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创新中国模式 构建“三多”型社会

    核心提示：过去30多年，中国模式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段、面对“三低”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其特点是市场与政府“两只手”共同作用；在实践中渐进完善；以增量带动存量；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发展。新时期，中国要从中上等收入国家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强国富民，为此必须构建“三多”型社会，即以城市人口占大多数的市民化社会、以中等收入群体为多数的橄榄型社会、以消费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要实现新时期的发展目标，现有中国模式需要创新，为其赋予新的内容。
    经过30多年的演进发展，确实产生了中国模式。对现有中国发展模式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中国模式的产生和成型有一个演进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中国模式是分不开的，其贡献应该充分肯定。从未来中国模式创新来说，其内容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还包括社会转型、政治转型等方面，而且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转型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经济结构转型，况且他们还互相关联。
    “中国模式”的四大特点
    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都在热议“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有不少人将“北京共识”归纳为“中国模式”。其实，“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是一个内容两种不同表述方式。在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中国确实创造了“中国模式”，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内容极其丰富，很难用简单一句话去概括它。中国模式有四大特点：第一，威权政体加有干预控制的市场经济，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行市场经济，让市场在配置资源要素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又不放弃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相比，他们是让市场“一只手”充分发挥作用，政府尽量少干预，而中国是两只手推动经济发展。当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这只手既没有完全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同时又大力引进市场这只手，于是两只手共同发挥作用，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尽管政府这只手过度干预市场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使得未来经济发展成本提高，但她为经济快速发展开道，大大降低了即期的发展阻力。
    第二，这种模式是通过渐进式改革建立起来的，是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的，而且是被动式的。不是说一开始“中国模式”就很清晰，是走一步看一步，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发展过来的。这种模式是在中国经济即将走向崩溃边缘时起步的，为了应对危机不得已而为之。当时中国有5、6亿人没饭吃，几千万精英没有前途，改革开放首先是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急迫问题开始的，至于什么模式那时根本没有顾及到。
    第三，这种模式是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发展起来的。为了在较短时间内突破传统体制下资源配置和既有利益分配格局，决策者在生产、流通、贸易、信贷、汇率等领域，普遍采取“双轨制”，比如实行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国有企业实行“一厂两制”，优先支持个体户和民营经济以市场方法配置资源取得发展。结果可想而知，参加增量改革的群体分享的利益远远大于原有体制，于是存量部分也纷纷要求改革，加入新的改革发展行列。
    第四，这种模式以最小的成本获得了最大的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稳定，使中国成功地从低收入水平迈向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在“一穷二白”条件下，上边给政策、下放权力，允许下面试，鼓励基层大胆改革。而且，没有条条框框约束，即“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从实践看，这种改革是以最小的成本支出换来了经济社会的最大发展。
    中国模式，首先是取代了准军事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破除了搞阶级斗争的管制政体，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传统体制把人分成好几个阶层等级，形成“与人斗、与天斗”的畸形社会氛围。中国模式打破了这种体制氛围，把亿万人民的积极性都引导到发展方面来，形成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共识，这是中国模式的最大成功。中国模式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起初目的是什么？第一，首要任务是治穷。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要崩溃的边缘，城乡存在着大量贫困人口，老百姓要饭吃的呼声十分强烈。要维持社会政体稳定首先必须治穷，只有老百姓有饭吃了，城乡居民才能安心过日子，否则他们会不顾一切冲上街头的。第二是精英要出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存在着几千万知识青年，还有被“文化大革命”打倒和荒废的一大批干部和教师，他们看不到未来，没有任何前途。中国模式在建立过程中为了调动精英的积极性，采取了一种让大多数人都受益的方式，就是鼓励知识青年考大学，回城办企业，为老干部平反昭雪，鼓励包括村长、镇长、市长等精英们积极参与改革开放，使他们在改革开放中都能获益，精英们获益后反过来支持改革，推动改革开放。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模式是通过改革开放让大多数人获得了好处。所不同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获益人群是不同的，获益的多寡也是有区别的。开始是穷人获益多，后来是精英群体获益多，再到最后是核心精英群体获益最多。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模式是成功的，穷人有饭吃，精英有了上升通道。还有好多穷人改变了身份，进入到精英阶层，这是不能否认的。
    二是手段。各级政府参与经济发展，利用公共权力动员公共资源和社会力量，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大办产业开发园区，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后来又积极发展重化工产业。这是一种典型的生产型社会制度安排，供给长期超过需求，产业结构过度偏斜制造业，结果是消费持续小于投资进而小于生产。在生产能力连续过剩的情况下，政府又鼓励对外出口，由此又形成了大量外汇结余。
    三是对象。这种模式面对的是“三少”社会，适应的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段的社会结构。第一是社会结构中城市人口少，农村人口多。第二是中产阶层少，低收入人口多。第三是生产多，消费少。目的、手段、对象与模式是密切配套的，去掉哪个都不成立。结论是，现有中国模式是渐进式，逐渐从模糊到清晰，从单一到系统，最后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对中国模式不能全盘否定，它有成功之处，它将中国GDP总量扩大到全球第二，将数以亿计的穷人变成了中产阶层，使中国人均GDP从200多美元提高到6760美元，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同时，对中国模式也不能全盘肯定，它有阶段适应性，存在的矛盾问题也有累积性。
    中国模式还需要继续创新
    中国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更好地适应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迈进。今后，中国要想强国富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顺利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必须构建“三多”社会，即以城市人口占大多数的市民化社会、以中等收入群体为多数的橄榄型社会、以消费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面对新时期的发展目标，恐怕现有发展模式还无法适应，必须进行必要的创新，为其赋予新的内容。从国际经验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使本国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国家都是如此。但是，当一个国家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成功迈进时，以往的发展模式开始失灵，而且仅仅有经济结构调整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国际政治事务结构转型的及时跟进。这四个方面哪个方面缺少都不行，像战后的日本、后来的韩国、新加坡，包括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都是如此。
    中国模式创新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国际经验表明，在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消费在需求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消费占GDP一般都在70%以上。因此，经济结构转型实质上就是要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国的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2013年，我国投资占GDP比重为47.8%，消费占GDP比重49.8%，其中居民消费仅占36.2%，我国消费率既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明显低于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显然，偏高的投资率和偏低的消费率，是不利于中国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必须尽快调整失衡的需求结构，不断降低投资率，将消费率提高到合理水平，为中国建立消费型社会创造条件。为此，要想尽办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居民有钱能消费、有钱敢消费。比如，在宏观上，应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的改革，降低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的比例，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所得比例；在微观上，通过税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改革，调节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另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较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社会保障补助标准，让他们既能有钱消费，也敢于消费。同时，改善消费环境，完善市场基础设施，拓展消费领域，拆除各种关卡，降低税率，让老百姓愿意消费、多消费。
    第二，促进社会结构转型。将来中国是要构建两个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一个是中产阶层占大多数，另一个是城市人口占大多数。过去我国是农村人口多，低收入人口多，将来当我们迈进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时，城市人口和中产阶层人口将占社会的大多数。一般而言，橄榄型社会理念与金字塔型社会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市民社会与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是不同的。这就需要社会管理方式创新，建立新型社会治理体系，提高执政者的社会治理能力。就目前来看，我国的中产阶层人口过低，城镇人口不高，是影响社会结构转型的两大制约因素。根据有关资料，当前我国中产阶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为21%，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只有36%。而目前，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在60%以上，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为77%。显然，中国要想在本世纪中前叶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大的差距要缩小。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比例低、城镇化水平不高，关键是收入差距扩大，阶层固化不流动，底层人群上升通道不畅，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滞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受阻。因此，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障碍，从制度上不断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间收入差距，打通阶层流动渠道，给底层人群创造上升的机会。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不断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条件，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和均等化公共服务，尤其是进城农民与当地居民在医疗、养老、就业、教育、保障房等方面应有权利享受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
    第三，推动政治结构转换。随着中产阶层扩大，城市人口增多，老百姓恐怕需要更加扁平化的社会公共权力结构，更加充分的民主，需要更加充分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生存权、发展权、财产保护权、公共事务参与权、自由表达权利等。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将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过多的用于同资本结合，做大经济规模，追求高额的财政税收回报，这恐怕难以适应未来发展需要。因为中产阶层和城市居民的视野更宽，保护自身权利意识更强，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更高，用传统的、纵向化的管控做法恐怕满足不了他们的新期待。在这种条件下，不是政府想做什么，就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是政府怎样做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新形势变化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改变居高临下的工作作风，放低身段，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让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放到阳光下，接受人民和社会的监督，真正做一回人民的公仆。
    第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社会结构转型，都需要一个好的体制机制。比如怎样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使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弥补市场不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才能推进市民化社会的形成、橄榄型社会和消费型社会的建立？我想应该选择重点领域加快推进改革。就当前来讲，可优先和重点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和垄断行业、城乡二元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破除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体制障碍，完善政府在宏观调控、加强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五，国际政治事务权力结构分享与新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与美国的距离在不断拉近。可以预见，在2020后中国经济总量将很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毫无疑问，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获益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有利的国际自由贸易秩序。今后30年，中国要想成长为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依然离不开世界。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要想充分利用国际环境，并为自己创造有利的国际游戏规则，分享国际政治权利，就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成本。比如，当前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权利结构变动中，如何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和软实力，既能灵活地适应国际游戏规则变革，同时又能培育和寻找同盟改革那些不利于推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国际准则和章程，更好地为自身发展服务。又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甚至军事上，需要付出多大的责任和成本，才能为自己创造相适应的国际地位，为此我国还要对国内进行怎样的改革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缜密谋划的。总之，当前和今后，中国要更多的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进行改革，围绕强国富民目标，实现中国模式的创新，为顺利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创造条件。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