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规民约与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重大决策部署。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乡村振兴要坚持全面振兴，通过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统筹谋划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为新时代重塑乡规民约的乡治功能提供了广阔舞台。作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规范体系，以王阳明《南赣乡约》、朱熹《朱子家礼》、吕氏四贤《蓝田乡约》等为代表的乡约圭臬，在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今天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启示。
    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振兴中的秩序生成功能。明正德十一年九月，王阳明临危受命，历时一年半时间，先后平定了福建、江西、广东等地数十年的祸乱。为了对初定的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王阳明制定《南赣乡约》与《十家牌法》，同时，推行保甲弭盗安民，设立社学推行教化，设立社仓以济灾荒，从而构建起官府主导推行的乡约、保甲、社学、社仓四者合一的乡治模式。《南赣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强调相互帮助、维护社区治安、进行社会监督和移风易俗等方面。其目的在于整饬社区生活秩序，加强以自我约制为主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从而使“各安生理，勤尔农业，守尔门户，爱尔身命，保尔室家，孝顺尔父母，抚养尔子孙”，避免“以众暴寡，以强凌弱”，使民“永为善良”，“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从而以“兴礼让之风”，“成敦厚之俗”，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王阳明推行的乡治，使当时的南赣地区风气焕然一新，“民无重赋，家有田耕，城郭乡村，一派清明”。
    就今天来说，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秩序稳定是保障。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已经出现了很多诸如理事会、议事会、新家训家风、新乡贤等创新模式，为乡规民约秩序生成功能的时代转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我们要充分借鉴《南赣乡约》与《十家牌法》等乡规民约在保障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新乡约的积极作用，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振兴中的道德培育功能。南宋淳熙三年，大儒朱熹有感于当时道德废佚，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慨叹道：“呜呼！礼废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所以他从恢复道德礼仪出发，制定了《家礼》。朱熹认为“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于是在《家礼》中恢复了传统宗法主张，并把贵族之礼引为庶民之礼，使自古以来“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得到了根本改变，乡村道德培育的制度基础从此确立。自此以后，《家礼》在民间迅速传播，几乎家藏一本，人人得见而遵行之。朱熹根据儒家倡导的由“尊祖、敬宗、收族”扩展到“严宗庙、重社稷”的家国意识，从《家礼》扩展到《乡约》，亲手制定《增损吕氏乡约》，合并了乡约和乡仪的相关内容，并且增加了“读约之礼”。这一增订大大增加了道德培育的成分，通过礼制的仪式感，促进了乡约的传播和发展，为后世乡村道德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内核和形式架构，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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