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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总体上升，各省市不同年份伴随着不同程度波动的趋势。总体上升的大趋势说明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实现条件之一的农业现代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农业的现代化从而理论上可以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会释放出大量的农业人口，就业结构的非农化直接带动了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促进城市化发展。二是以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的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会提高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增强了农业对于就业的吸纳能力，使得收入升高的这部分农民并不愿意迁至城市，从而放缓城市化的速度，缓解了盲目城市化的压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城市化进程产生正向作用还是反向作用，可以通过进一步计量分析进行验证。
(二)农业现代化对城市化进程影响的实证分析
根据所使用的长三角面板数据，对回归方程估计之前先进行F值检验，确定所选面板数据个体效应的存在，排除混合回归模型的适用性，然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对回归方程进行回归。对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之后，结果显著拒绝了0假设，故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大部分解释变量回归系数显著性良好，仅有两个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不显著(见表2)。
1993-2010年长三角地区各解释变量指标数据均值见表3。
从表2和表3中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总体上来看，农业现代化对城市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所选取的农业现代化衡量指标中，科技水平、电气化水平和农用物资使用情况对城市化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人均GDP每增加1万元，城市化水平增加8%，可见一个地区整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大幅度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长三角地区的经验结果证明了人均GDP与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同步，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则可以带动城市化发展。
(2)以表3列出的各省市1993-2010年各项指标的平均数据为参考，农业TFP增长率每翻一番，城市化率提高达6.53%。长三角地区作为全国城市化水平领先的经济圈，虽然农业整体发展程度较高，TFP平均增速超过我国其他地区(周端明，2009)[20]，但是增长水平依然不是很高，安徽甚至出现负增长。因此，各地区从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实现城市化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3)农村用电量每增加10亿千瓦小时、化肥使用量每增加10万吨，城市化水平将分别提高约0.11%和0.91%，机械化指标呈正向关系，但是回归系数不显著。长三角地区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方面体现在TFP增长，另一方面就体现在投入要素的现代化上。现代化要素的投入增加不仅提高了农业现代化程度，还促进了城市化发展。但是受限于农业规模、生产方式，各自形成了最优要素投入结构，为城市化提供足够的动力。根据表3所示的指标水平，例如安徽在用电量、上海在化肥使用上，短时期内迅速加大投入并不现实，而且可能根本不需要。因此，在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和资本注入的同时，还要注重优化农业投入结构，防止产生生产效率难以快速提高还会资源浪费的困境。
(4)农田水利指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由于有效灌溉面积这一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地的稀缺性，因而每增加10万公顷，城市化水平会下降1.32%。因此，各地区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时，不能单纯地将农业人口迁移到城市以提高城市化率，而是应该注重从灌溉效率、基础设施等方面来促进农业现代化，从而释放富裕的农业人口。
(5)人均纯收入、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农业财政投入的增加与城市化发展呈反向关系。人均收入每增加1000元/年，城市化率下降1%；而人均经营耕地面积指标回归系数虽不显著，每增加1亩，城市化率下降39.78%；农业财政投入每增加1亿元，城市化水平下降1.27%。人均纯收入、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两项指标共同反映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指标表现出了对城市化的负向影响。因此，为了保证合理城市化，调整农民收入水平和土地政策就成了缓解城市化过快压力的有效手段，可以协调城乡发展，平衡劳动力市场供求降低失业水平，维持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相容，保证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而以各省市目前以及平均农业财政投入水平来看，对城市化的影响还比较微弱。这是因为目前各地的农业财政投入中支农投入占很大比重，这一部分包括直补、教育、医疗和社保等直接提高农民收入的内容，而农民收入的提高会减缓城市化进程。因此，如果想利用财政投入来控制城市化进程，还需要加大投入额度，调整投入结构，明确投入目的，达到调节城市化发展速度的目的，以保证城市化水平的适度、合理。
从长三角地区的经验可以看出，农业现代化的衡量指标包括科技水平、机械化水平、电气化水平、农用物资使用水平以及人均GDP的提高成为了城市化的助推因素，而农田水利化水平、人均纯收入、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和农业财政投入与城市化的发展呈现反方向关系。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努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加强农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至关重要，同时在政策选择上也具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是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又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加深，农业效率的提升伴随着第一产业所需从业人员的减少，就业结构的非农化直接带动了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这部分农业人口需要到城镇找到新的就业岗位，就必须利用城市发展空间，吸收农民进城落户，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提高城市化率。城市化是二、三产业发展的土壤，城市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先进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并且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可以吸收农村迁移人口。但是，片面地强调城市化的发展，而忽略了农业现代化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会给城市化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
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面板数据，首先利用Malmquist指数法测度了衡量农业现代化科技进步的重要指标，即农业TFP增长率。然后，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TFP时序、农业现代化投入要素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对城市化率的影响程度，根据计量结果得到农业现代化对城市化有显著促进作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投入，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以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结论。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大农业基础科研投入，鼓励科技创新以加快农业技术进步，摆脱对土地、劳动力等粗放型生产所需要素的依赖且向集约型生产方式转变，使TFP持续高速增长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步骤，而提高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农用物资使用以及农田水利化则是农业现代化稳扎稳打的必经之路。此外还应继续完善农产品、农业资源市场，加强农业部门与其他社会部门的联系。各地区应该根据自身农业现代化发展状况，针对不足加大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促进城市化发展。
第二，在推进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努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可以扼制城市化的过快发展，防止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产业部门劳动需求不平衡造成的失业、城市部门扩大造成的环境污染、城镇与工业布局零乱、土地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城市化发展不仅需要提高由农业人口转变而来的那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以此保证他们离开农村向城市集中的动力，还需要提高留在农村的居民的生活水平，保持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保证国家粮食生产安全。
第三，完善土地流转机制，扩大农业规模化经营。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制定好土地流转政策，集中农民手中土地时应切实维护好农民权益，土地流转机制的完善以及实行成果将直接影响农村规模化经营，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水平的提高将会大幅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进而促进城市化发展。
第四，优化政府农业财政投入结构。若想通过农业财政投入调节城市化速度，不仅要增加投入额度，还要调整农业财政投入的结构，即支农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科技三项投入的比重。加大支农支出比重则可以通过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来缓解城市化过快带来的压力，也可以通过加大农业基本建设、科技三项投入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以加快城市化进程。
注释：
①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22个城市所在的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4个省市作为分析的样本，一方面因为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科技中心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典范，这一地区的农业科技水平也较高；另一方面该地区也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较高、发展速度较快的领先地区。将安徽纳入长三角样本的原因是，属于泛长三角地区的合肥、马鞍山已经划入长三角城市圈，同时，皖江城市带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安徽与其余3个长三角省市的差距逐渐缩小。
作者简介：毛雁冰(1973-)，男，浙江义乌人，讲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失业和社会保障理论，国际经济关系；凌继全(1987-)，男，安徽蚌埠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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