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改革再出发

    亟待深化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规律，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
    与这一原则对比，作为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的国资委，其定位、权限和任务，尤其是其“保值增值、做大做强”的目标，是否应调整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甚至是否可把这一任务转移到国家审计署和其他政府部门，从根本上撤销国资委?这些问题已不容回避。
    关于移动通信的基站站址和铁塔，在我国可喜地看到，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已在站址短缺的部分地区，开始共享基站铁塔;而中国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中通服”)和其他一些服务于移动通信业的公司，也已经承担了大量的铁塔建设与维护工作。
    至于专业性的铁塔公司，既然西方国家可以搞，中国当然也可以搞，但是关键在于如何防止它的垄断。
    首先，如果要剥离电信运营商的基站站址与铁塔，可以想象，如果成为三家，并且与原来的运营商完全独立，它们是否就会按照市场规律，互相竞争?若如此，为什么一定要合并为一家垄断性公司，而不是成为三家?
    第二，考虑到三家电信运营商都是上市公司，在目前媒体披露的股权方案中，它们在铁塔公司中的股份，基本上是拍脑袋和利益博弈的结果，很难说没有侵犯投资者的权益。如果成立三家铁塔公司，就可以把原电信运营商的每一股，直接换为新电信运营商的一股和对应铁塔公司的一股。这样做，是否在资本市场上也更加顺理成章、便于操作?
    第三，既然铁塔公司将引入民营资本，它是作为小股东“装点门面”，还是作为大股东取得控制权，以此来“激活机制”?
    第四，在描述前苏联解体后的状况时，斯蒂格利兹曾经说：“国有垄断是懒汉，而私有垄断是恶魔。”这是因为私有垄断比国有垄断更加贪得无厌，必将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既然如此，如果民营资本一旦拥有垄断性铁塔公司的控制权，是否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在铁塔公司的成立中，如何防止垄断、促进竞争。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就是如何“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实行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而不是如何协调成立行政垄断性的“国家铁塔公司”。
    作者为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阚凯力
    电信改革海外新动向
    进入2014年，国内电信市场不断释放出政策调整的信号。从放开虚拟运营市场、引进民资、成立铁塔公司做横向切割、直至最近的放开价格管制，这些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放松管制在决策层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放松政策管制只是手段，最终的目标还是消除垄断、提升行业效率，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当前放松政策管制的行为，有些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西方石油危机后，经济理论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情况。在社会实践中，尽管很多国家都经历了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然而，因为对效率和公平平衡点选择的不同(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各个国家的电信管理政策改革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
    例如美国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其难以接受政府干预社会事务，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对公共管理事务采取更多松绑的态度;而在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其更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因此德国在电信政策上呈现出市场力量和政府管理力量均发挥出重要作用的态势;英国则带有较明显的撒切尔主义痕迹——私有化进行得较为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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