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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将为全球化以及工会化打造一个新的竞技场地，这两者在他的经济班子的头脑里彼此有微妙的关联。在竞选过程中大批特批自由贸易协定的奥巴马，已经与抵制贸易协定的劳工领袖们联起手来。尽管如此，他仍然自称赞成“自由贸易”。他将如何调和自己的立场？靠的是高超的政治交易手段：如果这位新总统支持就美国公司工会化进行立法——即企业界广为担忧的所谓“就成立工会举行公开投票”（card check）的提案，他的顾问们认为，工会领袖就会给予他更大的自由去批准自由贸易协定。“对于奥巴马来说，在劳工提案问题上存在某种政治交易的机会，这可是布什甚至克林顿都没遇到的。”伯恩斯坦说。
在这个新工业时代，那些敢于冒风险的人——他们既是这 30 年美国经济的发展动力，也是影响其发展的祸因——的命运，基本上要由奥巴马总统来决定。此举将通过建立一个全新的监管制度来完成。任何新的金融规则，其核心特征都不外乎形成一个“系统风险监管机构”（这已得到华尔街的支援），由它来制定各种标准，比如根据公司业务风险程度来规定对其资本状况的要求。今后被金融市场所接受的风险行为，必定是属于可以管理的。
奥巴马将把某种得到一些顾问认可的观念带入白宫：规模大，本身就是风险之源。共和党政府实行的是“规模越大越不能垮”的政策，以救助银行和保险业巨头，并且向汽车业提供贷款。作为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曾审慎地表示支持布什政府救助全球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的举措。今后任何关于救助企业——包括病入膏肓的汽车制造商——的决定，都将取决于“你与整个经济的其他部分——国内外都算上——的关联度如何”，伯恩斯坦说。
但是，奥巴马的另外一些顾问认为，政府应该使用反托拉斯大棒，首先防止形成大企业。奥巴马的顾问、前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希（Robert Reich）2008 年 10 月份在博客里写道，“恕我冒昧提问：如果一家公司大到不能倒闭的程度，也许——仅仅是也许——它就是太大了。仅此而已。”莱希尤其反对联邦政府通过兼并来救助企业的做法。“他们敦促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并购美林（Merrill Lynch）和全国金融（Countrywide）两家公司，要求摩根大通（J.P. Morgan）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这样一来的结果是，制造出规模更大的巨头，它们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也会更大。”相反，奥巴马顾问班子当中更倾向于走中间路线的人，如前克林顿政府两任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则支持这类兼并行动。
如果说奥巴马的新工业时代与 20 世纪 30 年代罗斯福总统所面临的政策窘境惊人地相似，批评他的人担心的是，他已经做出了一些和当年使大萧条每况愈下的决策相同的选择。“我真的太担心了。”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一位金融史专家查尔斯·卡洛米里斯（Charles Calomiris）说。“我此前见过这种情景，没有一个有好结局。”这方面的批评者担心，奥巴马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推动工会化立法——停止工会化过程中的秘密投票方式——结果会导致工资上涨，严重影响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与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期实行的工会政策如出一辙。他们认为，奥巴马反对悬而未决的自由贸易协定——具体表现为在竞选期间猛烈抨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表明，他倾向于当年曾使大萧条一再延长的同一种保护主义。他们忧虑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监管会一刀切，压制创新。他们还担心，政府实行对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生产商不利的税收政策。“假如奥巴马说：‘我在上任第一年里不会批准任何增税提案’，这将会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卡洛米里斯说。
判断一位总统，可以看他结交什么人。这一点是奥巴马从竞选期间学到的，因为对手攻击他以前在芝加哥与反对现行社会体制的激进分子有联系。但是，我们若是通过他担任参议员和漫长的大选期间所交往的人来判断这位总统，就会发现一个不同的治理模式。奥巴马的团队学识深厚、经验丰富，给人的感觉是，这支团队比起他本人在竞选中的措辞更具中间路线的色彩。“我对奥巴马身边的人的才干印象深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的最高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承认。他还说：“他们很可能不走以党派利益为重的路线。”
奥巴马顾问班子成员发生的显着变化，肇始于两个年轻朋友：哈佛大学的杰弗里·利布曼（Jeffrey Liebman）和芝加哥大学的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两人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就成了好友，因此，当利布曼以前教过的一名学生——后来当了奥巴马的政策助手，当时奥巴马还是个没有名气的州参议员——问利布曼，他的老板该向芝加哥地区的那些经济学家请教时，利布曼自然就提到了古尔斯比的名字。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学者，其中包括精通医疗保险政策的哈佛大学的大卫·卡特勒（David Cutler）、熟悉贸易政策的乔治敦大学的丹尼尔·塔鲁洛（Daniel Tarullo），以及来自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研究所、了解中产阶级困境的伯恩斯坦。这是个受人尊重的团队，但他们的名声远非家喻户晓。
然而，奥巴马雄心勃勃、再接再厉。投入大选一年后，他便问计于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后者指导这位候选人准备了一篇切合时宜的有关金融监管的演讲稿。在那段时间 ，奥巴马还打电话与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税收和金融政策问题展开了对话。奥巴马 2008 年夏天对《财富》记者说：“他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是世间少有的绝不会令你失望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