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人民币国际化是真正的金融革命

    全球金融大变局
    从2007年次贷危机算起，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今年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总体来看，人类经济体系还远远没有从此次危机的巨大冲击里缓过劲儿来。2011年几乎所有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都下滑，中国也不例外。我的判断，2012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肯定无法复苏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美国在好转，欧洲整体可能接近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英国和日本情况也非常不乐观。发达国家不好，拖累新兴市场经济体，所以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将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目标调低到7.5%，是客观正确的判断。当然，我们所面临的调整远远不止增速放缓。
    欧债危机还在持续，有一点儿好转的迹象，但不确定性还有很多，希腊的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要实现财政健康稳定，绝非易事。欧债危机将欧洲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分裂的欧洲。北欧可以说基本没有危机，南欧危机非常严重。欧洲的改革和复兴非一朝一夕可以建功。美国债务还在累积，从2009年算起，美国每年联邦财政赤字都在1万亿美元以上。今年国会两党还要围绕债务问题吵架，何况大选在即。我多次说过，从长远看，全球经济的主要威胁是美联储为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得到广泛重视，但我们需要高度重视，采取对策，尤其是要制定长远战略。
    金融危机以来，所有发达国家都搞量化宽松，美联储为首，英格兰银行、日本中央银行甚至是急先锋。欧洲中央银行原本坚守德国人的哲学，反对无休止的量化宽松，但次贷危机、金融海啸尤其是债务危机持续冲击，欧洲中央银行顶不住压力了。去年年初我写文章就说，欧洲中央银行肯定顶不住。去年下半年欧央行掌门换人，意大利的德拉吉取代特里谢，市场普遍预计，此公上台就会搞量化宽松，果不其然。德国人非常恼怒。担任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德国人愤然辞职。我们看看，欧央行两次量化宽松就向市场释放了超过1万亿欧元。当然，他们用的词儿是“长期融资操作”，不叫量化宽松，本质上一回事儿。欧美人最爱创造一些稀奇古怪的名词，搞得外人莫名其妙。譬如什么次级贷款，其实就是垃圾贷款或高风险贷款，什么量化宽松，其实就是印钞票。创造一个新名词，外人不知道是何方神圣，高深莫测。其实就是滥用货币特权。
    量化宽松恶果累累
    全球性量化宽松产生什么恶果呢？一是虚拟经济加速与实体经济背离。现在时髦的口号是货币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但事实上，虚拟经济正在加速脱离实体经济。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有一个测算。2010年，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已经是实体经济差不多四倍了。美国是四倍多，欧元区和英国都接近四倍。10年前也才两倍，1980年时代虚拟经济规模大体与实体经济相当。这是一个大麻烦，我认为这是全球经济金融货币动荡的基本根源。
    虚拟经济自己搞一套，自我循环，恶性膨胀，所以许多人大骂“投机赌博资本主义”，却也毫无办法，怎么解决？找不出好的办法。
    譬如说，2009--2011年三年间，美国四家最大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税前利润总额，超过六成都来自金融交易，相互之间炒来炒去，大搞衍生金融交易，大搞国债买卖赚钱、赚利差、赚佣金等等。你看美国、欧洲、英国这几年给实体经济的信贷增长很慢，甚至负增长。银行赚钱更多依靠金融交易，自我炒作。全球金融衍生品名义价值说不清有多少，起码数百万万亿美元。外汇市场日交易量超过4万亿美元，全年超过800万亿美元。其实全球每年真实贸易额不过20万亿美元左右，全球GDP每年也只有60万亿美元。
    大宗商品成为金融投机对象
    量化宽松引爆的另一个大变局就是将大宗商品变成彻头彻尾的金融投机商品，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与实体经济之供需关系不大了。有些外国经济学者动不动就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你们中国人需求增加太快，全球性通胀是你们中国人搞起来的。我告诉他们，这是胡扯，不符合事实。我们看看最近这些年，大宗商品的供供给和总需求大体持平，甚至还超过总需求，为什么会出现价格暴涨？主要就是金融投机。去年11月法国戛纳G20 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建立“合理透明的大宗商品定价和调控机制，扩大产能、稳定供求、加强监管、抑制投机”。大宗商品的金融投机确实已经成为全球金融稳定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输入性通胀的巨大威胁。
    国际货币体系本质：转嫁危机、转移财富
    为什么美联储、欧央行、英国等发达经济体能够放胆大搞量化宽松？很大程度上，它们以此来转移金融危机的负担和成本。你看这三个地方有什么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是世界金融中心所在地，都是老牌的金融帝国主义国家，是垄断资本也就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发源地。
    我们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什么体系呢？我经常讲，可以用美元本位制加浮动汇率来概括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也可以用“两个75%、一个80%、一个90%”来概括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就是说，美元和欧元加起来，占全球外汇交易总量的75%；占全球债券发行量的75%；占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80%；占全球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总量的90%（美元64%，欧元26%）。英国和英镑仍然不可小视。英镑储备货币地位比不上美元和欧元，但伦敦是世界主要金融中心，某些指标甚至还超过纽约，为世界第一。我看到最新的统计数据，英国银行体系存款与GDP的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为什么会如此之高啊？主要就是英国银行体系吸收了大量全球资金。我们国内银行竞争存款已经白热化，其实国际上争夺存款也非常好激烈啊。英国凭借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资金到伦敦去，创造利润、创造财政收入、创造就业，一举多得。伦敦金融中心给英国带来的利益实在太大了。
    美国、欧元区和英国：全球金融三巨头
    如果你看看这些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美国、英国、欧元区完全就像是世界的银行，他们凭借储备货币和金融中心地位，以极低的利率或成本吸收全球资金或存款，然后再拿到世界各地去投资高收益资产。最新统计数据，美国海外资产是20.315万亿美元，负债是22.786万亿美元，但海外资产的收益率超过负债成本至少3个百分点甚至5个百分点以上。因为美国海外资产都是高收益的直接投资，负债则主要是国债和公司债，收益率极低。现在美国短期国债收益率几乎为零。全球资金依然趋之若鹜，相当于世界免费把资金给美国人使用。天底下哪有这么爽的事情啊？事实却真有！
    欧元区和英国也差不多。欧元区海外资产高达21.971万亿美元，负债高达23,620万亿美元。英国海外资产高达14,539万亿美元，负债高达14,857万亿美元。英国GDP排名落到差不到世界第七了，金融却依然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所以我时常想起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的一句话：货币金融霸权总是非常长久！
    储备货币地位给美国带来多大利益？很难测算，单凭他们可以随意印钞票救银行、救企业、救政府、大肆为赤字融资，单凭超过5.5万亿美元的外国资金以极低代价借给美国人使用，替美国人的军事开支买单，你就可以想象储备货币和金融中心利益有多大。假若美国不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国家，2007、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美国早就破产了，许多金融企业早就完蛋了。但伯南克可以坦然肆意滥发货币来应对危机，全世界的资金还忙不迭去买美国国债。去年8月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级别，举世哗然，结果美国国债收益率不升反降，到去年11月、12月期间，美元甚至变得比黄金还牛，比黄金还“安全”！奇哉怪也！
    通过滥发钞票、制造通胀、创造信用、操纵汇率、掌控国际货币体系话语权，美国将金融危机的负担和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假若下一波危机到来，美国还会故伎重演。因为全世界还没有找到一个替代美元的货币，还没有办法约束美联储。
    争夺全球货币金融制高点
    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是一般购买力的创造机制，是全球财富的分配机制，掌控国际货币体系，意味着你可以创造一般购买力去购买全世界，意味着你可以将全世界的真实财富据为己有。所以当年法国总统戴高乐谴责美国：“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美国的赤字是不流眼泪的赤字。”
    过去我们主要从汇率制度安排、货币政策、储备多少合适等角度去看国际货币体系，那是很不够的。金融危机教会我们从国际战略角度、从国际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角度、从国家兴衰角度、从大国竞争角度去观察国际货币体系。所谓价格体系，无论是国内价格体系还是全球价格体系，从来不是一个什么公平公正的价格体系。经济学教科书上讲的东西，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白菜萝卜、鸡蛋韭菜的价格与石油、铁矿石的价格没有什么两样，与货币、公司股权和债券的价格没有什么两样，好像经济世界和价格“世界是平的”，大错特错。
    世界价格体系从来就是一个金字塔体系，谁能占领货币金融制高点，谁就能掌控和操纵全球价格体系为自己利益服务。全球经济金融制高点就是储备货币和金融中心。谁掌握这两个东西，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起码数百年可以立于不败之地。17世纪的荷兰阿姆斯特丹、18-19世纪的英国伦敦，20-21世纪的美国纽约，皆是如此。
    中国最需要金融大战略大思维，最需要国际金融战略家
    我有时非常感慨，中国人真的比较缺乏金融思维，尤其缺乏国际金融大战略大思维。你说中国人害怕风险，害怕冒险，不喜欢金融创新，似乎不对。全世界赌场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身影，要是真怕风险，去豪赌干嘛？但回到金融创新上，就是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股市也要涨停板，亏钱就要找政府，就要上街。
    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到纽约，全球金融中心演变历史其实就是大国演变历史。金融对大国崛起、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讲得好：“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怎么深入理解这句话，我认为我们做得非常不够。从阿姆斯特丹到论断再到纽约，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就是不要怕风险，鼓励金融创新。这些世界金融中心都是在风险和危机的惊涛骇浪里成长起来的。破产、倒闭、亏钱、跳楼何足道哉，浴火重生之后的金融中心更加强大。要不是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金融创新产品，伦敦和纽约怎么能够将全世界资金都吸引到那里去呢。
    人民币国际化是大战略
    这就回到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改革开放的大问题上来了。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关心中国，中国人民银行一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全球股市应声上涨，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调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全球股市马上下跌。所以许多外国朋友讲，现在全球货币权力掌握在华盛顿、法兰克福和北京三角手里，了不得，也应该如此，很正常。
    为什么？中国GDP世界第二、出口世界第一、进口世界第二（很快会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潜在市场规模（人口）世界第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世界第二、许多产业产量世界第一……你还可以说出很多来。这样的考试成绩，不可能不引起世界高度关注。所以中国要搞人民币国际化，全世界就热烈辩论，到处开会讨论，问七问八，尤其是中国是否有雄心壮志要取代美元，中国是否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新的金融货币霸权。这是自然的反应，你那么大经济体量，货币不可能永远躲在后台不出来，经济总量那只脚站到第一排最前面位置了，货币金融那只脚还能够永远站在后排观望、裹足不前吗？那迟早要翻跟头，站不稳。
    事实上，现在人民币在全球市场上“相当火”。到巴黎、罗马、法兰克福，机场免税店热烈欢迎以人民币结算，著名奢侈品牌LV法国总店也是欢迎人民币结算，要是用我们中国的“银联卡”，还可以打10%折扣。瑞士苏黎世最著名的奢侈品一条街—巴恩霍夫大街上，到处是“银联卡”的牌子。欧洲已经有许多直接兑换人民币的店子。周边国家使用人民币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许多央行愿意储备人民币，许多国家鼓励人民币贸易结算，许多人希望直接以人民币到中国投资，还有许多中国企业希望直接拿人民币到海外投资。这些发展都是令人鼓舞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利益毋庸置疑，不需要讨论了
    当然，问题仍然在？国内有许多人问：干嘛要搞人民币国际化？有什么好处？风险可控吗？坦率地说，全世界有资格谈论货币国际化和储备货币的国家没有多少个，不到10个吧。小国无论多么发达，都难以成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国家和金融中心。譬如瑞士很厉害，经济最发达，国家最美丽，瑞士法郎也是储备货币之一，瑞士金融发达举世闻名，但论国际影响力，
    无法和美、欧、英相提并论。
    中国如此之大，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货币国际化和成为储备货币国家，其实是不用质疑的，可以讨论怎么办，如何才能办的更好。但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人民币为什么要成为重要国际储备货币？我们为什么要参与国际一般购买力的创造和分享？我们为什么要削弱美元、欧元和英镑利用储备货币转移世界财富的霸权？我们为什么要防止这些国家以货币金融手段掠夺我们的大量财富？这些问题，历史早有借鉴，彰彰在目，是不需要去质疑的。
    人民币国际化要过三道关
    核心问题是如何尽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将潜在风险尽可能降低。必须明确，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跨越三道重要难关。其一是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其二是利率市场化，其三是资本市场和金融行业的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尤其是国内金融业的自由公平市场准入和自由竞争。这些问题结果这么多年的辩论和等待，其实已经形成共识了。最近中国人民银行高调发布有关资本账户开放的报告，事实上确立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全球震动，是里程牌式的事情。
    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对内放开比对外开放要紧迫和重要得多。没有充分开放、多层次、大规模、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良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半途而废，最多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要建立充分开放、多层次、大规模的资本市场和充分竞争的金融体系，最核心和最关键的改革就是对民营资本和私人资本实现公平自由的市场准入，鼓励所有资本参与金融业的公平竞争和金融创新。
    拿出魄力来，每年至少新批准100家金融企业
    两会期间，围绕金融对内放开尤其是私人资本进入金融业，展开了热烈讨论。我很同意一些代表委员的意见：私人资本和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参与金融创新，与国有资本不应该有任何区别对待。现在从法律法规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待遇，但关键是落实。
    前几天我和几位朋友谈到这件事情，我想政府应该拿出更大魄力来推进金融多元化。譬如可以提出具体要求，每年新增加中小型金融机构（包括银行）100家或多少家。将新设金融机构之要求明确公示，透明、公开、简化审批。我们不要那么害怕风险。这么多年打来打去，民间融资或者非法集资依然打而不倒，甚至越来越兴旺。说明经济金融的内在规律挡不住，只能疏，不能堵。疏的办法就是法律、规范、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同时监管跟上。
    如果我们真想清楚了，要真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就应该高瞻远瞩，深刻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远远不是一个货币的事儿，它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银行体系、货币信贷政策导向、资本市场监管都要发生革命性变化，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革命”。我们是否用足够的勇气和魄力开启和完成中国的金融革命，才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的最大挑战和不确定性
    来源：《南方都市报》 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李骁越 采访整理（经过向松祚本人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