度)。
3.2多元化与严谨性(规范性)
考察“管理学在中国”学者群的方法论立场，笔者有些“意外”地发现单纯强调国际接轨的主流派似乎变成了少数派。我们当然希望这种“共识”能够不断扩散，无论是范式的冲突、更迭，还是研究纲领的调整、进化，这种认识都非常有利于管理学者从“问题”出发，从“智慧”出发，而不仅仅是热衷于“时尚话题”和“流行技术”的追踪、模仿。“多元化取向”要想真正取得合法性，还面临一些挑战：①不同范式的通约问题，尽管在美国管理学界，多元化取向已取得不少成果[53]；而且已成为欧洲管理学会(EURAM)使命的一部分："EURAM places a strong emphasis on multi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and promotes critical examin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roots of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xis."③但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的冲突依然激烈。毕竟，范式的差异，总是从本体论、认识论就开始分化的[54，55]。②针对大多数调和派学者，一方面，往往从问题意识和研究经验出发，包容甚至主张“多元化取向”以摆脱“脱节”的困扰；另一方面，也还是更多倾向于接受实证研究的“规范性/严谨性(rigorous)”要求，或与“实用性(relevant)”的平衡。这里存在一个关键的技术难题，因为“严谨”在狭义实证研究者看来，是一套“客观”的、满足“可重复性”要求的技术规范。只要研究者采用一致的问卷(常常如此)搜集数据，理论上，统计分析的结果是不可能因人而异的。凡是对多元方法论有一定了解的学者可能都会意识到，尽管案例研究有一些“经验性规范”，尽管“扎根理论、内容分析”有一定的研究程序，也可以借助软件提升“研究效率”，但这类研究的关键步骤(形成理论)、关键技术(类属—理论)却只能是“主观的”，是严格依赖于研究者的经验和洞察力的(难以重复！)，而不是“技术规范”的。更不用说，这类研究从“问题意识(研究什么)”到“证据收集(观察、了解什么)”，也就是整个研究过程的起点、过程，必然存在因为“主观选择”而产生的分歧(即使“深描”也不能幸免)。如果我们不能接受一种“相对主义的规范标准”，又如何真正地实现多元化。③针对严格的“非实证主义”研究者，即使我们拒绝实证研究“信度/效度”的评价标准，强调“共鸣/理解”，强调“可靠性/可扩散性”，也不能只沉溺于“争夺话语权”，进而走向“anything goes”。比如吕力[13]、高婧等[46]为“思辨研究”的合法性辩护，但如何评价思辨性研究的规范性，是否可以达成某种共同的标准[48]？
3.3管理知识的“实用性”
部分学者从“脱节—直面”出发，在德鲁克“管理是行而非知”的感召下，跨越了“知识属性”这一重要命题，将管理知识的“实用性/有用性”当做焦点，从而转向“实践性知识”，提出实践管理学(派)，认识论的技术取向[13,15,33]。其实，无论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致用之学”，还是德鲁克所断言的“行”而非“知”，还是认识论向“实用主义”靠拢，都不足以构成对管理知识“本质属性”的有效说明。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在“什么是管理知识的实用性”，进而在“如何判别管理知识的实用性”上进行必要且充分的探讨，更不用说达成一定的共识[56]，比如同样是大师级的管理学者马奇[57]对“实用性”就颇多异议。在笔者看来，我们应该警惕这种“激进的跨越和转向”。考虑本文的主旨，笔者就此只提出2个视角、1个猜测供大家参考、批评：
(1)管理知识(乃至所有的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存在一种显著的区别。因为自然科学知识与人类的关系是一种严格的“主体—客体”关系，尽管人类已经形成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对自然加以干预，但无论我们对自然认识到什么程度，对自然干预到什么程度(主要取决于我们认识水平)，那些“知识”背后的“规律(out there)”都是自动地在发挥作用，是“亘古不变”，与人类“无关”的。管理知识(包括社会科学知识)与人类的关系则更是一种“主体—主体(间性)”关系，实践者可以通过研究者的“学术成果”达成与研究者的“视域融合(理解、认同)”。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管理学知识对于组织生活的“干预”或者“强制”[57]，必然取决于一种“经济性、政治性、社会性”，甚至是“文化性”的“人类自主选择”，而这种“选择性”还会带来人类合作方式的进一步改变。因此，管理知识背后的“规律”是经由我们“选择”且不断“建构”的，不是“自动起作用”的，也不可能是“亘古不变”的。我们发现了自然界的规律，可以进行检验或加以利用；但我们所“揭示”的“管理规律”，既可能被实践者加以“选择”，从而使被排斥的部分丧失被检验的可能。而“规律”本身也可能正在发生变化。那么，我们该如何确保“管理知识实用性”的客观实在性？
(2)即使实践者采纳了某些管理知识(包含“因果性”承诺的规律)，比如我们采纳了“TQM”，且从经验上观察到了组织整体/局部管理品质的改善，就足以说明“TQM”的实用性吗？比如“解决问题，提升绩效”。沿着“实践者与管理知识关系”中的“自主选择性”，不难发现，恰恰因为组织“情境”的多样性(存在一系列难以测量的状态和变化)，以及“特定人(群)”的复杂性，包括只有内部人(insiders)才掌握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会使组织实践TQM的过程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貌，从而使我们无论从逻辑，还是经验上都很难倚重现有的研究方法把组织绩效的变化归因为TQM的显著影响。换言之，我们很可能无法构建一个可靠(可控)的人类组织实验环境，以获取那种严格的“因果关联”，所以，管理学者才更习惯于用“相关性”取代“因果性”[58]。如此，我们又如何判定TQM(某个管理理论)是真正实用的呢？
(3)更危险地，当我们希望用语义含混的“实用性”作为评价管理知识的依据时，实用主义者可以找到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证据[59]让学者难堪。因为在管理实践中，“望梅止渴/歪打正着”是完全可能的，即一种虚假/错误的知识未必不能“解决问题”，未必不能带来“组织绩效的改变”，那么，此类“实用性”该如何判别？当然，笔者也极力主张“直面实践”，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关键是如何给“实用性”一个更合理的界定(比如马奇[57]似乎也认同一种长期的有用性)，给出进一步的鉴别。可能与有些学者对“实用性”的理解不同，笔者以为管理知识必然是“实用的”，但其“实用性”应该有3种不同的表现：其一，是指那种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知识，可以摆脱情境、人为因素的干扰，比如一种管理信息系统的植入或生产装配线的改进，它们具体、有效，适于“quick-fix”(以部分狭义的管理科学研究成果为主)；其二，是指那种能够帮助实践者改善“人与组织结构、流程、气氛互动方式”的实用知识，它不可能摆脱情境和人为因素的干扰，所以这种知识需要包含大量情境和人际互动的细节，否则，就会表现出显著的歧义性(以高质量的经验研究为主)；其三，是指那种能够改善个体心智、行为习惯的实用知识，也可以摆脱情境、人为因素的干扰。事实上，它就应该是那些专门对实践者个体(群体)加以改造的知识(以思辨研究、哲学、伦理学反思、宗教为主)。不过，在笔者看来，第1种知识具有典型的“工程学色彩”，处理的主要是变量关系而不是人际合作的现实问题。只有后两种知识才是严格意义的管理知识。在这种认识视角里，我们当然可以讨论管理知识的“实用性”，当然也可以质疑管理知识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尤其针对后两种知识而言，可以找到一种判断“实用性”的更具“操作性”、“包容性”的标准，比如：①该研究是否讲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马奇的说法是讲一个精彩的故事，笔者注)，从而在思维、行动的系统性方面对实践者有启发性？②该研究是否能够在本质结构和机制层面有深刻的洞察，从而在心智和行为的改变方面对实践者具有启发性？如果管理研究必须回到(社会)科学的怀抱，就增加一个追问：③是否符合经验事实和逻辑？
3.4如何改变管理研究评价机制
在几篇涉及“评价机制”的讨论中，学者们倾向于采纳了一种更具系统性的“利益相关者”视角。孙继伟[8]建议将“同行研究者、读者、使用者”，陈劲等[15]建议将“企业、政府、公众”，彭贺等[25]建议将“实践者”纳入评价体系。这种带有“制衡机制”的评价体系显然是一种更为理想的设计，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存在巨大的困扰。姑且不论多元化评价系统中主体“动机”的来源、差异，“评价标准”的分歧，“辨别能力”的高低——如何在“实用性”上达成共识。单从中国管理学界的现状出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首先是出钱资助研究的政府对学术成果的“实用性”就缺乏关注，那么花钱的研究者怎么会把“实用性”当做研究的标尺，主动把紧箍咒往自己头上戴？其次，政府管理学术还得依靠学者的参与，而学者的地位、名望、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从政府拿钱的能力，钱多了，产量就大，档次就高，奖励就多，已经习惯了自娱自乐的学术看门人及其跟随者，又怎么会在意“旁人”说三道四，怎么会“受制于”公众、实践者、读者而改弦更张呢？况且，以今天中国的舆论环境，值得那么期待吗？评价机制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政府与学者“上下同心”的“合谋游戏”——大家更关注的是“数字和名头”，政府要数字，学者要名头，所以到处是“发了，中了，得了”，以及“千百十”，“江湖城”！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提出了什么，发现了什么，证明了什么，解决了什么”！
在笔者看来，今天的评价机制已经是铁板一块。冀望政府不现实，冀望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不现实，改变学术评价机制只能依靠学者自己来解决，因为良知，因为孙继伟等[11]所说的“自我救赎”，而学者的“战场”更多是在论坛，在杂志；是“声音”，是论著。笔者以为更现实，更值得期待的是那些具有话语权的“领导型学者”[30]，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发挥张五常[60]所谓的“学术独裁”，给普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更加明确、更加坚定的指引——到底什么才是好的管理研究，什么才是研究者应该追求的“实用性”。当然，笔者也希望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学术界可以更加开放地面对那些更理性的政府官员、更有鉴别力的实践者和更加成熟的受众。
4管理研究认识论的探索：对于“范式革命”的一个尝试性回答
基于上述共识及存在的问题，笔者希望给出一个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回答仝允桓所提出的一个“悖论”色彩的质疑——管理研究为什么会“方法更‘科学’，内容无意义”[61]；同时尝试对TSUI[50]提出的“范式革命”给出一种解答。鉴于笔者及合作者已经发表的系列文章[40,48,62,63]，在管理研究的“整体性分析思路”、“情境结合下的方法论取向”、“实证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为思辨研究合法性辩护”等问题上形成的认识，笔者认为管理研究之所以“真诚而不得法”，需要“直面中国实践”，需要“多元化方法论”，其症结就在于，我们太习惯、太满足于生产“截面的”、“去情境的”、“可测变量关系”的研究。长期忽视了“时间性/历史维度”的重要性，即数据关系在时间上的“可重复性”；“情境”的重要性，即跨越空间上的“稳定性”；“非可测因素”的重要性；整体性视角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管理知识的可能形态加以重新的梳理。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较为系统地思考了与管理研究相关的几种知识形态，框架中多是约定俗成的用语，因此无需特别说明，但是有两处例外：①笔者用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覆盖了人们常常习惯采用的定量研究(狭义实证研究)与定性研究(非实证研究)，笔者认为，只要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组织经验，它们都应该是经验研究，都是对于经验世界的一种“主观建构”[40]，各种经验研究的策略、方法虽然不同，但在与经验世界的关联上没有本质区别。与习惯认识可能不同，定性研究不仅仅可以是定量研究的准备，更为关键的是，它还可以处理定量研究难以处理的组织经验；②笔者已经尝试给出了管理研究中“思辨研究”的一个定义，并分析了它的主要基本特征[48]，并通过一张表格(见表2)来直观地呈现这一认识论框架。
从这个框架中容易看出，管理知识主要有3种形态：①经验研究涵盖了各种直接以管理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②非经验研究包括两类：一类是思辨研究；另一类是数学模型，它们都是对经验世界的高度抽象，都试图对本质问题做出猜测，但演绎的方式不同。同时，它们并不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明，但都不拒绝经验事实的检验。③哲学(伦理学)研究主要指针对管理知识生产全过程、研究者、实践者提出的反思和批判。如果我们把这张表当做一个透镜，不针对某些具体的研究，它似乎倾向于怀疑一大批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上比较主流的研究成果(包括我们自己类似的研究)的“实用性”，因为从这张表不难发现，大量主流研究主要是在截面化而非历时性、去情境而非情境化、片段式而非整体性的认识论中生产缺乏重复性、可靠性的碎片知识。尽管它们可以救助于一种标准的“外交辞令”——“本研究的样本有如下局限性，情境有如下局限性，所以，你不必认真对待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免责。当仝允桓质疑为什么“方法更‘科学’，内容无意义”时，借由这个框架很容易给出比较肯定的解答，而且显然，方法的“规范/严谨”永远不能保证“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和“研究成果”的价值，因为偏差是从认识论上就开始的；当大家责怪大量的研究与实践脱节的时候，借由这个框架也非常容易理解，因为被这类研究忽视的那些现象，很可能是管理实践中真正重要的部分，尤其是中国本土管理者的某些实质特征。如果学者批量生产的管理知识，都可以免于“时间、情境、系统分析”的审查，这样的成果怎么可能“不脱节(irrelevant)”，不“talking to ourself”[65]。
要想让管理学知识更有尊严，更加“实用”，不是重新订立标准，不是越俎代庖，不是另起炉灶，不是用“实用性”削弱“规范性”，不是马奇[57]所讲的“明争理，暗争利”，而是重新认识“实用性”，改善管理研究的认识论。在笔者看来，尽管管理知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主观建构，但我们却没有权力在自己的心智尚不够发达的时候，选择一种太过狭窄的视角来期望实现马奇所洞察到的那种“强制”，更不用说这种视角仅仅是从美国舶来的。我们必须与管理知识保持一种开放的、系统的、反思的，而不是封闭的、简化的、固执的姿态，而方法论的多元化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多元化的研究不能只遵循一种规范。我们要逼近现实，讲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真实的故事；我们要尽可能从比较完整的故事寻找“新发现——概念、视角、框架”，以及提供一种能够被实践者意识到的启发性。它应该能超越常识、已有理论，甚至经验。
什么样的管理研究能够产生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从新认识论框架出发，笔者认为有2类(4种)当然的备选者：第1类为经验研究：①特殊的案例研究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故事及其诠释。它需要追溯历史，尽可能长期地“观察、体验”，反复地“收集、比较”，以满足科学研究的艰苦标准；它也需要“理论、直觉、洞察力”，以满足研究的智慧标准；因为在我们看来，只有“完整性”才会尽可能剔除种种“浮浅的归因，片面的解读”。②定量经验研究需要将其视野向“历时性、情境化、整体性”扩展，通过严谨的理论分析以获取更适用于解释中国本土经验的关键变量，而且应该不断提升测量的可靠性。③定性经验研究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经验细节，更深刻的意义挖掘，以促使更多“隐性事实”得以“显性化”。第2类为“非经验研究”。④思辨研究管理学界应当接纳思辨研究[48]，因为它更接近现象的本质，更接近根本的结构和机制。假如多数研究者认为管理世界一定存在普适性知识，笔者更相信唯有对经验世界的超越才会让愿望得以实现。同时，请原谅笔者对于“数学模型”的怠慢，因为个人始终认为管理世界(社会科学)中“最普适”的知识一定是改变人们心智、行为的“伟大思想”，而不是任何“经验法则”。应该是出于个人的无知，至少在管理世界中，笔者(尊重自然科学，但拒绝科学主义)看不出思想必须用数学来包装的必要性。
中国管理研究真的处在“十字路口[66]”，真的需要一场“范式革命[50]”吗？笔者认为，这一新认识论框架的构建可以给出一种较为明确的解答。其“残酷性”在于，它似乎可以“草率”地断言，管理学界已经积累下来的大批学术成果，不管在前文提及的任何一类实用性上，都不大令人满意。这些研究无论给学者们带来了多少荣耀、地位和利益，请允许笔者“狂妄性”地推测那些曾经让学者引以为豪的个人资产或许转眼就会成为一笔沉重的负债！
5“历时-情境-整体”视野下本土领导研究面临的巨大挑战：感受而非经验
正因为新认识论框架的构建和冲击，由席酉民主导的本土领导研究团队(因为笔者参与其中，以下简称“我们”)似乎已经走上了一条荆棘密布的探索之路。从对本土化领导研究课题申报伊始，我们就试图从动态过程、从情境、从系统视角出发研究本土领导，因此，我们无法想象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完成我们的设想，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实证的、诠释的”，甚至“批判的”的各种研究范式。我们不断提出猜想，不断加以反驳，期望用更丰富的经验证据，研究者的体验、领悟以及洞察力，不断逼近那个可能的事实，并随时准备对我们自己的探索加以反思、批判。
基于研究与新认识论可能的关联，我们可以暂时搁置那种寻常的“规范性/严谨性/科学性”质疑，可以“拉大旗做虎皮(比如援引AMJ、ASQ、AMR、SMJ上类似的研究)”以平复饱受批评的焦虑。但客观地说，我们所设计的研究计划，已经给自己带来了巨大挑战。正因为大多数研究者长期接受“狭义的实证研究训练”，缺乏对组织内部复杂性的必要认识(观察、体验、洞见)，我们大家对“历时性、情境性、整体性”研究的驾驭能力都显稚嫩。当我们“强迫”自己进入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统计学等知识场域，期望以多重视角寻求一种系统的知识建构时，作为研究者，我们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年轻”和知识积累的贫乏！尽管如此，当我们有机会从一种全新的认识论出发，并由此开始我们的冒险旅程时，我们坚信无论是国际的、国内的；无论多么主流、多么高档、多么高产，只要它是“去情境、截面化、还原论式”的研究，都不再可能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我们深知，对于人类组织实践的研究，基于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的要求，其视野不可能被无限地放大。然而，如果我们曾经的选择是严重片面化的，尽管我们总要为“系统化视角”确定必要的边界，但这样的研究至少更接近经验事实，因此，我们必须接受挑战。最后，我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找到某些局部的“解决方案”，更广泛的“系统思维”，最为重要地，是探索如何改善中国组织领导者及被领导者的“心智和行为”。
6结语
本文首先梳理了“管理学在中国”学者群历时7年在“脱节—直面—多元—评价”的共识，接着对其中可能存在的几点疑难做了剖析，最后，以笔者前期的研究为基础，针对上述难题，尝试从“时间维度”、“情境维度”、“分析维度”探索提出了一个直观的管理研究认识论框架，并对徐淑英(TSUI)提出的“范式革命”进行了初步解答，期望对中国管理学界有所助益。笔者无法保证自己研究的真确性，只能以自己对学术的真诚示人。或许，个人(包括一个团队)的智慧总不免会受到历史无情地捉弄和嘲笑，我们十分有限的能力也不足以支撑自己在这条坎坷之路上走得更远。但笔者真诚希望“管理学在中国”能感召并汇聚更多的中国管理学者，在已经形成的共识上，不畏压力，不惧阻力，坚持信念，坚守立场，回归“质疑—批判—反思—探索”的学术正途，切实提升中国管理研究的品质和影响力。
我们会成为一个勇于承担，善于开创中国管理学美好前景的学术共同体吗？唯愿“面向未来，春暖花开”！
注释：
①本文无意涉及“中国管理学派”的相关论述、争鸣及后续发展，但正如刘文瑞[1]的评价，争鸣本身恰恰体现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应当遵循的基本规范。其他文章的选择也受到笔者自身认识水平的局限。
②尽管郭毅[2]认为比较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管理学界主体意识的觉醒依然任重道远，但“管理学在中国”专栏已经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③来源：http://www.euram-online.org/r/default.asp?iId=GIFML,2011/9/15
【参考文献】
[1]刘文瑞.守安身立命之地，走继往开来之路：简评《管理学报》近期的系列争鸣文章[J].管理学报，2011，8(8)：1140～1145.
[2]郭毅.地方性知识：通往学术自主性的自由之路——“管理学在中国”之我见[J].管理学报，2010，7(4)：475～488.
[3]罗纪宁.创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之管见[J].管理学报，2005，2(1)：11～17.
[4]郭重庆.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J].管理学报，2008，5(3)：320～322.
[5]韩巍，席酉民.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一个行动导向的解读[J].管理学家：学术版，2010，3(6)：3～19.
[6]罗珉.中国管理学反思与发展思路.管理学报[J].2008，5(4)：478～482.
[7]张玉利.管理学术界与企业界脱节的问题分析[J].管理学报，2008，5(3)：336～339.
[8]孙继伟.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界定依据、深层原因及解决思路[J].管理学报，2009，6(9)：1143～1149.
[9]孙继伟，巫景飞.管理学研究者客户迷失的判定、原因及出路[J].管理学报，2009，6(12)：1588～1596.
[10]孙继伟.论管理学界的价值迷失—实践迷失和客户迷失的深化研究[J].管理学报，2010，7(8)：1117～1122.
[11]孙继伟，巫景飞.论管理学界的研究方法迷失——实践迷失、客户迷失、价值迷失的继续研究[J].管理学报，2011，8(2)：164～172.
[12]吕力.“黑板管理学”的3个来源——操作主义视角下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分析[J].管理学报，2010，7(8)：1123～1129.
[13]吕力.管理学如何才能“致用”——管理学技术化及其方法论[J].管理学报，2011，8(6)：796～804.
[14]陈春花.当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J]管理学报，2010，7(9)：1272～1276.
[15]陈劲，王鹏飞.以实践为导向的管理研究评价[J].管理学报，2010，7(11)：1671～1674.
[16]杨乃定.影响我国管理学科发展的环境障碍分析及对策[J].管理学报，2011，8(7)：970～973.
[17]韩巍.学术探讨中的措辞及表达：谈《创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之管见》[J].管理学报，2005，2(4)：386～391.
[18]韩巍.从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视角看“管理学在中国”[J].管理学报，2008，5(2)：161～169.
[19]周建波.基于中国管理环境的当代企业运行模式[J].管理学报，2010，7(11)：1637～1645.
[20]武亚军.中国战略管理学的近期发展：一种本土视角的回顾与前瞻[J].管理学报，2010，7(11)：1692～1703.
[21]田志龙，王浩.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路径[J].管理学报，2011，8(2)：159～163.
[22]王鉴忠.管理的异化与前瞻：主体性管理新范式探索[J].管理学报，2010，7(6)：791～796.
[23]齐善鸿，白长虹，陈春花，等.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J].管理学报，2010，7(11)：1685～1691.
[24]陈春花.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研究的内涵认知[J].管理学报，2011，8(1)：1～5.
[25]彭贺，顾倩妮.“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内涵与路径.[J]管理学报，2010，7(11)：1665～1670.
[26]刘文瑞.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探讨[J].管理学报，2007，4(1)：16～20.
[27]李垣，杨知评，王龙伟.从中国管理实践的情境中发展理论——基于整合的观点[J].管理学报，2008，5(4)：469～472.
[28]蓝海林，李铁瑛，王成.中国企业战略管理行为的情景嵌入式研究[J].管理学报，2009，6(1)：78～83.
[29]段明明.“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需要跨文化比较研究[J].管理学报，2011，8(8)：1115～1121.
[30]蓝海林，皮圣雷.经济全球化与市场分割性双重条件下中国企业战略选择研究[J].管理学报，2011，8(8)：1107～1114.
[31]郭毅.活在当下：极具本土特色的中国意识——一个有待开发的本土管理研究领域[J].管理学报，2010，7(10)：1426～1432.
[32]郭毅.论本土研究中的他者和他者化——以对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探讨为例[J].管理学报，2010，7(11)：1675～1684.
[33]孙继伟.论实践派管理理论的评价[J].管理学报，2011，8(6)：805～810.
[34]陈春花，刘祯.中国管理实践研究评价的维度：实践导向与创新导向[J].管理学报，2011，8(5)：636～639.
[35]陈春花，陈鸿志，刘祯.管理实践研究价值贡献的评价[J].管理学报，2011，8(6)：791～795.
[36]罗珉.管理学范式理论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7]罗珉.管理学范式理论发展[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38]吕力.管理学研究中的证实、证伪、还原与诠释[J].管理学报，2009，6(10)：1285～1290.
[39]吕力.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哲学——也谈《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逻辑瑕疵[J].管理学报，2011，8(4)：517～523.
[40]韩巍.论实证研究神塔的倒掉[J].管理学报，2011，8(7)：980～989.
[41]刘人怀，孙凯，孙东川.当前管理科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几个疑点的澄清和两种研究方法的评析[J].管理学报，2011，8(9)：1263～1268.
[42]郭毅.制度环境视野下的中国战略管理研究途径[J].管理学报，2006，3(6)：643～646.
[43]苏敬勤，崔淼.基于适配理论的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研究框架：创新视角[J].管理学报，2009，6(7)：853～860.
[44]李平.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理念定义及范式设计[J].管理学报，2010，7(5)：633～641.
[45]梁觉，李福荔.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进路[J].管理学报，2010，7(5)：642～648.
[46]高婧，杨乃定，杨生斌.关于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思考[J].管理学报，2010，7(7)：949～955.
[47]曹仰锋，李平.中国领导力本土化发展研究：现状分析与建议[J].管理学报，2010，7(11)：1704～1709.
[48]韩巍.管理学界应该接纳思辨研究[J].管理学家：学术版，2011，4(7)：23～36.
[49]杜荣，艾时钟，BRUGHA C M.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如何走向世界？——问题、策略及系统方法论层面的分析[J].管理学报，2008，5(4)：473～477.
[50]TSUI A S. Autonomy of Inquiry: Shaping the Future of Emerging Scientific Communities[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 5(1): 1～14.
[51]韩巍.寻找“真实”的方法论[J].管理学家，2007，3(11)：56～57.
[52]ARTHUR G B, SHANNON G T, ALAN N M. Management Science on the Credibility Bubble: Cardinal Sins and Various Misdemeanors[J].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2010, 9(4): 715～725.
[53]EISENHARDT K M, GRAEBNER M E. 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1): 25～32.
[54]邓津N K，林肯Y S.定性研究(第1卷)[M].风笑天，赵延东，田凯，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55]纽曼W L.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M].第5版.郝大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6]杨栋，魏大鹏.科学观之演进与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J].管理世界，2009(6)：124～134.
[57]马奇J G.马奇论管理[M].丁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58]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9]格里斯利P.管理学方法论批判——管理理论效用与真实性的哲学探讨[M].刘庆林，王群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60]张五常.独裁是学术发展之道[EB/OL].(2010-07-06)[2011-09-26]. http://www.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kfq4.html.
[61]杨妍.典范引路、主题讨论、探索新模式：2010“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纪要”[J].管理学报，2010，7(12)：1759，1784.
[62]韩巍，席酉民.不确定性—支配权—本土化领导理论：和谐管理理论的视角[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5)：7～17.
[63]席酉民，韩巍.中国管理学界的困境和出路：本土化领导研究思考的启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0(2)：32～40.
[64]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5]REIBSTEIN D J, DAY G, WIND J. Guest Editorial: Is Marketing Academia Losing Its Way?[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9,73(7): 1～3.
[66]TSANG E W K.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t a Crossroads: Some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 5(1): 131～143.
【作者简介】韩巍(1969-)，男，陕西西安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本土化管理、研究方法论及和谐管理理论，E-mail：hanwei69223@163.com，广东深圳518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