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信息革命推动下的数字化经济,对制造业本身的生产范式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具体而言,传统的世界制造业强国中,德国的模式是通过设备和生产体系的不断升级将知识固化在设备上,通过设备的精准和改进,形成全球制成品的核心竞争力与质量保障;日本制造的核心是通过组织文化和人的训练将知识的继承和传承凝聚在产品之中;美国制造业的发展路径比较奇特,是通过数据和移民获得的新知识来解决工业生产问题,并强于颠覆和重新定义问题。
我们无法在模式比较上对这三类不同模式的制造体系进行完全准确的优劣评判。但可以注意到的是,德日制造模式开始受到数字化经济的全面影响,并在微观操作上开始改造制造体系以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例如,在“工业4.0”架构下,德国以西门子的制造体系为例,已经全流程地采用数字传输来定义生产过程,并通过数据把质量、采购、库存、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价值链数据互联,从而产生数据固化设备的生产范式。而在数据驱动市场方面,日本小松通过卫星系统定位,实时监控设备运营并统计工作时间,以判断市场需求。
可见,数字化经济本身不仅是通常理解的互联网数据交互那么简单了。数据作为一种关键生产要素,已经对传统的制造业进行了从生产范式到质量、品质保障和市场开拓的全流程改造与重新定义。数字化经济正在引导制造业向高品质、高附加值与流程减少的方向进行新的革新。
“上海制造”集近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基础为大成,有着良好和全面的基础。经历改革开放的发展,上海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传统制造业的转移与高端制造业的培育,正处于交替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典型的“平台期”效应。具体表现为,新的、集群性高端制造业对经济的贡献度不突出,而传统制造业由于附加值低的原因又无法具备长足的发展空间。下一步,在正视上海制造业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有必要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发展,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上海品牌集群效应。
这里面,一种路径是沿用传统日本制造模式,以大规模组织培训劳动力为导向进行知识凝聚和传承式提升,加强和推广职业教育普及。考虑到中国制造业人口的流动性特征,这种导向和投入有可能取得一些积极效果,但对于上海制造业发展的贡献可能并不是根本的。另一种路径就是抓住全球数字化经济快速普及与发展的机遇,在既有的传统制造业中推广数字化生产范式的普及与应用,通过企业数据和数字化价值链的运用提升、改进制造业的品质,并在品质稳定和保障中提升“上海制造”的品牌效应。
在新的高端产业集群培育中,上海应该充分发挥数字化经济和传统工业化生产范式不同的优势,在大数据和物联网平台的建设、运营上进行创新性突破,并力争使上海成为区域和全国性高端制造集群数据管理和运维平台。这种平台的建设,既是上海城市自身特点的要求,是上海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定位要求,也是数字化经济发展给上海提供的机遇。只要把握好数字化经济的历史机遇,我们就能够重振“上海制造”的辉煌、打响“上海制造”的品牌。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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