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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真金白银约束下的利害计算——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48)

http://www.newdu.com 2018/3/9 爱思想 周其仁 参加讨论

    本系列评论的汇率体制主张,概括起来就是一个要点,这就是政府入市购汇,必须受其预算收入的硬约束,用真金白银,而不能靠央行的基础货币。个人观点,这样形成的汇率,才是所谓的“均衡汇率”,才对经济的正常运行有益无害。
    说明一下:在中文语境里,“真金白银”这个词,包含了对贵金属货币制度的全部记忆。毕竟,以法定货币全盘替代银元铜钱,在中国是1936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满打满算到今天也不到8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正统”,是贵金属货币,主要是银币加铜钱。历史上也有过不少时段,流通形形色色的纸币。不过市场中人一旦发现,纸币不过是皇上和朝廷收取额外税负的一道隐蔽工具时,人们就纷纷弃之如蔽,迫使货币向贵金属制回归。如此顽强的货币传统凝结在一个词汇上,于是,“用真金白银购物”就成为中国人从事交易活动最起码的要求和道德底线。
    政府不能例外。以当下讨论的外汇交易为例,政府可不可以入市大手购汇呢?可以的,因为政府也需要保有外汇来履行自己的某些职责。譬如政府要向国际市场采购,没有外汇在手,老外怕是不认账的。国家借了外债,政府也要拥有适量的外汇储备,才能及时偿债。还有就是为了实现某种政策目标,政府通过买卖外汇,实施对汇价的干预。
    关于最后一点,不少读者朋友有保留意见。这难道不就是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吗?那还叫市场经济吗?我的观点是,政府能不干预市场最好,万不得已非要干预不可,也要区分不同的干预手段,因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市场运作的影响不同。举一个例,稻谷丰收,谷价下跌,对买米过日子的百姓有利;但谷贱伤农,农人受损减少生产,来年谷价可能大涨。这个时候,政府要不要干预谷价呢?经济学家说不干预,因为干预的结果是谷价更大的起落,正如这两年我们看到的猪价大起大落一样。但政府一般不会听,理由之一是因为街上叫喊政府出手者众。政府数一数人头就知道,还是干预为上。
    但是政府干预谷价也有多种选择。一是下道死命令,既不准谷价大涨,也不准谷价大跌。谁违背价格稳定法令,政府就找谁的麻烦。这个办法听来管用,也常常在用,因为只要业者涨价落价的收益,抵不过所受惩罚的损失,涨价落价的行为就会绝迹。问题是政府执法有代价。半个月前我在青岛听夏斌兄讲演,论及房价,他说不妨学德国,政府规定房价的上下限,超限作违法处理。我边听边想,到底管不管用。轮到我发言,我说单项、短期的价管可能有用,但全面、长期恐怕还是不行,因为至少有一个价格管不住——凡涨价政府就“拉人”,监狱之价一定暴涨!后来网上报道,说我俩拌嘴辩论。哪儿是哪儿呀?我与夏斌当年在黑龙江同一个农场下乡,吃的是同一口大锅里的饭。老友见面,不过切磋一下而已。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政府入场干预。谷价过低之际,政府以高于市价的价钱收购,保护种粮人的利益;待到谷价过高之时,政府开仓卖粮,把市价连同粮价预期一起拉下来,不让买米人家为难。这也不是当代的新玩意,古代君王就懂。“平粜”、“平籴”的记载,可是从春秋战国就有了的。
    比较而言,政府入场买卖比下达限价命令,还是技高一筹。个中道理,我以为是政府以公共财力参与市场买卖,通过影响交易量进而影响价格,对价格机能的破坏比较小一点。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要拿真金白银入市。这是因为,政府的真金白银受到预算的硬约束,横竖给定政府的财力,要多买黄米,就不能同时多购白面;要多收粮食——无论为了什么——就必须减少其他政府项目的开支。加总起来,市场的总需求没有变化。当然,政府多多抽税,把本来属于国民的购买力集中于政府之手,“溢出效果”如何是要细加分析的。但政府抽税不能无限进行,以上文“监狱之价因过度管制而大涨”的思路看问题,政府抽税也受到制约就是了。
    受预算约束的需求终归是有节制的。这么想想吧:如果这些年来中国容易庞大起来的“外汇占款”,在体制上不准占基础货币,只准占财政预算、占国企利润、占专项公债,结果将会是什么?我的推测,第一个结果就是冷静的利害计算与权衡抬头,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因果联系推得略微远一点。
    比方说,没有人不知道人民币升值将加大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这些年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主张,最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条。当然也可以讲得更动人,比如出口行业是中小企业主打,有大量农民工就业,所以人民币升值危及中国的穷人,而“绝不升值”就是为穷人而战。这没有错。但是仅仅言及升值之害,没有讨论升值之利,就谈不到全面权衡利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中国人的人民币收入在国际上的购买力提高,难道不是升值之利?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提升,所谓“输入性通胀”的压力难道不因此就减轻了?由于经济环环相扣,那些即使不直接出国采购的国人,难道真的就不能享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出口增加制造就业,进口增加服务就业,莫非只有制造就业才算就业?那些帮国际代购的网商送货的物流工人,难道不同样挣到了可以养家糊口的钱?
    再看“升值有利美国论”。不错,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可缓解美国同业的竞争压力。但是,另外一些美国人——“中国制造”的美国消费者——却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受到损害。这是同一事件的另外一面。哪部分美国人多呢?我看还是消费者。所以,人民币升值对更多的美国人有害,仅对一部分中国制造的同业竞争者有利。唯有全面权衡,才可以把“主张人民币升值就是替美国张目”的热门指责冷却下来;唯有冷静权衡,我们才能真正判断自己与贸易对手的利益关系。
    更一般地说,每一种市价的变化都会带来利害关系的不同影响。价格涨起来,卖家高兴买家愁;价格掉下去,买家高兴卖家愁。要求市价变化“讨好”所有市场参与者,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与分配所得,总是在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里有一个我注意多年的主要现象,就是市场中人表达高兴与忧愁的方式很不对称。举一个实例,最近猪肉市价涨得比较凶,买家叫苦不迭,破口大骂的也所在多有。卖家又怎么样了?从利害分析上他们似乎得利,但阁下有没有看见人在市场上得了便宜就上街游行,高举标语“拥护猪价大涨”的?没有的。
    这是说,价格变动有利有害,但人们永远只能听见受损者的叫骂。市场里的收益者呢?永远得了便宜卖乖——不吭声低头数钱便是。遇到领导上体恤民情,他们一般讲自己也是消费者,所有进货价格也涨得凶,自己也是市场的受害人——“成本推动型通胀”原来是可以无师自通的。
    人民币汇率又何尝逃得出这个规律?2005年前汇率一动不动,受损方是“中国制造”的美国同业竞争者。他们大叫人民币必须升值,美国一些政客也跟着叫。但是,美国那里的受益者——包括每一位消费者——叫不叫呢?不叫的。格林斯潘算不错,下岗后写的回忆录里认了一句:幸亏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让他大手降息却没有引起美国通胀。部分美国人叫,人民币汇率不为所动,美国方面的损益阵线没有变化,总是“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更高,闹得中国这厢的一些不明事理之辈,以为要人民币升值真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好好升一把就知道了:部分美国生产者也许可以缓一口气,但他们的消费者就要狠狠多掏腰包了——届时你再看他们国会议员们叫喊什么吧。
    这是说,靠舆论定政策不靠谱。其实,不是人们真的不懂利害分析。关键在于,理性计算是被硬预算约束逼出来的。反正有央行拿基础货币顶着,谁当“坚决顶住要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英雄都容易。轮到真要掏真金白银来作决定,我不相信我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会算不清其中的利害。这样看,汇改要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就是要包括政府在内的汇市参与方,在真金白银的约束下考量汇率变动的利害影响,并做出基于个别理性估值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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