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城市社会稳定体系

    然而,这一分配制度自身也会因人格化特征而存在不稳定性。它不仅会随着核心权力群体或个人的变动而产生变化,而且无法满足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对于确定性的收益分配和风险分担的特殊需要。更重要的是,人格化的分配制度可能会导致强势群体进行结盟,从而对分配制度进行调整以有利于自身发展。而这可能会导致相对弱势群体在分配制度中处于不利地位,增加社会冲突发生的风险。
    与人格化的分配体制相比,制度化的分配体制具有较高稳定性。当制度化分配体制能够平衡社会分配失衡时,该种分配体制也将会为相对弱势群体的合理权利提供保障。那么,在实践中,如何实现合理的制度化分配体制?对于合理分配体制的认可、设立和运转,充分有效的参与性制度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条件。参与性制度能够发挥基础制度的功能,从而成为其他制度合法化的必要程序或保证。当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有效参与、讨论和表决来决定某一分配制度的合理性、设立实施等问题时,则分配体制也将得以制度化,并能关注到共同体内部各利益相关者的合理权利诉求。
    其次,将制度化的分配体制建立在参与性制度基础之上。在改革开放之后,人格化分配方式仍然能够发挥作用,但国家的目标已发生改变。国家将主要目标调整为“增长”,因而,没有充分满足福利需求。加之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先原则,使得公平有效的资源分配难以实现。当国家以“增长”为目标,并退出福利供给领域时,权利的代表、诉求和维护也必然需要依靠自身去实现。从这一角度而言,参与性制度的建立和运作是分配体制发展到后期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平衡社会分配失衡、减少相对弱势群体和降低社会不稳定程度的一个制度性要求。
    最后,挖掘和激活现有参与性制度资源。现代性是多数国家努力追求的目标,然而,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政治参与行为及参与性制度的建立应该被控制在合理的强度和规模范围内,以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改革和稳定这一多重目标。在这一原则下,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应充分挖掘和激活现有参与性制度资源。如此,才能使相关政治体系对社会参与行为、制度承载能力及可能后果实现较为有效的控制。
    显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制度资源。听证会制度和信访制度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参与性制度的属性,但这两者是对特定个人、人群或区域内的某一具体公共事务或决策进行参与表达、讨论。这就决定了,听证会制度和信访制度无法从更一般的、普遍性的公共事务层面来反映参与性制度的功能和角色。对于相对弱势群体的产生和不稳定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个偶然的或局部性的小问题所导致。基于这样的判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种参与性制度资源,是缓解和解决这些系统性问题的对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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