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十二五”是调结构的好时机
开栏的话:
发展与改革,始终是新中国60年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两大主题。从本期开始,本报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共同开设了这个“国庆60年?改革10人谈”栏目,约请在体制改革、政府转型、金融改革、财税改革、社会转型、企业改革、农村改革等领域的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就各自关注的话题发表见解。这组文章,我们将注重突出文章的前瞻性和建设性,希望能给广大读者在思考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发展问题提供有益的帮助。
明年国家将着手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年要为明年制订规划准备系统的资料和提出初步意见。我想对制订“十二五”规划提出一些个人想法。
中国经济去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一定程度上陷于困境,经济增速在大起后大落。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从2003年以来连续5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而这种高增长又基本上沿袭粗放扩张模式,因而积累了不少问题,出现了几个大的失衡或不协调。一是内外需失衡,二是投资消费失衡,三是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四是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冲击,使中国的几个失衡问题突显出来。
针对严重情况,中央提出扩大内需保增长调结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最难的是调结构。调结构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这是很艰巨的任务,且要用慢功夫,急不得。
制订“十二五”规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打算,着力解决四个失衡问题,特别是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以便更好地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可持续的较快增长,更好地于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现在讨论和研究中国经济形势,较多的是短期内能否走出下滑局面率先复苏。我个人认为,在政府多项刺激政策和措施带动下,中国经济有望较快走出困境,较早复苏,今年8%的增长目标有可能实现。问题在于,这些刺激措施能否使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包括这些刺激措施能否持续,如贷款的飞速增长能否持续,使中国经济走上V型轨道。如果这些刺激措施只能短期有效且措施本身也不可持续,就有可能让经济向上走一阵后再次向下探底或多次上下,走W型轨道,这比走U型轨道还糟。因此,对于治理中国经济问题,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要让目前采取的措施为以后的顺利发展制造障碍。
为了改善投资与消费结构,应考虑采取更加积极的鼓励消费的政策,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都应更多地用于民生工程,以便提升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应把改变居民消费比重过低作为最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逐步解决,只有这样,扩大内需才能落到实处,经济增长才能转移到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轨道上。
制订“十二五”规划,还要很好制订“十二五”期间深化改革的规划。改革是解决几个失衡的强大动力,只有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经济社会才能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同时,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也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一,我们要抓住国际市场资源特别是能源产品价格不算太高的机遇,积极推进资源能源产品如水、电、原油、天然气等价格改革,使它们的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应致力于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放松政府管制,而不是靠政府去理顺价格。最近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很好的。这是一项基础性改革,能减少以至消除资源能源价格的扭曲,对于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实践经验反复证明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二,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对于加快金融、电信、铁路、公用事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服务业就业岗位,有重要作用。要增加就业岗位,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这就必须克服各种体制障碍,打破各种“玻璃门”,在可以放开市场的所有领域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机制。
第三,要尽快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社会动荡不安不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出现各国老百姓挤兑现象,得益于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我们要吸取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抓紧建立这一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制度。
第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转型。要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就要使财政尽快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应将大部分用于民生工程,增进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这对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结构,也有重要意义。物业税很重要,能有效遏制对房地产的过度需求,应尽快施行。
第五,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应以追求GDP增速作为主要目标,而应以人为本,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六,推进各项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助于扩大消费的各项改革。包括较大幅度提高财政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金额,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继续推动家电等电子产品和农机、汽车等大规模、低价格进入农村市场,提高最低生活补助标准,建立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建立对农民工失业的援助制度等。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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