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公民更应当关注税收干什么用了

    研究税收一般都是从政府的角度，关注政府的制度、政策应该如何调整和改革，而从民间、个体和家庭角度来研究税收一直都很少。我认为，税收是征纳双方的关系，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过去一般研究征的一方，其实也应考虑纳的一方，即纳税人的权利以及各种制度、政策和法律对其的保障。
    经济因素影响中国家庭的现代化转型
    我对税收更熟悉一些，但是税收与家庭的关系这又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今天的讲座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挑战，大家一起共同探讨。
    近几年中国家庭研究提出了一个说法，家是一个个经济合作单位，有共同预算，承担着共同的赋税负担，拥有共同的财产。这种说法有中国的特色，继承了中国传统对家庭的认识，同时又考虑了近些年现代化发展进程对家庭的影响。至于家庭学界的认可度和研究前景，我不十分清楚，但至少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庭定义。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家庭确实发生着变化。有几个一般性的看法，一是家庭规模趋向于小型化，造成家庭结构核心化。所谓核心化，就是父母加上一个孩子。二是家庭的功能，从经济单位转向情感满足。在传统社会，妇女没有工作和地位，就是相夫教子的角色，必须依附于丈夫。现在的夫妻双方都要去工作养活一个孩子，有一个不工作都不可想象，负担很重。现在说让妇女回到灶台是轻视妇女，其实想回也回不去，现代社会似乎更注重情感的结合。三是家庭内部关系，性别之间趋向平等。
    就现在报刊反映出来的信息，维系中国家庭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因素，除了感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上海电视台《老娘舅节目》调查，80%以上的感情纠纷与经济紧密相关，剩下20%还不见得都是感情因素。即将组成小家庭，或者已经组成小家庭的年轻人，将来怎么生活？经济条件直接决定着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了能不能买得起房子，能不能安自己的小家。不少80后跟我说生活的艰难，他们面临婚姻和生孩子的重担，交纳的“五险一金”不知道谁在花，尽管不断在交保险，但是他们对未来没有任何把握。80后考虑问题比较注重经济因素，考虑自己未来生活的处境，这是情有可原的，所谓“闪离”也不能完全用感情因素来解释，去年发生的“加名税”和因房产税而出现的离婚或假离婚风潮，都说明经济因素对现代小家庭的冲击。设身处地为现在的孩子想一想，不考虑经济因素，只考虑感情因素，怎么过日子？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这个细胞都不稳定，社会稳定从何而来？
    个体家庭的因素应纳入税制改革考量
    家庭经济和税收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是我们的研究却远远不够。我们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税收问题可能就更加实际。现在说要开征房产税，也要开征遗产税、赠予税，两税并行。房产税已经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营改增之后，决策者在考虑重建地方税制体系的问题，尽快推出相对靠得住的税收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
    我想特别强调，形势变了、经济条件改变了，新税必然要推出，但在推出的过程中，不要增加老百姓的税收负担，这也符合公报的精神，即“稳定税负”。新税种要开征，有个前提：老税种必须减下来，原来缴纳的跟老百姓直接相关的税收，比如个人所得税，还有间接税，比如增值税、营业税等，都有减税的空间。中国增值税率17%，减到13%行不行？这一届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推出新税的同时，怎么来减老税。未来推出来的税种都是直接税，比如说房产税和遗产税，意味着大家的税收负担是实实在在增加、个人或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减少。间接税是直接对工商企业征的，但可以转嫁到价格里。所以买东西为什么贵，物价高，就是税负高。
    财政税收改革的特点是专业化比较强，且离政治太近了。政府征税的过程，其实也是跟纳税人博弈的过程，不能有一方太软弱无力，该说话时不能沉默。我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就是80后、90后，即所谓以自我为中心的私有财产意识和个人追求自由的意识觉醒。他们建立的小家庭，已经带有西方私领域的意识，任何人不能侵入我的家庭，政府也不能侵入我家庭的利益，会因为财产、经济问题、个人利益，去跟政策制定者斤斤计较、寸土必争，然后国家法律制度和政策才会相应调整，只有这种调整个改革才会真正有利于民间。
    先有个人和家庭，才有社会，这个先后关系在中国一直都是本末倒置，强制的社会压制着家庭。在中国，申张个人权利，不惜血本跟公权力叫扳，都是好现象，不能靠维稳换来国家的稳定和谐。而应该像一位台湾学者所说，一个社会，凡是个人能够做的，社会就不要做了，凡是社会能做的，地方政府就不要做了，凡是地方政府能做的，中央政府就不要做了。从个体到家庭、到社会，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道理和逻辑。
    个体家庭的需要是社会如何进行改造、制度如何制定的依据，这颠覆了以往对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理解，包括我们后面要探讨国家应该怎么制定经济政策、税收政策，每一种税在设计的过程中考虑政府收入的因素、地方经济的波动，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就是税收对家庭的影响。这几乎是被税收研究完全忽略的领域。
    现代社会讲“个体家庭”，跟过去理解的家庭又不一样了。比如现在离婚很常见，美国离婚率达40%-50%，可是社会仍然保持着稳定，没有说离婚率高了社会就会解体。而国家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税制制定，是以个体和照顾家庭的因素为依据的，美国的政策就是如此。比如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如果夫妻共同申办，比个人申报的税负要轻，这就成为税收对婚姻的一种保护。如果离婚了，税制也具有保护个人法定权利的作用，不至于税负过重，社会保障也是针对个人设置的。如今男女双方权利关系趋于平衡，家庭的多元化和流动性增强，成为个体家庭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要手段。中国家庭流动性很强，造成征税的困难，但是因此就说不能实行家庭征税，没有那么严重。美国一百年前就开始建立起以家庭征税的方式，现在我们有这么先进的技术和这么严格的户籍制度，为什么就不能以家庭为单位征税了？
    影响现代家庭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上海80-90年代的经验表明主要是住房。而现在是什么呢？我认为影响一个家庭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可能是税收，住房买不买得起跟收入有关系，而收入的多少跟税制有一定关系，最根本的问题是政府对个体家庭征税时有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税收改革或转型应“诏令有信”
    在历史层面，中国传统家庭的税收是怎样的，中国人怎么来看家庭和税收的关系问题，我大致归纳了三点：
    第一，中小家庭是国家的主要“输税者”，养活这个国家成千上万的家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最清楚的就是朱元璋，他用一篇长篇大论来教育太子，说亿万小农在田间劳作纳税，皇族才能过舒舒服服的日子，将来你做了皇帝要善待百姓。那个时候皇帝对家庭跟税收的关系就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税收是影响家庭经济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中国古代时，经常对家庭施以重赋，但也有相反的时候，比如西汉文景之治持续70年轻徭薄赋，甚至连续12年免除农民小家庭全部田租。西汉之后还有唐朝、清朝，号称历史上三大盛世，出现盛世原因都是税负轻。因此我们要认真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里提供的重要经验，社会稳定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合理的，而且应该是轻型的税收。
    第三，除了税收轻重的辩解，还有“诏令有信”的问题。大家熟悉的，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其实就跟家庭与税收的关系有关，老百姓宁愿被老虎吃了也不回到村里，不交税，这是一种很悲剧的反抗。孟子说，一个农民家庭主要有三种税，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如果三种都征就太重了，会导致家破人亡的。唐史上说，唐德宗走进一户农家，问这里的百姓快乐吗？户主魏光奇回答说不快乐。唐德宗问及原因，魏光奇说“诏令不信”。对话中主要说了三点，第一，朝廷说好了两税之外不再征其他苛捐杂税，可实际上两税之外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秦晖教授曾提出“黄宗羲定律”，说明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税负一年比一年重，税负是越来越重的，不会越来越轻。第二是政府向农民征购粮食，皇上有令要给老百姓钱，但下面落实不了，粮食收走了，不见给钱。第三是过去征税、征粮都是就近征收，但现在越交越远，来回好几百里路，车坏了，牛死了，农家撑不下去就破产了。
    《金陵琐事》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陆二卖灯草，价值不过八两银子，可是沿途却遇到多处抽税，抽走四两多，结果到了青山，又有收税的来了，这时陆二已经身无分文，实在无法可想，干脆一把火烧了灯草。现在行业垄断、国企垄断，宏观来说都是对民间的税负压迫，所以这两年是民间企业倒闭的高潮。
    我一直都有一个观点，税收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用110个字写税收，这是前所未有的。过去长治久安一般都是说国家的大政方针，而将税收和长治久安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一次。统治者从来都将税收看作是统治的基础因素，只不过我们要推进现代社会的转型，如果完成不了转型，税收和传统社会的税收也没有什么两样。
    每个公民都该过问关乎生活的税收
    税收与现代家庭密切相关，税由家庭中的成年个体分担，复杂的费用扣除标准将是未来税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确保纳税人家庭基本生活不受影响。比如，个人所得税将来如果改成像公报说的，往综合性的税制过渡，改成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形式，那么首先扣除问题就非常重要。
    分类税制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就是执行分类税制，将收入分成11个类别，变成11个税目，分别计算和征收。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实际上有11种个人所得税。不要认为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就是那3500元，那只是11种税里工薪部分的所得税。比如稿费就要扣20%的税，劳务费的税率20%，当然也有一定的速算扣除，但微不足道，税负仍然很重。大家都在过问3500元是不是能提到5000元或是1万元，其实没有意义，那10种你没有过问，这里涨到1万又如何？还有一种说法，现在财税部门说，全国十多亿人只有2000万人在交个人所得税，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外，再提高“起征点”，至少官方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政府也承认税制不合理，开始向综合税制推进。美国的税制就是综合的，所有收入计算到一块，然后算一种征收的方法，特别注重的是扣除，美国税制的扣除计算得非常细，它有一个原则，凡是过日子的钱都可以扣除，购买第一套住房，甚至有时候第二套住房都可以扣除，可以不交税，分摊到若干年。孩子上学、赡养老人的费用都可以扣除。甚至美国第一次赌博输钱，在一定额度内也可以扣除。就是实际生活应该有的费用都要扣除，剩下的就要算税，这保证了个体家庭日常生活不受实质性影响。
    过去我们考虑税收对效率的影响，实际上家庭能不能正常生存和发展，也是一种效率的体现，可是我们没有强调这一点。我希望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扣除标准，凡是过日子的钱就不该交税。孩子上学、赡养老人、医疗、购房支出等都不交税，甚至上班要购置一套新西装，工作用的支付，用上班获取的收入维持家庭，这些都属于必要生活支出，可以不交税。买油盐酱醋的钱，更不能交税。我们这么多税务专家们，应该好好帮助民众算算这笔账，不该交的税就坚决不交，侵犯了居民日常过日子的税是恶税。
    税制设计要更加适应纳税家庭的具体情况。家庭处于多元化和流动的过程中，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尤其是逐渐向综合税制过渡时期。税收为现代家庭享受国民福利提供财政来源。拿走的税怎么用，是不是更多地用于改善福利了，我们都必须过问。比如房产税，为什么要交，我们过问过吗？政府部门认真地解释过吗？我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或者税收专家，解释说征收房产税是为了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这个解释大家怎么能够接受呢？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关心的是征税之后干什么用了。房产税将来是地方税，在西方国家有专款专用的性质，定向改善社区的公共服务。我在这个社区买房，墙体之内是我的房子，之外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都是通过我交的税建立和改善的，社区之内的道路、座椅、消防设施，门口的公交站，甚至社区旁边遛狗拴狗的设施，还有社区居民消防培训等。基层设施和财政有关系，而基层设施更跟大家有关系，我们交税之后就会过问这些设施会不会得到改善，光过问那个3500有什么用？
    最后就是间接税改革的问题，也构成对每一个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增加了税收负担。今后我们除了关注直接税税制改革，还要关注间接税的税制改革。
    (南都评论记者隽永 实习生邱慧君 整理)
    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