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沃尔夫：高收入经济体前景堪忧

    劳伦斯o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给所有依然乐观的人泼了一盆冷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度研究会议一个专门小组会上的讲话中，这位美国前财长认为，高收入经济体可能很难恢复到危机之前的常态。他还勾勒出一幅令人焦虑的未来场景：需求长期疲弱，经济增长缓慢。萨默斯并不是第一个看出所谓"长期停滞"可能性的人：危机爆发以来，思虑周全的分析师们就担忧日本"失去的十年"在其他地方上演。但他提出这一看法颇具勇气。
    为什么要相信他的说法？我们来看看西方经济体的三个重要特征。
    首先，2007-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复苏一直都非常疲弱。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只比五年多前的危机前顶峰时期增长5.5%。相对于危机前的趋势，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在下降。此外，尽管美国推出了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这种疲软状态一直持续着。
    第二，今天受危机重创的经济体，在危机之前曾经历杠杆水平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在金融和房地产领域，房价也出现大幅上涨。这是一种"泡沫经济"。很多政府，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政府，还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然而，在危机之前，经济过热的典型症状（特别是高于趋势水平的经济增长和通胀）在英国或者美国都没有出现。
    第三，在危机之前数年，长期实际利率一直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尽管全球经济增长强劲。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英国长期指数挂钩金边债券的收益率从接近4%下降到2%左右，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又下降到零以下。美国财政部通胀保值债券(TIPS)也是类似的情况，尽管时间上晚一些。
    因此，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金融体系的健康，或者是减少危机爆发前积累的过量债务，是不太可能带来完全复苏的。原因就是，危机是由金融过度行为导致的，而后者本身就掩盖了经济中早已存在的结构缺陷，或者如我所说，是对这种缺陷的一种反应。
    其中一个缺陷就是"全球过量储蓄"，也可以称之为"投资缺乏"。较低的实际利率就是这种"过量储蓄"的证明：寻求生产性投资的储蓄，要多于可以运用这些储蓄的生产性投资项目。
    "过量储蓄"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全球失衡"：东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石油出口国以及几个高收入经济体（特别是德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净资本出口）。这些经济体成为全球其他国家的储蓄净供应国。危机之前是这样，今天依然是这样。
    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吸收了全球大部分的过量储蓄，但没有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2000年之后，尽管廉价信贷随手可得，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还是在下降。原因之一就是投资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实际投资比重保持稳定，而名义投资比重却在缩减。除了2000年之前的股市泡沫期间，企业还依靠自身的储蓄来支撑投资，而不需要从其他地方融资。
    因此，流入美国的储蓄，都变成了美国家庭和政府的借债。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使得经济依靠家庭净借债维持平衡的情况更加难以为继。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这应该会提高家庭储蓄：收入大于支出的最富人群，在变得更富的过程中往往会增加储蓄。这个问题的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就是，吸引穷人在超出承担能力的基础上借债，以维持支出。但这种做法在2007-08年危机期间捅了大娄子。
    简单来说，世界经济产生的储蓄，要多于企业希望借贷的量，即使利率非常低。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多数重要高收入经济体也是如此。
    于是过量储蓄成了当前需求的限制因素。但鉴于它还对应着疲弱的投资，因此也意味着未来供给的缓慢增长。这一困境存在于危机之前，但危机使之恶化了。
    那么该如何应对呢？面对储蓄意愿大于投资的情况，一种应对方式是进一步降低已经为负的实际利率。这就是一些经济学家倡导提高通胀率的原因。但这点很难实现，即使它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走向复苏之路》(The Road to Recovery)的作者安德鲁o史密瑟斯(Andrew Smithers)强调，另外一种可能是，直接消除企业投资面临的障碍。他最痛恨的就是"奖金文化"，这种文化鼓励管理层通过回购来操纵股价，而不去增加生产性投资。
    还有一种可能是，利用今天的过量储蓄大力增加公共投资，这是萨默斯谈及的，也得到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的支持。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向低碳型增长转变。另一种可能是促进资金向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流动，这些国家有最好的投资机会。世界上这么多的储蓄，在显然不存在投资机会的地方寻求投资机会，却回避有可能存在机会的地方，这是没有道理的。
    高收入经济体发生的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这一基本观点是有说服力的。而难以为人相信的是，这些国家企业投资的激增，将能够吸收全球过量储蓄。说到底，人们为什么要指望老龄化、高工资、经济疲软的国家做到这一点呢？但这些国家确实面临着比单由危机带来的破坏更大的挑战--尽管危机的破坏已经很大了。它们可能在更久远的长期内一直面临疲软的需求和不足的供给。
    因此最好的应对方式是，采取措施提高生产性私人和公共投资。是的，这个过程会伴随一些错误。但相比接受穷困的未来给我们造成的代价，冒一下犯错的风险还是值得的。
    译者/王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