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为什么希腊没有选择退出欧元区？

    6月17日希腊大选结果解除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警报，全球投资者缓了一口气。此次希腊政治领导人动作还算迅速，不到一周时间（6月22日）组阁成功，新政府宣誓就职。“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总理第一把火就是将所有内阁部长工资削减30%，显示了新政府削减政府开支、实施财政紧缩、重塑市场信心、重整国家经济的决心。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问题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前路漫漫，艰难曲折。新政府是否能够凝聚民众意愿，真正实施漫长痛苦的财政紧缩和结构改革，尚在未定之天。外部援助自然必不可少，内部改革才是治本之策。未来日子里，地中海那个美丽的国家，是否还会再次传来令世界人民大惊失色的消息？我以为可能性不低于50%。
    希腊大选之前，许多朋友斩钉截铁地预言希腊会退出欧元区，大选结果让诸多“欧元预言家”大跌眼镜。为什么会失算呢？主要是他们只算经济货币账，不算政治账。从法律角度说，没有哪个欧元区成员国可以要求或迫使另外成员国退出欧元区。去年到法兰克福参加德意志联邦银行会议，我就此问题亲自询问德国中央银行行长魏德曼，他的回答毫不含糊：德国人不能要求任何成员国退出欧元区，更不能迫使某个成员国退出欧元区（尽管魏德曼强烈反对欧洲中央银行“放水”挽救欧债危机）。欧元区协议或章程也没有任何具体规定，说明成员国如何可以依照某种程序申请或自动退出欧元区。所有关于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预测，都是基于一个假定：那就是希腊拒绝执行“三驾马车”（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紧缩条件，三驾马车则拒绝支付救助资金，希腊于是被迫宣布无力按期偿还到期债务本息，宣布国家破产。然而，就算是走到如此极端的最后关头，也不意味着希腊就要退出欧元区，重新启用过去的货币德拉克马。某种意义上，这好比美国纽约州或加州宣布无力还债或破产（纽约州历史上曾经多次破产），绝不意味着纽约州或加州就要抛弃美元、自主发行本州钞票一样。
    即使只算简单的货币经济账，也很难得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结论。根据许多国际银行和智库的分析，截止目前，三驾马车和私人投资者为希腊债务危机已经付出的直接成本接近1500亿欧元（包括债务本金减免、利息减免、债务延期、利息返还等等）。大选之前，希腊就已经宣布要和三驾马车重新谈判救助条件，估计三驾马车还会让步或减免600亿欧元。也就是说，挽救希腊留在欧元区的直接成本大约为2100亿欧元。间接损失（经济衰退、股市财富蒸发、资金外逃、失业痛苦、社会动荡等等）当然无法计算。
    然而，希腊退出欧元区的直接损失要远远超过2100亿欧元，最保守估计也超过2600亿欧元，一般估计至少超过4500亿欧元。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间接损失难以估量。有机构估计，希腊退出欧元区对全球金融和经济的冲击，至少相当于2008年雷曼破产诱发金融海啸的一半或三分之二，欧元对美元汇率可能跌破1:1水平，全球经济肯定陷入二次衰退之深渊，欧元区经济衰退速度可能超过-4%。
    其实，即使在希腊国内反对三驾马车紧缩措施最“疯狂”的日子里，民意调查显示，差不多85%的希腊人民仍然不愿意退出欧元区！既不想要紧缩措施，又不想退出欧元区，鱼与熊掌，二者可兼乎？预言希腊退出欧元区或欧元区解体的主要依据，就是此“鱼与熊掌”之二律背反终究无解，所以希腊退出或欧元区解体只是时间问题。还记得去年9月在德国慕尼黑开会期间，一位英国资深经济学者与我们五位力挺欧元区的与会者打赌，说2012年9月之前希腊必定退出欧元区，赌注是一瓶价格不低于300欧元的红酒。看来今年9月再赴慕尼黑，有望品尝英国人奉送的上等好酒了。
    鱼与熊掌，果真不可兼得乎？非也。宣称希腊退出欧元区是挽救困局唯一出路之人士，他们的逻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坚信浮动汇率或所谓独立货币政策是最有效的经济调节机制。浮动汇率有效论或独立货币政策优先论的鼻祖算是凯恩斯，后来弗里德曼和约翰逊等人发扬光大。此派理论认为：希腊加入欧元区，就相当于与其他成员国实施永久固定汇率，货币政策烟消云散。危机袭来，除了紧缩财政，别无选择。然则民众极力反对，紧缩无法实施，堕入两难深渊难以自拔。假若壮士断腕，愤然或断然退出欧元区，抛弃固定汇率，采用自己国家货币德拉克马，实施浮动汇率，汇率自然直线贬值，可以立刻刺激出口和经济复苏，出口增长和经济复苏增加财政收入，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奈何死守单一货币和固定汇率？
    弗里德曼是浮动汇率有效论最有力的鼓吹者，却也是著名格言“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发明者。然而，上述汇率贬值解决一切问题之逻辑，其实还是免费午餐之逻辑。试问：假若汇率贬值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那还需要经济学者和政治家绞尽脑汁设计那些复杂的政策措施干嘛？一有经济困难，将汇率贬值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殊不知，天底下确实是没有免费午餐的。假若希腊重新启用德拉克马，汇率急剧贬值必然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名义汇率固然可以大幅度贬值，真实汇率则可能大幅度升值，所谓刺激出口增长的效果将是“水中月，镜中花”。远为麻烦的是，一旦启用新货币，大规模资金外逃、银行挤兑在所难免（最近一段日子里，仅仅因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预言甚嚣尘上，希腊和西班牙银行体系就已经面临存款流失的巨大压力了）。银行体系一旦崩溃，经济复苏的前景将愈加暗淡。就算退出欧元区可以赖掉全部债务，国际金融市场将长期对希腊关门，谁还会为希腊经济融资贷款？谁还敢到希腊投资兴业？
    的确，最近数年围绕欧元前途和欧债危机的辩论里，好些论者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尤其是以英国《金融时报》为代表的一些英美媒体，经常大肆传播的一派论点就是：“生存还是毁灭？”欧元单一货币区只能选择一条出路。他们心目中的所谓“生存”就是实施完全的财政整合，并最终走向“欧洲合众国”；所谓“毁灭”，就是欧元解体，重新回到各国使用主权货币之时代。他们以为，完全的财政整合或“欧洲合众国”几乎是天方夜谭，所以欧元区解体就是唯一出路。
    历史经验证明：上述极端派论点失之偏颇，甚至完全误导。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单一货币区和固定汇率并不必然排斥结构改革和财政紧缩。经过两年多的痛苦折腾和反复争吵，我想希腊人民、欧元区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越来越深刻地明白了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寅吃卯粮是无法持续的，免费午餐是不可能永远吃下去的。赤字高企、债台高筑和债务危机是某些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福利制度和工资制度走向极端的结果。仅仅依靠减免债务、多印钞票或者期望“玩弄”汇率，最多可以止血，却不能造血，可以终止危机蔓延，却不能根本走出危机，可以防止经济崩溃，却不能唤醒经济活力。解铃还须系铃人，基本制度造成的问题，只能依靠基本制度的变革来解决，时间可能长达10年以上。希腊如此，西班牙如此，欧元区如此，某种程度上，英美日亦如此。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专栏“观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