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撬”字上狠下功夫

    当前，我省已经在工业领域推出了“亩均论英雄”改革，在项目领域推出了“标准地”改革，在生态建设领域推行了主要污染物排放财政收费、绿色发展财政奖补机制等制度。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充分利用政府的制度供给，降低体制成本。比如在土地市场改革中，加快实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农民宅基地在更大范围内流转、抵押、担保等，甚至着手解决由来已久的小产权房问题，形成浙江经验。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社会体制改革，关键在于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改革获得感；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方面，我们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来谋划改革，实现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与人民的真实需求相匹配，并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和辨识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进而积极、高效、精准地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过去，我们较多地从人均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等冰冷的数据来表征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而相对忽视了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改革成果的主观感受。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一厢情愿”色彩，将“政府责任”简化为“家长主义”，导致公共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真实、迫切的公共服务需求产生较大偏差，从而政府尽管增加了公共服务的财力、人力投入，却未明显带来或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这种情形必须通过改革予以改变。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既要努力构建社会政策体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又要改善现有经济结构，大力建设民生经济；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还要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形成公民、市场、社会与政府的合力。在共建中共治共享，在共治共享中共建，是我们既把社会治理理解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社会目标，又把它与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的最重要依据。而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发端于桐乡市并在全省燎原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堪称“枫桥经验”的当代升级版，它无论在内涵外延还是治理绩效方面，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全方位的制度性供给是保障，需要开展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建设。
    浙江是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更要成为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的忠实践行地。因此，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不仅要为浙江改革闯关，也要为全国改革探路。这一探路，既是指需要及时总结浙江改革的宝贵经验，使其在不同地区推广、扩散；也是指向高层级政府及时反馈那些制约改革的体制机制约束以及不再符合实践要求的法律法规。突破这些体制机制，不仅是为了更好推进浙江改革，更好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是在全国层面巩固改革成果，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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