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成：依靠绿色生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除了受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等资源刚性约束外，农业还因为采用了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低效益为特征的“三高一低”粗放型模式，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表明，农业总化学需氧量（CODcr）、总氮（TN）和总磷（TP）排放量分别为1324.09万吨、270.46万吨和28.47万吨，分别占总排放量的43.7%、57.2%和67.4%。农业源污染已成为环境保护的控制关键。
    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业的发展目标已不再局限于在资源约束下确保农产品基本供需平衡，还必须充分考虑到资源承载能力及其可能导致的环境问题。2016年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为2020年以后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制度框架、方向和目标。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巴黎大会前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中承诺：二氧化碳（CO2）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尽早达到峰值，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理应为“国家自主贡献”作贡献。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农业的发展任务还很重，粮食安全依然脆弱。尤其是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会对农业提出更高要求。
    传统农业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传统农业发展方式是指为了单纯获得农业产量的增加，不计代价地增加要素投入数量和规模，靠高投入获取高增长的增长模式。因为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刚性约束，其给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造成极大压力。作为获得农业增长的一般途径，其既可以表现为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的传统农业，也可以表现为高技术水平的“石油农业”。在传统农业中，其主要偏重于提高土地生产率，不计代价地利用传统手段对土地进行替代，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包括“内卷化”、“过密型”农业模式等。以石化能源为基础，以高投入、高产出和机械化、化学化为主要特征的“石油农业”，曾经被视为消灭饥饿的主要希望，但其高投入、高能耗的粗放型特征和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特征正不断暴露出其经济、生态威胁，因此“石油农业”应该只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性产物。
    在改造传统农业过程中，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大都有意无意地采用了“石油农业”为代表的“三高一低”模式。该模式为人类解决“马尔萨斯难题”作出了贡献，但也越来越不具备可持续性。我国农业刚性约束无法支撑该模式。人多地少一直是我国农业的最大资源约束，可耕地持续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农业比较优势亟须升级。石化能源属于非再生能源，供给总量有限，“石油农业”面临寻找替代能源的问题。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到2030年左右非石化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这为“石油农业”增加了新的约束。
    另外，该模式因为其环境的负外部性特征导致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有统计表明，我国粮食单产的1/2、总产的1/3来自于化肥的贡献，化肥农药占到了粮食总生产成本的1/4。不同于工业点污染易于进行末端治理的特性，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复杂性、随机性、广泛性、不可逆性和难监测性等特点，治理难度更大。总之，从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承受能力来看，以“石油农业”为代表的传统农业发展方式不具备可持续性。
    构建绿色生产率指数
    实现波特式“双赢”发展
    从传统意义上资源与发展的“两难困境”，到当前资源、环境与发展的“三方纠结”，不同国家关注点各有侧重。例如，气候变化谈判中CO2排放总量、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和人均CO2排放量等控制指标，本质上都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关注点，“国家自主贡献”约束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点。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EPI）主要通过对环境保护、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空气污染等方面设置综合指标体系来评估环境政策的有效性。环境库兹列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主要用于描绘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EKC拐点及其存在性是一个讨论重点。绿色GDP核算体系目前还存在较大的现实操作困难。
    新古典增长核算框架将经济增长源泉分为要素投入增长和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两个方面，相应地，可将增长模式分为要素投入驱动型和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两种类型。一般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扩大TFP对增长的贡献。与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相比，现代农业发展方式的最大区别在于注重要素投入以外各种因素对产出的贡献，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从根本上跳出高投入、高增长的发展路径。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结构优化、制度创新、效率改善等。但其除了要求资源节约外，还要求环境友好。经济学常将环境污染物视作具有非市场性质的非合意产出，一般TFP分析仅考虑了具有市场性质的合意产出和传统生产要素，也就无法考虑环境约束对产出及生产率的影响。
    因此，如果能在TFP框架中纳入环境约束，那么就可以兼顾资源、环境与发展三者的关系。我们将环境约束下的TFP指数定义为绿色生产率指数，其可以通过两个思路来核算：一是将污染治理费用视作要素投入，与一般要素投入一起纳入传统核算框架生产合意产出；二是将环境污染物视作一种不受欢迎的非合意产出或副产出，与合意产出一起纳入多产出模型被生产出来。这样，绿色TFP框架使得捕捉环境污染的真实经济效应成为可能，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纳入一个统一框架。
    绿色生产率框架是对一般TFP分析的扩充和发展，实质上为中央政府的“两型”理念提供了一个替代性分析框架。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实施环境规制会提高生产成本，降低竞争力，损害经济发展。波特认为不能简单将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环境规制能激发创新，对冲因为遵循环境规制而引发的成本，提高竞争力，即波特“双赢”假说。笔者认为，新古典假说和波特假说实际上反映了对环境规制短期与长期的两种权衡。实现波特“双赢”，本质上就是要在实施环境约束下促进绿色生产率增长，否则就有可能陷入“新古典陷阱”。
    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简单地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要落实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在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基础上实现绿色生产率驱动，促进环境质量和生产率共同提高。农业曾经历了以高产良种和矮杆化为中心的第一次“绿色革命”，目前正在经历以基因工程等生物技术为中心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其同样需要一场“绿色生产率革命”来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波特式“双赢”发展。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