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二代” 该不该挂职国企

    
    CFP供图
    日前，广东佛山市首批48名青年民营企业家结束了为期半年的国企挂职生涯。自去年11月底，佛山市从100名报名者中挑选48名青年民营企业家，分派到36家国企挂职。48人中超过一半是70后至90后的“富二代”，其余均是年纪相仿的“创一代”。政府该不该为民企接班人操心？这种挂职模式究竟有无必要？
    理论聚焦
    反对
    政府应做市场“守夜人”，而非民企“总管家”
    在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3.5岁，而不少国外跨国公司的平均寿命是40至50年。民营企业家的后辈培养一直是个难题。作为中国制造业名城，佛山的民营经济产值超过万亿元，占全市GDP的60%，而“二代”们接班意愿不强，普遍存在信仰缺失、使命感弱、移民倾向强等问题。鉴于此，政府让“民企二代”挂职国企，意在关怀民企未来、夯实经济基础。然而，政府此举能否解决“民企接班荒”，恐怕不容乐观，甚至有越俎代庖之嫌。
    其实，佛山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早在几年前江苏省曾通过党校培训等方式来集训1000名“富二代”，就引发争议。
    有人指责政府操心民企接班人是“父爱泛滥”，不无道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责在于做好市场的“守夜人”，让企业能够在公平、法治的条件下实现自由竞争。一句话，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是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最大扶持，而不是直接操心民企的接班人问题，且不说为期半年的培训有多大作用，这种越俎代庖地当起民企“总管家”，管别人“家事”，难免受质疑。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服务于特定群体，为“民企二代”挂职买单，有锦上添花之嫌。 有人担心的，“民企二代”到国企挂职，是为了建立私人关系，方便以后的利益输送，更是让人浮想联翩。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国企经验能给民企带来多大的启示？国企被誉为“共和国长子”，坐享资源垄断、政策红利等优势，民企显然不具备这种“先天优势”，所以国企的市场经验岂足为民企学习？另外，部分国企常被诟病的机制僵化、机构臃肿、长官意志、奢侈腐败等问题会不会传染给“民企二代”？今年以来已经有27位国企高管因违规违法而落马。公务用车配备、业务招待、礼品、差旅、国(境)外考察等职务消费，浪费严重，如果这些对“民企二代”带来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岂非得不偿失。
    “富不过三代”的警训犹在耳边，但锻炼二代的最优方式绝不是送进国企实践，更何况他们是挂任总经理助理或中层部门经理职务。作为“华人第一企业家”的李嘉诚，重在培养孩子“吃得苦中苦”。据悉，当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去美国斯坦福读书期间，李嘉诚只给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费。现在人称“小超人”的李泽楷当年还曾经在麦当劳卖过汉堡，在高尔夫球场做过球童。
    退一万步说，“二代”们不愿意“子承父业”，又何尝不是民企转型的契机？须看到，由谁接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屹立不跨。一些知名的欧美家族企业决不会因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而过于强调对企业的日常管理权。如果“接班人”不适合接管企业，他们也会选择那些职业经理人来进行企业管理，或者采取“托孤”的办法，建立一个由律师、银行家及职业经理人组成的团队协助继承人管理企业。所以，政府与其操心民企的接班人培养，不如完善、发展国内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民营企业要屹立一方，恰恰就是要摆脱家族化元素，走现代企业管理之路。与其硬逼二代们上马，不如发展职业经理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成企业从家族化到公司化蜕变，更有长远意义。 （陈小雁）
    赞成
    既算经济账又算民生账
    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
    有人说，政府管民企接班人的事纯属瞎操心。其实，绝非如此。讨论该政策的是非，首先要看到出台的现实背景。家族企业的传承，一直是世界范围内的难题，在我国尤其如此，尽人皆知的俗语“富不过三代”，就有这个意思。民营经济产值在佛山市全市GDP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占比甚至一度高达60%，同时亦有数据显示，目前近九成的民营企业是家族式企业，未来5至10年大约3/4的家族企业将面临交接班问题。加之佛山属于民营经济发展较充分地区，接班问题更集中、趋势更迅猛。当地首创牵头组织“二代”民营企业家前往国企挂职锻炼，正是基于“治未病”的良好初衷。
    公众之所以对此举产生“奇葩”之论，恰是因为此前做得不够，解释工作做得也不到位。一直以来，我们的公共政策在经济领域存在“偏袒”现象，对公有制企业奉行“父爱主义”，呵护备至，对民营经济体则态度寡淡、厚此薄彼。这与民营经济的贡献度不匹配，也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目标不合拍。
    “民企二代”国企进修，实际上算了两笔账。第一是经济账，民营企业发展好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福音。日前，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再次为民营经济“打抱不平”，他说国有企业占据了中国80%的矿产资源、50%的金融资源，但其创造的GDP还不到总值的30%。反观民营企业，拥有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不多，却创造出了60%的GDP。
    第二本是民生账，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国之策。在“更难就业季”已经到来的情况下，民营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令人刮目相看——截至去年年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2.19亿人，较上年同期增长9.7％。持续、高效、大量地吸纳就业，依然是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每年新增的民营企业有60万到80万，但实际上每年还有10万到20万民营企业在消亡，他们的生死绝不是家事。
    现在有一种论调有失偏颇，值得警惕。每逢政府出手，就有人大喊“狼来了”，在这件事上亦如此。的确，应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市场经济也应该强调自由竞争，但也不能否认政府“出手”的价值和必要。政府通过搭建资源平台，引导民营资源与国企力量的融合，这本就不是直接干预，反而是作为“守夜人”的职责所在。改革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管住管好该管的事。只管收税，不管企业死活，那才是失职。
    所谓利益媾和之说就更荒唐了，从当地做的相关设计来看，决策无论从程序还是结果来看都达到了预期效果。例如经过精心挑选确定挂职的青年民营企业家，接受采访的多名挂职者表示各有收获。本是公开透明，互有裨益的事，何必“鸡蛋里挑骨头”？ （李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