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组织运行中的控制悖论

        【作者简介】张康之，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46
    克罗齐耶认为，“我们业已进入了一种具有悖论意味的循环周期：以往人们为了能够采取行动，重要的似乎在于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力与管辖范围，然而，现在的社会游戏规则，却使得人们宁愿拒绝拓展自己的权威领地，以免变得更脆弱。就现代国家而言，情况尤为如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权力取决于其能够做出的决策数量。但在今天，它承担的责任越多，它在本质上就变得越脆弱。现代国家最为致命的弱点在于，其最受敬重的社会群体与阶层如今厚颜无耻地采用讹诈的方法，人们对此极为敏感，因而使用这类方法易于遭受攻击。所有其他的组织机构，都程度不同地处于同样的境遇之中。所以，假如为了更有效地采取行动，为了更好地控制我们管辖领域之外的局面，而进一步增加国家的特权与管辖权，就会犯下致命的错误。”克罗齐耶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经验事实，这并不能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一种长期存在的控制悖论，而是因为管理者们希望更少地承担责任，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随机性的选择，而不是在组织文化上已经生成了“去控制化”的观念。虽然民主的政治生态和已经普世化了的理念是支持管理者去控制化的，而在实际上，现代组织的最为明显的特征却是控制导向。无论是对组织赖以存在的环境还是对组织自身，都时时有着控制的冲动，试图在每一个方面都实施控制和加强控制。至于某位具体的管理者表现出了对控制不那么热衷，或者在某些组织中没有实施无所不在的控制，那只是一些偶然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组织运行的客观实际却存在着控制导向的不可延续性。因为，人类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它使许多控制技术失灵，使控制变得越来越艰难。不仅在作为微观系统的组织这里，而且在国家、政府这样的宏观系统中，都表现出了控制导向难以为继。所以，现在到了对近代以来的组织管理甚至社会治理中的控制导向进行反思的时候了，而揭示组织的控制悖论就是进行这种反思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组织中控制与反控制的恶性循环
    在人类社会出现了治理要求后，也就有了控制，无论社会治理是以统治的形式出现还是以管理的形式出现，都是通过控制而达成治理目标的。在某种意义上，控制不仅是社会治理和组织管理的基本行为模式，而且也已经成长为一种思维惯性，只要人们思考社会治理和组织管理的问题，总是不自觉地就想到了控制，就会沿着加强控制、改善控制方式的思路去寻求更好的方案。至于控制是不是一种必然选择，至于人类的共同生活和共同行动能否可以不通过控制的方式开展，至于能否去发展出一种可以代替控制的社会以及组织整合方案……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人去想过。作为一种习惯性思维的控制比现实中的控制行为更为可怕，它已经把人们带入一个死胡同，让人不敢想象离开了控制的社会治理和组织管理是一种什么状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近代工业化的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和微观的组织管理模式都只不过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诠释控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社会那个历史阶段中统治型社会治理的控制导向。
    农业社会等级身份制条件下的控制是建立在权力意志的基础上的，是服务于等级统治和压迫的需要。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和组织管理体系依然沿用了控制的方式，其区别只不过是用规则来规范了控制、用科学和技术的方式来改进了控制，使控制具有了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控制毕竟还是控制，依然属于一种把人作为“圈养动物”对待的治理方式，无视人的所谓自由，更不会考虑人的行为的自主性。如果说政治生活中因为有了民主等理念和运行机制而使控制变得较为隐蔽的话，那么，在组织这样一种微观系统中，控制则是无时无处不得到推崇和赞赏的管理方式。存在于组织运行中的控制似乎给了人们一种印象：“管理就是控制”，甚至有人将此作为一个口号提了出来。事实上，20世纪成长起来的管理学也正是建立在控制的原则之上的，是一种专门探讨控制技巧和建构控制模式的学问。如果说迄今为止社会治理以及组织运行中的控制都是有效的，那么，在面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因为其曾经有过的有效性而推荐它。事实上，在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后，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使原先那种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切控制技术都变得不再有效，甚至经常性地呈现出失灵的状况。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组织管理以及社会治理时，需要对控制导向提出怀疑。
    在考察组织与组织成员间的关系时，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看到：“正式的规定性模式并非是没有影响力的，它大体上确定了行为的环境，而且由此也确定了行动者的资源。当然，人们可以说，行动者从来都不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正式系统‘征用’的。然而，只有我们承认系统同样也受到行动者的影响，甚至由于行动者施加诸种压力和控制而败坏，这种情况才是真实的。”我们知道，在组织理论中，存在着组织生命周期问题的研究，它试图去揭示组织从兴到衰的原因。其实，组织的生命周期恰恰是源于组织的控制导向。对于现代组织而言，组织成员被“征用”的属性决定了他必须接受组织的控制，而在组织实施着对其成员的控制过程中，又必然会遇到组织成员的反控制。所以，组织的运行实际上就是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轮番升级过程。在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中，组织的发展走上了科学化、技术化的建构之路。当组织走上了科学化、技术化建构的道路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更是努力用外在于组织成员的规则体系以及组织的结构性力量去控制组织成员及其行为方向。这时，组织成员逃避控制的追求以及任何一种争取行为自主性的冲动，都会引发控制的升级，从而使组织陷入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恶性循环状态，最终使整个系统陷入运转失灵的境地。在组织与其成员互动的视野中，这无疑是一种恶性的互动。
    我们知道，国家是一种组织，政府也是一种组织，现代社会治理就是通过组织的形式开展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在各个方面，都通过组织进行生产和开展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所以，政治控制、社会控制等所有与控制这个概念相关的名词，所指称的都是由组织承担的控制，并且，形成了模式化的控制。从组织的角度看，控制根源于某种不确定性。我们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在人们的共同生活和共同行动中，存在着环境的不确定性，因而有着控制环境的冲动；同样，由于组织成员构成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由于人的个人追求和目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会引发组织行动上的不确定性，因而，需要对组织自身加以控制。围绕着控制这一核心主题，使用了权力、技术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资源去建构起了完整的制度、组织结构、目标系统等，并制造出了相应的文化和行为模式，从而实现了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控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因而，组织控制也走上科学化、技术化程度日益增强的道路。从20世纪的情况看，之所以人们更多地倚重于结构化、制度化的组织去开展社会管理，是因为社会复杂性的增长。在社会变得较为复杂的条件下，结构化、制度化的组织显然要比权力意志执行体系优越得多。所以，“在经济交换与政治管理所涉及的关系网络变得极端复杂时，科层制结构被认为是控制从属单元，使从属单元标准化之最有效、最理性的方式。科层制控制对于扩张政治中心的影响特别有效，处于政治中心和边缘的单元都会被标准化。中央政治组织其下各级官僚机构组织起来，通过它们努力实现整个社会的统一性，取代传统的流动。”
    不过，在通过组织而进行社会管理时，组织的这一控制导向在社会还处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确实显示出了优势，但是，当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时，逐渐地呈现出了一些迹象，那就是，任何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开展行动的做法都会碰壁。然而，从20世纪后期的情况看，社会迅速地跨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而在组织建构或组织变革方面，却没有考虑到这一基本事实，没有放弃控制导向的追求。所以，为了控制日益复杂的局面，为了承担复杂性的任务，为了阻遏不确定性的挑战，不得不增加新的机构和人员，致使组织规模迅速膨胀。即使在社会以及经济各领域中，组织巨型化也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即便如此，组织的控制能力却日渐疲软，而且，总是让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以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呈现给我们，把我们推入风险社会中去。这说明，组织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优势尽失，以至于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根据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事实去重建组织。
    我们认为，社会管理状况的改善决不意味着对社会施以更多更强的控制，而是需要积极地培养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政府应当确立的观念是，“要使社会能够得以调节，唯有减少规则方能奏效；要想管理好社会，唯有减少形式上的权威。假如我们听之任之，不对体系的规则机制模式预先进行改革，一意孤行地进行更多的管制与干预，结果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混乱与复杂的局面，最终导致体系解体、分崩离析。”事实上，就社会发展趋势在组织层面上的反映来看，也会发现，一切变革都是对组织控制导向的修正，其最终前景必将是取消组织的控制导向。即使未来组织中也存在着控制行为，那也应当是服务导向下的和从属于服务导向的控制行为。当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组织的控制导向都将会处于一步一步的调整过程中，仅仅会呈现出控制导向不断弱化的趋势，从组织的控制导向向服务导向的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量变累积过程。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组织控制导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遇到的问题，并自觉地去尽可能地压缩控制行为，就会促进自治观念的成长和自治体系的生成。
    现在看来，就政府组织及其行动而言，也许社会治理者在主观愿望上希望拥有更少的权力，以便承担更少的责任，从而使自己在角色扮演中有着更为优异的表现，并获得更多的升迁晋级的机会，这甚至有可能成为每一个为官者的愿望。事实上，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官员声称自己并不想过多地掌握权力，政府也通过各种各样的代言者宣布或者通过一些实际行动去表达其希望从广泛的社会事务中脱身出来的愿望。但是，在既有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框架之中，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程度越高，产生的问题也就越多，要求政府介入的压力也就越大，而且，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无法逃避的。结果，政府管辖的范围依然会不断地扩大，官员的权力依然在不断地增加，责任和负荷也都处在不断增长的状态中。这就引发了一个控制循环升级的问题，以至于在控制的轮番升级中而使政府陷入要求其控制导向得到不断强化却又总感控制无力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似乎成了一个无法解除的魔咒，而且，私人部门中的组织亦如此，它们对环境的控制、对组织成员的控制，也同样陷入到一种轮番升级的怪圈之中。
    就政府而言，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那就是通过民营化改革而把政府背负的包袱转嫁给了社会中的组织和企业等。但是，人们也很快就发现，这样做使政府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等的经济支撑和权力支撑，产生了政府空洞化的问题。因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又重新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职能定位的基础上和在接纳公众参与的前提下恢复权力、扩大管辖范围和承担更多的责任。结果，政府再度走上了规模膨胀、职能边界扩大的道路。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政府空前地介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更强地干预社会，实施着强力控制。由此看来，社会治理的实践并不像主张参与治理的学者们所想象得那么简单，并不是可以通过某些改革措施而实现对政府的再造的；或者说，简单地想望把民主机制引入政府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政府集权专断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再者，以为不断地申述“责任政府”的主张就可以让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变得更加明晰是没有根据的和得不到证明的。以参与治理为例，当政府的权力在公众参与的制约下而无处施展的时候，必然会暴露出各种各样新的问题。随着新问题的大量涌现，必然会出现一波淡化甚至抹杀公众参与的呼声。那样的话，政府就会重归集权，倒退到历史上的某个阶段上去。实际上，如果不对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的话，这种倒退就绝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虽然政府通过参与治理的方式而使其控制导向得到了一时的缓和，但是，一旦参与治理让政府感受到其行动受到了制约，一旦政府把参与治理看成一种碍手碍脚的做法，就会加以取缔。那样的话，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可能就会升级为一个更高的版本，而且对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所造成的威胁也就会更大。所以，我们希望提出社会治理模式根本性变革的要求，以便社会治理体系以及一切都能够稳步地走向非控制导向的方向。
    二、组织控制导向的“反功能”
    就组织与其成员间关系而言，如果我们不是把组织看作为纯然的机械系统，而是在其中发现了人，那么，立即就会陷入到人对人的控制与反控制的纠结之中。作为组织成员的每一个人，都会竭力谋求对其他组织成员的控制，同时，每个人又都会努力规避他人的控制。由于控制的追求和行动更多的时候能够被反控制的追求和行动所抵消，因而，只有少数组织成员能够成功地实现对其他组织成员的控制，而且，他是借助于对组织的某些资源的垄断或职位、岗位权力的执掌而做到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存在于组织中的控制与反控制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消耗，使组织在理论上可以推定出来的整体力量大于组织成员个体力量之和的状况无法实现，反而恰恰可能是需要用小于号来加以标示的一种状况。事实上，组织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机械系统，即使作为组织理想形态的官僚制组织，也不能被视作为纯粹的机械系统，尽管韦伯希望它是一个理想的机械系统，而且也努力去把它打造成一个机械系统。在关于组织的政治学视野中，“组织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冲突的世界，其运行功能可以视之为诸种理性正面对抗的产物，这些理性是权变性的，多重性的而且是相互分离的，它们为运用可获取的权力资源的相对自由的行动者所采用。”由于存在着这些冲突，使组织经常性地产生功能性障碍，从而不得不通过强化内部管理而使组织存在和运行下去。在对组织管理的强化中，组织本位的意识形态就会得以生成，并成为组织管理的基本支撑力量，使组织管理在组织本位的意识形态下展开。结果，组织就逐渐地从人的社会生活和开展社会活动的工具而转变为人的社会生活的目的。在维护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中，往往造成了环境关系的紧张，甚至会出现为了组织的存在和发展破坏环境的情况。随着这种破坏环境行为的积累，人类社会陷入风险状态也就不可避免了。由此看来，正是组织本位的意识形态，正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自我”中心主义，正是服务于组织本位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需要的控制，把人类引入了风险社会。
    控制导向的组织会时时处于控制环境的冲动之中，由于环境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因而，“组织必须始终不断地寻求控制并且支配这些不确定性，以保护自身，并且促进自身的发展壮大。”从20世纪的组织实践来看，在许多情况下，这样做是成功的。这是因为，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只要组织自身在科学建构中拥有了足够的力量，或者，组织在规模上强大到相对于环境的压倒性优势时，就能够实现对环境的控制甚至支配。比如，在组织的科学建构中，一般说来，都“在组织内部建立专门化的部门，而这些部门是与环境的诸种具体的部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部门将负责与具体的环境部门里的诸种问题与趋势保持接触。它们将保证组织的发展，同时也负责构想出诸种决策，以对可能让它们自己的具体部门里出现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最终结局做出回应。”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人部门中，组织规模都有着持续增长的动力，直至增长到体大无脑、蠢笨难行的地步为止。对于部门中组织规模的增长，经济学和政治学往往从其内部寻找加以解释的原因，或归结为财政的原因，或从权力运行中找到答案，往往找到可以进行批判和攻击的借口。其实，财政的原因、权力扩张的原因都不是主要的，最值得关注的是，组织的控制导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因为，组织为了控制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为了自我保护，为了消除环境中不确定性对组织可能构成的威胁，就必然会产生组织规模增长的要求。所以，一旦组织放弃了控制导向的原则，一旦逃离出控制和支配环境的追求，也就不再会产生其规模增长的要求。即使组织有着充足的财政盈余，也不会用于扩大组织规模；即使组织中存在着“权力攀登者”，也不会通过扩大组织规模去扩张权力。
    同样，组织中的离心倾向也可以从组织的控制导向中得到解释。因为，组织往往是出于环境控制的追求而使自身部门化，即设置若干部门去实现与环境间的专业化对应关系，实现专业化的环境信息获取或专业化的环境控制。这样做的结果是，每一个部门都会在环境中发现那些可能对组织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甚至会对这些因素作出夸大性的想象和描述，从而强调本部门在组织中的重要地位，要求组织增加对本部门的人力以其他资源的投入。这不仅造成了组织规模的膨胀，而且，在组织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各个部门间的竞争也就势必难免。事实上，在每一个部门都强调自己部门对于组织的重要性的情况下，在每一个部门都根据自己的重要性而提出更多的资源要求的情况下，在各个部门通过竞争去争夺资源的情况下，所有部门都将发现本部门的要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会感受到组织领导者对本部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进而产生挫败感。虽然组织的领导者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但是，他(们)又确实无法使每一个部门的要求都得到平等的满足，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表现出对来自各个部门的所谓“重要性”陈述的漠视。可以相信，在组织的环境控制追求中，每一个专业性部门都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每个部门对于本部门重要性的描述也应当被视作为合理的。因为，组织设立了这样一个部门本身，就是对这个部门的重要性的肯定。但是，组织领导者是不可能让任何一个部门的重要性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甚至不能够明确表达出对某个特定部门的偏袒。结果，组织的离心倾向也就因此而滋生了起来。
    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在批评权变理论时指出：“通过根据一组变量来对技术进行界定的方式——这组变量被暗中看做是强加于行动者而行动者又对其无法控制的客观事实——这样一种模式就认定了一种静态的观点，并且想当然地认定了每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事实上每一问题都需要加以理解并且给予说明：为什么、怎么样以及什么样的限度内，技术的特征对于行动者来说会变成限制性力量，以及反过来，在何种程度上行动者能够将这些限制性力量‘视为儿戏’？因为显然，原材料的多样性正与搜索方式中那些可研究和不可研究的文字一样，并不是行动者只能适应的不变或不可变的数据。”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期，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影响组织的因素可能会多到无法把握的地步，有的时候，可能难以确定哪些因素是影响到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以至于无法确认关键变量。所以，通过确立一组外在变量来对组织进行静态把握的做法是不能够被视作为科学的。认识到了权变理论的这种把组织作为一个静态系统来加以把握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把组织确认为一个时刻处在变动中的动态系统了。根据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的观点，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群体行动系统，如果在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意义上对它进行研究，其结论必然与组织运行的实际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如果像权变理论那样把组织放在变动着的环境中，而不是充分地关注组织自身的变动，就会要求不变的组织去控制变动的环境，并在这种控制中去确立组织的优势地位和获得存在与发展上的强势地位。但是，如果把组织看作为一个群体行动系统，也就在事实上把组织看作是一个完全处在动态过程之中的行动系统，这个时候，无论是对组织自身还是对环境的静态控制都不再可能了。由此看来，在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的“组织行动理论”中，是包含着对组织控制导向的怀疑的。
    应当承认，与其他各种组织理论相比，权变理论已经意识到“变”的意义，也已经努力去回答“变”的动因。所以，权变理论的研究会指向环境，努力去把握环境促使组织(策略)变化的因素，并将环境因素制作成各种变量。然而，由于权变理论默认了组织结构、制度规则等不变，仅仅在组织策略的意义上去把握组织的变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说明权变理论低估了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权变理论作为一种组织理论提出并引起了人们关注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尚未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性状。传统的机械观在应用于科学研究时，依然能够在静态观察中形成令人接受甚至令人信服的结论。随着我们的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科学研究赖以展开的思维方式也许应当从传统的机械观转变到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所代表的科学范式中来。遗憾的是，这种转变并未发生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特别是在组织研究中，这种转变也许还要更多的时日。即便是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的“组织行动理论”，也未敢表明自己是基于新的思维方式而去开展组织理论建构的。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呈现于我们的社会中，甚至在世纪之交就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今天，我们时时感受到我们的科学研究需要得到思维方式变革的支持，如果我们不是谋求思维方式的变革，而是满足于传统的机械观，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在社会建构方面所发挥的可能就是一种反功能，组织理论亦如此。所以，在考察组织的控制导向问题时，能否提出组织的非控制导向设想，显然是需要在思维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求答案的。
    三、组织控制导向的合理性正在丧失
    克罗齐耶描述了这样一个经验事实：“一旦走出复杂性的某种限度，那么无论是什么人，都再也无法控制局面。信誉、特别是政府的信誉，就会降低；决策似乎也就无从谈起。与此同时，公民的异化感觉就会出现，不负责任的压力随之加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影响组织的基本因素，甚至决定了社会治理方式的选择。如果说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我们一直面对的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现实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况则是，无论在哪个方面，我们都必须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而克罗齐耶所描述的上述所有现象也都一无遗漏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正是由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让我们看到，公众对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总是不满意，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又总是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力；公众认为政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负责任，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委屈；公众完全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而政府总也无法找到重建信任的途径。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应如何去开展行动呢？能够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发生逆转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唯一可以有所作为的行动就是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去重建社会治理模式，而且，首先应当通过组织模式的变革去承载新型的社会治理。归结到一点就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对一切控制表达了否定性的意见，无论是组织内部的控制还是组织对环境的控制，无论是企业对市场的控制还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都会因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变得不再合理。
    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指出，“人不能像泰罗制的模式所认定的那样，仅仅被看做是一只手，抑或甚至也不应该被看做是一只手和一颗心，如同人际关系学派的倡导者们所声称的那样……两种观点都忽略了这样一种事实：即所有的人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有一颗能思考的头脑，换句话说，他能够行使自己的自由，用更具体的话说，就是他是一个拥有自主权的行动主体，能够进行计算和操作，能够让自己适应环境，并且根据他的合作伙伴的诸种情境和行动策略，做出种种新的回应。”如果从个人利益追求的角度看，人是能够准确地判断出组织使他个人利益得到何种程度的实现，或者说，他会根据自我利益实现状况的现实和预期去决定他的行为选择以及怎样去与同伴一道开展合作行动，而且，在这种合作行动中，通过对规则的遵守，通过对知识以及科学技术的应用，是可以使自己的目标达成的，也同时可以增益于社会。不过，这只能说人是受到利益驱使的动物。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样一种受到利益驱使的动物也可以像亚当·斯密所认为的那样，因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而保证行为结果合乎道德的要求。基于人的这种行动动机而做出的行为选择是可以加以控制的，不管是通过规则体系的建立，还是通过组织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的确立，都可以实现对人的行为的控制，使人的行为在一定的框架下展开，让人的行为有一个确定的方向，那就是在自我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增益于社会。然而，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基于利益谋划而开展行动将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可预测的因素的牵制，从而使一切计划和谋划都无法得到落实。对于个人来说，此时的环境以及前景都变得不可控制了，同样，组织控制作为其成员的个人也在前提上变得那样不确定，以至于无法找到可以对个人及其行为选择加以控制的着力点。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人的基于利益的行动变得复杂而且不确定，控制导向的组织及其治理也因此而不再能够有效地控制人的行为。这在今天还仅仅是以单个的或偶然的迹象呈现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瞻望其未来时，将意味着一种控制全面失灵局面的出现。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百应不爽的理性控制将变得不再可能，如果强行地去加强控制的话，只会使控制变得非理性化。
    组织之所以会发展出一种控制导向，在农业社会的条件下，是因为把人作为了奴役和压迫的对象，而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则是把人作为机械系统的部件看待了。总之，没有把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看待。如果我们把人看作社会性的动物，那么，人作为道德实体的可能性就需要得到承认甚至需要去加以激发。这样的话，人们就能够根据道德意志和道德律令的要求而去与同伴开展积极的合作。从20世纪的情况看，组织成员之所以没有以道德实体的形式存在，是因为组织压制甚至扼杀了组织成员作为人的道德。特别是在官僚制组织那里，道德因素是被作为一种价值巫魅而加以祛除了。官僚制在用科学排斥道德的时候，实际上是把组织成员形塑成了“非人格化”的工具，在组织成员的角色扮演中，被要求从属于组织结构的科学安排，在分工一协作的体制中按照规则行事。但是，由于组织成员作为人的自主性并不能够完全消解，因而出现了组织成员与组织间的不谐和问题。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一再强调，“人类的行为决不能被视同为机械的服从，抑或是既有结构进行压迫的产物。人类的行为始终是自由的表现和自由的产物，无论这种自由在程度上可能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它反映出，在强加于行动者的诸种制约的框架内，行动者做出诸种选择，以利用能够获取的种种时机。由于这种原因，行为从来都是完全不可预见的，因为它不是被决定出来的；相反，它始终是依据环境条件而变化的。”正是由于人被形塑成非道德的行动者，因而需要实施对人及其行为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控制不可能消除人作为人的特性，由于控制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人行为的自主性，从而出现了对控制的反控制。进而，由于存在着反控制的问题，致使组织不得不加强控制和谋求更高超的控制。这样一来，控制得到了轮番升级，进而作用于社会而使我们的社会走进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再进一步，由于我们的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又使一切控制都变得难以为继，甚至走向失灵的境地。所以，此时恰是改变观念的契机，如果我们把人当做社会性动物看待，相信人是有可能成为道德实体的，那么，组织与其去努力控制其成员的行为，倒不如因势利导，定位于对组织成员的积极性的引导上来。
    当然，要求把组织成员作为道德实体来看待还是对一种组织策略的构想，那就是在组织成员道德行为的意义上要求组织非控制化。如果就组织的建构来看的话，我们则需要看到组织成员的环境反应能力。因为，组织作为一个系统是没有环境反应能力的，组织的环境反应能力是来源于组织成员的，组织无非通过科学化、技术化的设置以及权力的行使、组织结构的建立等而使组织成员的环境反应能力得到优化而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把组织建构落脚于组织成员的环境反应能力上来。也就是说，因为组织成员拥有环境反应能力，所以，我们也就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作出行为选择，应当把组织的建构看作为组织成员环境反应的结果，即组织成员环境反应能力的集合形态。如果这样认识的话，组织与其成员间的关系就应当被完全颠倒过来。比较而言，既有的组织都是“以组织为本位”的，是把组织成员作为组织存在与发展可资利用的工具来看待的，组织只是为其成员的活动提供了平台，规定了其成员行动的方向和内容，确立了组织成员的行为模式以及成员间的关系模式。一旦组织与组织成员的关系颠倒了过来，组织就不再是先在性的存在，而是通过组织成员的行动来加以建构的，是组织成员合作行动的产物。当然，这是就组织与组织成员间关系的逻辑而言的，所指的是组织成员拥有对组织的建构权，而不是把组织作为他们开展行动时必须接受的一种不变的平台和框架。当组织成员拥有了组织建构权，不仅组织成员的自主性得到了充分承认并总能产生实践效果，而且，组织与其成员间在今天所存在的所有矛盾和冲突也就都将冰消水解了。
    总之，对于作为行动系统的组织而言，每时每刻都必须将行动建立在对环境的认知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组织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对环境认知的状况。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通过研究发现，“我们对于环境的分析，从来都做得不够，而这个环境正是我们行动所处的环境，或正是我们行动所针对的对象。我们甚至很少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对问题的技术层面和经济层面进行研究、分析和分解，但我们忘记了，这些问题只存在于解决它们的行动系统中，而这些系统绝不是一些简单的物质问题，而是塑造人的结构，这些结构从来就不可能机械地服从最高层或中央监管部门的指令或决策。人类的组织，从不会机械地听从于一个高层领导，或是一个核心控制者的命令或决定。在任何具体知识缺乏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坚守诸种具体的原则立场，并以此为依据来决定未来。”在缺乏环境认知的情况下而强化组织的控制，不仅在环境控制方面会碰壁，而且在对组织成员的控制方面也会遇到抵制、对抗，甚至会导致冲突的发生。所以，出于环境应对的考虑，人也应当是组织领导者必须充分重视的第一位的因素，特别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在迅速变动着的环境面前，作为行动者的人必须根据对环境的认知而随机性地作出行为选择。或者说，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组织对人的以随机性选择为特征的行动能力的培养和塑造不予以重视的话，如果组织不给予行动者发挥潜能和调动行动能力以充分的支持的话，在其他方面投入再多，亦属枉然。所以，我们必须指出，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试图通过控制组织成员而实现对环境的控制已经成为一种过了时的旧思路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不仅不能够这样做，反而需要赋予组织成员以充分的自主性，让他们在应对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方面拥有自主行动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把组织成员作为人看待，尊重他们的自由和自主性，而不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机械系统的构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