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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前，时任纽约州总检察长的埃里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指控他为装点公司保险业绩，促成了一连串的欺骗性交易（AIG 后来减去了与这些交易和其他交易有关的盈利，达 39 亿美元），AIG 的董事会强迫他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
斯皮策先后向 AIG 和格林伯格发去了传票，给他们重重一击，他还要求格林伯格作证。格林伯格的律师直到他阅读过所有相关文件才让他去作证。所以，格林伯格表示，他将不得不引用“第五修正案”（即任何人不得被迫成为于已不利的证人─译注）。但他的拒绝合作违反了公司“员工必须协助政府调查”的政策，董事会称，他必须下台。他钦定的继承人和门生、出生于英国的马丁·沙利文（Martin Sullivan）成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不过，格林伯格仍然担任董事长，只是被架空了。他跟董事会的关系恶化了。斯皮策的调查只是格林伯格与政府的一连串纷争中最新的一次，董事会感到担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司法部到处抨击公司帮助两家客户公司做账。格林伯格一直拒绝合作，直到 AIG 面临指控的威胁才转变态度。而此时，斯皮策又来开战了。
在瑞士有三间卧室的简朴寓所里，格林伯格难以遏制对董事们的怒火。多年来，他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参选非营利组织里的职务，给他们的慈善组织寄去数亿美元，在公司创始人位于纽约州布鲁斯特的庄园里款待他们。格林伯格不会想到离开，公司就是他的化身。但如果他恋栈不去，会不会有人逼他呢？
他和妻子科琳娜（Corinne）沿松林深处白雪覆盖的小道上散步，靴子踩在雪中，发出“吱吱”的声响，他们的马耳他犬“雪球”在他们身边小跑。格林伯格最终理清了思绪。
回到寓所，他打电话给博伊斯：“我想让你起草我的辞职书。”
不过，他当然没有淡出。他还是 SICO 的董事长。两天后，他开始反击。他清除了 SICO 董事会中所有忠于 AIG 的董事。他让 SICO 不再参与 AIG 的延迟奖励计划，并宣布 SICO 的资金将用于咨助一个新的全球性慈善组织。格林伯格的公司和 AIG 互相起诉，双方就像交上了火：格林伯格要求 AIG 归还其艺术品；AIG 声称格林伯格拥有数以百万计的 SICO 股份，要求格林伯格和他的盟友把股份还回来。这是一场战争。
在战争的第一年，格林伯格将指挥中心设在博伊斯－席勒和弗勒克斯纳律师事务所（Boies Schiller & Flexner）位于列克星顿大街的旧大楼 18 层的一间会议室里。这里有一排电话，几乎 24 小时都有人负责接听四处漫游的格林伯格在不同时区打来的电话。科琳娜·格林伯格执行严格的饮食规定。没有垃圾食品─这个作战室吃的是龙虾沙拉。
格林伯格的律师团队由当今最着名的出庭律师博伊斯领导。他每年都要在纽约州阿蒙克市的家中为手下的律师举办一次掷骰子比赛，用这种游戏来考察他的年青律师如何处理压力。在博伊斯看来，掷骰子这项数学游戏很像保险，也很像诉讼：都是关于管理风险的。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博伊斯和格林伯格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律师成了格林伯格最亲密的顾问。博伊斯说，2008 年，他把 60% 至 70% 的时间花在格林伯格的法律事务上。格林伯格和他的律师在法律事务方面的费用大约为 2.3 亿美元。
格林伯格用过的公关公司非常多，一家全球媒体公司的高级合伙人甚至把这个差事比作电影《摇滚万万岁》（This Is Spinal Tap）里接连神秘死去的鼓手。格林伯格眼下已经在与第八家公关公司合作了。一位被解聘的顾问说：“这令人难过。他要这些人满足他复仇的愿望。他要挽回名誉。”
2006 年 4 月，来自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一家鲜为人知的媒体和研究公司 eSapience 的执行董事凯伦·韦伯斯特（Karen Webster）加入了格林伯格的团队。她提出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名誉恢复运动。格林伯格的人对此很有兴趣。他们很迷茫，因为他们甚至无力让商业记者去想一想格林伯格清白的可能性。
韦伯斯特没有直接找媒体诉说格林伯格的冤情，而是提出了一个更细致的计划。计划对准了“有影响的人物”─知识分子中的公共人物、政策制定者和能影响到辩论的顾问。一份商业计划书中列出了目的─“改变公众有关莫里斯·格林伯格的谈论”，方法是突出他的成绩，把他定位成“很容易在公共事务方面发表可靠见解的人，陷入到了一些与其官司毫不相干的小事情里”。
格林伯格和他的律师同意为此项计划支付 10 万美元。
eSapience 团队成员包括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学院（Sloan School）院长的理查德·施马伦斯（Richard Schmalensee）和韦斯特的丈夫、法学教授戴维·伊文斯（David Evans）。 计划书中称，这些学者是公众和同行高度赞赏的独立思想者。还说，“因为他们不是‘受雇的枪手’，他们有影响，说话有人听。”
但这些不是“受雇的枪手”的学者还是要收费的。他们向格林伯格的团队收取每小时 400~1,000 美元的服务费用。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些人的做法。格林伯格的主要媒体策略师霍华德·欧平斯基（Howard Opinsky）就“非常起劲地”反对 eSapience 的计划。“我觉得不合适，”他说。“根据我的所见所闻，他们是在付钱给一帮人撰写正面材料。这不道德。”
eSapience 小组凭空创造了两个听起来有学术味道的智囊机构：巴蓬研究所（Barbon Institute），以 17 世纪火险创始人尼古拉斯·巴蓬（Nicolas Barbon）命名；eSapience 法律和商业中心（eSapience Center for Law and Business）。他们在纽约圣瑞吉斯酒店（St. Regis Hotel）组织了一场大型会议，格林伯格在会上讲述了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应对恐怖袭击的必要。
当 eSapience 的账单─每月将近 50 万美元─寄到时，格林伯格大为光火，并停止付费。eSapience 随后起诉，让所有人难堪的是，这起官司成了《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报道题目。
格林伯格派出了他最厉害的出庭律师─博伊斯－席勒和弗勒克斯纳律师事务所的小尼古拉斯·格拉万特（Nicolas Gravante Jr.）到波士顿摆平此事。格拉万特在 eSapience 律师办公室里与他们会面，警告说：他将到波士顿联邦检察长的办公室去，告他们收费欺诈。格拉万特带远低于格林伯格底价的和解金额协议回到纽约。“他们差点湿了裤子。”他后来对格林伯格团队的一位成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