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服务功能，推动城市迈向成熟

    有句名言说：“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贡献计算。”一般说来，只有一个人在精神上完全成人，才可能真正理解、认同并践行这句话。这也适用于判断一个城市的成长和进步。在初级阶段，城市致力于发展经济、拓展地盘等；发展到更高阶段，才会更为主动、更有能力承担消除城乡和贫富差异、推进区域协调和均衡发展的责任。
    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大背景下，上海开启了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品牌的进程，让上海的城市名片更加闪亮。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漫长探索，这座兼具传统和现代的中国大都市在心理、人格和精神上“长大了”，并开始进一步贯彻发展和共享的新理念。
    从独特的海派城市发展到这样的高境界，上海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历史阶段和心路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历了从“经济中心”向“国际大都市”的跃升。1983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振兴”，1985年国务院对上海提出“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表明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关心的是“自己怎么富起来”。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以2001年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时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国际大都市”为标志，以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为基本框架的“国际大都市”取代了功能单一的“经济中心”。此后，上海开始按照国际大都市来谋划和布局政策、资源、人才等。
    从深层次来看，上海的“成长”与如何定位直接相关。一般来说，现代大都市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寡头城市”，二是后工业时代的城市群。就发展理念和模式而言，前者的发展目标是在空间、交通、人口、经济、金融、文化等方面成为“寡头”；后者的最高境界是建成具有合理城市分工与层级体系的城市群，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态圈。就城市性格和精神而言，前者像排斥他者和社会的“现代主义者”，后者更像尊重差异、现实中能与他者和平共处的“后现代主义者”。与“寡头城市”的自我中心主义不同，城市群代表了现代大都市发展的新理念和成熟境界。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对外加剧了城市之间的同质竞争，造成区域内资源、资金和人才的浪费和低效配置，“寡头城市”模式不断遭到质疑乃至摒弃。而“组团发展”“共生互动”的城市群，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主流，并为解决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的问题提供了可能。这对上海和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
    从1982年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到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出台，中央实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意志始终如一。但在一段时期内，“长三角的圈始终画不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首位城市的综合能级和成熟度密切相关。新时代，以“扩大服务功能”为突破口和发力点，重构和创新上海的城市政策和战略体系，有助于进一步发挥上海作为长三角核心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职能和使命，有助于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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