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杰：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要靠市场和法治

    
    
    4月7日晚间，媒体公布了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为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针对中小企业面临的生产成本上升、融资难融资贵、创新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完善财税支持政策、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改进服务保障工作、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等六大方面，提出了23项具体意见。《意见》切中中小企业在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政府各部门提出了十分具体到位的指导意见，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中小企业的关怀。
    一、发挥民间力量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一条出路
    在江苏无锡，笔者走访了一位老企业家。他的企业向银行申请一笔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因为企业抵押物不足，需要用企业家私人的物业做抵押物，贷款手续还要企业家和和夫人一起到场，现场签字摁手印，现场录像。这样的贷款，企业家和家人要承担无限责任。他激动地说：“贷一次款享受了犯人待遇”。
    目前央行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是4.35%，但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利率一般都会上浮20%，再加上贷款保险、各种名目的服务费等，企业到手的资金成本一般都要达到7%-8%，而去年同期民间借贷利率也不过10%-15%。民间借贷门槛低，无需抵押、手续简便，有些企业索性直接找民间借贷解决短期资金困难。
    《意见》在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政策、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支持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减轻企业融资负担、建立分类监管考核机制重点扶持中小企业业务等五大方面作了面面俱到的安排。但实际效果既要看借贷双方的需求，更要看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自身规律。
    据媒体称，全国4200万中小企业仅有150万家能获得银行信贷，仅占 3.5%。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世界性难题。融资难必然融资贵，融资渠道少，企业需求大，则必然导致贷款利率上升，可以说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银行看来，中小企业的资产数量和质量都欠佳，风险承担能力相对较弱。同时，中小企业的单笔资金需求量较小，单位运营成本高于大额业务，银行的收益就会相应下降。信贷利率取决于风险管理的成本，如果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没有实质性提高，贷款利率则不会有实质性下降。金融机构“嫌贫爱富”、“抓大放小”是必然选择，因此国内现有的金融机构不把中小企业作为重点业务也是符合经济原则的。金融服务有其行业规律，大银行给中小企业服务的成本过高，很难解决中小企业的生产性流动需求。
    按照《意见》设计，国有大型银行要完成支持中小企业的任务，开发各种金融工具，支付较高的风险对价，这样的“拉郎配”不知可否持续。笔者认为，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应在市场化原则上解决。政府过多地推动、补贴“普惠金融”，可能会使得金融企业的生产率下降，竞争力减弱。如果中小企业的需求真实存在，不管大中小金融机构，都有金融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必然会根据市场需要，配合政府的宏观政策，自发为中小企业创造金融产品，拓宽融资渠道，最终获得双赢。
    现实中我们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的民间借贷比较成熟，它们与当地中小企业同根生共枯荣，对客户的征信成本很低，风险控制手段多样，且处置能力强。这些草根民间信贷组织，在现代金融制度建立之前几百年就已经存在，滋养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和发展，完全有必要为当下经济发展所用。建议政府适当放松金融管制，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获得合法地位，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
    二、环境保护中的法治原则
    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2017年初步完成“大气十条”的阶段性任务，再到污染防治攻坚战，每次行动都像闪电战一样所向披靡。环保部门在督查、整治过程中，对要关停的企业实行“两断三清”，即断水断电、清原料、清设备、清场地。2017年上半年，仅京津冀“2+26”城市就有17.6万家“散乱污”企业面临关闭。《意见》特别要求各部门在环保执法中，避免对中小企业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置措施。
    一个正常设立、运营的企业都应该是合法获得政府许可的，企业的财产和权利应该得到保护。如果污染治理的结果是治理责任人的灭失，那环境恢复的周期可能会更漫长。“一刀切”手段扭曲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本质，成为侵害企业产权、遏制经济发展，间接破坏生态平衡的推手。更直接的危害是企业关停后，地方出现的就业危机、消费畏缩和经济不景气。环保治理中简单粗暴的做法，反而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反制因素。
    环保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一般企业没有专门的环保部门，对于环保设施的改造、建设也都是陌生的。很多地方环保机构不给企业以辅导，也没有相应的第三方机构参与改造建议。企业感到无所适从，环保整改达标难、费用浪费成为企业家的一大困扰。浙江湖州一家丝绸印染企业，因为自建厂房，没有达标的污水处理能力，环境部门要求停产整改，但不提供整改的技术建议。由于工厂地处乡镇，当地县市级都没有相应的环保公司，导致该企业想改都难以实施。老板对我说，（政府）你告诉我达到环保标准需要怎么做？要花多少钱？我算的过来就继续干，算不过来就关门停业。否则企业和企业主永远笼罩在违法阴影之下。
    环保标准连年升级，地方政府层层加码。江苏南通的一家外向型的玻璃钢制品企业，连续三年每年投入50万元用于管道、锅炉改造。前年改造达标后，第二年又颁布了新的环保标准，年年投入，年年不过关，累计投入了150万元，老板心里仍然忐忑不安，不知道明年的标准会不会变。而如果排放标准一步到位，只需要投入50万元即可达标。环保标准的变化导致改造费用浪费严重，企业负担逐年加重，企业主不知所措。
    有些地方政府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燃煤发电机组未达到超低排放的全部停产。某中部大省仅有七个市在这个“2+26”城市名单中，却要求全省都按照超低排放标准执行。该省在2018年9月公布的《XX省热电联产规划建设管理办法》中第二十五条规定：严格热电联产机组环保准入门槛，燃煤、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达到超低排放标准。本可以按照国家标准正常生产的电力、重工业企业面临停产整改危险。更重要的是，以利用农作物秸秆为燃料的农林生物质发电行业，也将随这个任性的《办法》而前途叵测。
    农林生物质发电是国家支持、推动的新能源环保产业，开发利用农林生物质能资源可以促进农村生产发展，显著改善农村的村容村貌和居民生活条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环境，增加农民就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阳光产业。但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无解决超低排放的可行方案，该省现有的生物质发电项目将面临生死考验。急功近利的环保措施，也会成为环保发展的障碍。
    环境保护是全民共识，政府有义务积极推动，企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每个企业都是独立的法人组织，具有合法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相关部门应该按照法治原则处理环境保护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关系。简单粗暴的处置措施，既丧失了法治精神，也损害了政府信用。
    三、中小企业最需要公平的市场规则和法治环境
    中小企业是大企业的少年期，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正是培养这个经济体的未来。
    相比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具有机制灵活，创造力强的优势，能够快速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天然适合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中小企业是先头兵、主力军。中小企业生命力顽强，在面临危机时可以快速转型，是稳就业、稳经济的重要角色。中小企业个体虽小但群体巨大，它们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中小企业解决了80%以上的就业，是民生的基础载体。
    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差异化发展，在市场上具有特殊的竞争力，它们体量小，但在体质上它们不是弱者。因此，政府应该放弃父爱主义，给中小企业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自由的竞争平台，如《意见》第一部分所言：按照竞争中性原则，打造公平便捷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和发展动力。
    政府应该更加注重法治建设，维护社会正义，让市场在金融服务、资本、劳动力等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市场化、法治化制度下让企业自由生长。
    作者：唐大杰，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转自财新网2019年4月16日  原标题：《警惕环保“一刀切”侵害中小企业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