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庆杰：第二次转型

    摘要：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大体可分为追赶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在追赶阶段，发展目标相对清晰，集中物质、人力、融资资源实现大规模投资，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会很高。在自主创新阶段，经济增长点、技术突破点不确定，因而需要以分散投资风险的办法对应创新的不确定性。一般说来就是风险投资人为高科技项目提供创业投资，资本市场为有一定规模的高科技企业提供资本，银行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因而，风险投资业、资本市场、银行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先决条件之一。在完全进入到创新型状态之前，我国经济处于第二次转型状态。第一次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第二次转型是由追赶型工业化国家向自主创新型国家转变，或者说由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强国升级。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大体可分为追赶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处于追赶阶段时，主要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为主，因而发展目标相对清晰，如铁路、公路、发电站、能源、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重化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等。由于发展目标相对清晰，可以使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体系集中物质、人力、资金资源实现大规模投资，因而可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当一个国家基本完成追赶型工业化阶段后，面临着向创新型工业化阶段升级的发展瓶颈。在创新型工业化阶段，没有什么现成的技术可以学习了，只能依靠本国的科研力量和投资来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如典型的创新型国家美国那样。与追赶阶段的经济发展目标相对明确相比，创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点不再明确，不知道哪个企业、哪些行业会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从而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技术突破点、经济增长点不确定的情况下，一方面需要不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即以分散投资风险的办法对应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需要允许和激励众多高新科技企业的出现、发展和壮大，即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实现“广种薄收”。换句话说，在创新过程中需要分散投资风险，也就是不能再集中物质、人力、资金资源等手段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
    在完全进入到创新型状态之前，我国经济处于第二次转型状态。第一次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第二次转型是由追赶型工业化国家向自主创新型国家转变，即由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强国升级。转型过程中的主要特征是旧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挥之不去、新型经济体已经出现但还不足以支撑整个经济。经济转型过程中最核心的任务应该是改革现有的不适合新型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政府的任务是用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支持创新型经济，抑制旧经济模式。中国最高决策层完全洞悉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深刻变革的迫切要求，因而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那么如何成功实现第二次转型使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升级为创新型强国呢？本文第二部分提出以下几点看法，在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上鼓励非国有高新科技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建立为非国有高新科技企业融资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体系，在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上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便利，大力加强高中及职业高中教育等。第三部分是总结。
    二、建立创新型国家面临的困难和解困之道
    （一）在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上允许和鼓励大批高新科技企业的出现和发展。
    创新的最大特点是其具有不确定性，很难预测创新会在哪出现、哪个企业能开发出打开市场的高科技产品或服务。俗话说不知道天上哪块云彩有雨。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不过分散风险、广种薄收。这也是李克强总理为什么号召“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科技不断进步，产业不断升级，只有站在生产和科技发展前沿的企业家才能洞悉瞬息万变的变化，因而需要把引领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的任务交给千千万万个企业家而不是政府的经济计划部门。也许其中很多企业家会犯错误而被市场淘汰，但是只要少数企业家感悟到并抓住国际上经济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技术和方法，这些少数先进的企业家就能引领中国走向创新。日本制造业之所以未能转型，是因为缺乏一批新型具有前瞻能力的企业家的不断出现（Hubbard and Kane, 2013）。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由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中国需要层出不穷的创新型企业和企业家。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就是中国需要拥有允许、鼓励、支持创新型企业家涌现并能够发展壮大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从制度安排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治理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二）在社会政治经济架构中允许各种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和企业家的存在和发展，（三）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四）大众教育体系提供了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大量白领职工（技术职工、管理和经理人员、销售人员、工程师、科学家、会计师、律师等），（五）产品市场的存在和正常运行，（六）一定程度的产权保护，（七）相对稳定的金融体系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由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追赶型工业化阶段，利用现有技术进一步工业化的余地已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依靠自主创新、万众创新，由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强国升级。与追赶型工业化相比，信息时代的创新型工业化需要鼓励“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在上述追赶型工业化所需的必要条件之外，还应有如下经济社会制度安排：第一，取消繁文缛节，建立便捷的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设立、现有高技术企业发展的工商税务管理制度。信息化社会的一个重大特点是高技术升级换代步伐大大加快，高新技术企业由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周期也就是五年左右。在这种情况下，高新技术企业实在经不起过旷日持久的艰难审批过程，因为也许等等漫长的审批下来之后，高新技术已经不再高新了。第二，建设法治社会，保护平民，限制豪强、权贵（如国企、巨型私企和外企等），为从事经济活动的千千万万个企业家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框架，包括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法规和对违法行为的惩罚。第三，建立完备的产权制度。只有完备的产权制度，才能保证和鼓励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富裕阶层不再移民和把财产转移到国外。第四，建立稳健的能够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银行体系，特别是能为高新科技技术开发融资的风险投资体系和资本市场制度。
    能否建立、鼓励和保护创新型企业家大量涌现的机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长期兴旺发达。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问题。北大厉以宁教授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今有很多政府干预企业经营、阻碍企业发展的例子。地方政府的前任高官给了企业承诺投资，但是后任不买账。在企业投资前，地方政府承诺很多优惠条件，一旦投资到达不兑现。审批手续繁琐、冗长。企业技术改造的审批时间过长，还要攻关（厉以宁，2015）。2015年10月19日新闻报道，河南省滑县把具有合格手续的27家乡镇企业一夜之间捣毁（新浪网，2015）。
    交通部门依然在限制网络出租车中最具有价值的私家车运营，全日制运营的出租车不能解决早晚高峰期间对出租车的海量需求。如果全日制运营出租车能够满足大城市早晚高峰期的用车需求，那么全日制运营出租车的数量将非常庞大；如此庞大的全日制运营出租车数量在非高峰期必定闲置而无法生存，进而部分全日制运营出租车被迫退出市场。北大周其仁教授说而私家车进入网络租车就解决了早晚高峰期的海量需求问题。很多网络租车中的私家车车主有工作，只是在早晚高峰期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出来挣点补贴家用。因而网络租车中的私家车恰好填补了全日制运营出租车不能满足的高峰期海量需求。很多发达国家也遭遇了网络租车的挑战，最近英国法院在伦敦出租车状告网络租车不公平市场竞争案件中裁定：网络租车不是出租车企业而是高技术企业。这样英国法院以顺应高技术发展的名义为网络租车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二）建立促进创新的银行金融制度安排和资本市场体制。
    高科技企业成长过程中需要的融资形式与其他企业有相同的地方。如需要投资人为高科技项目提供创业投资，资本市场（上市发行股票）为有一定规模的高科技企业提供资本，银行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当然现实生活中还有更为丰富的融资形式和模式。
    创新型高科技企业的最大特征是其具有的不确定性，或者说高投资风险性。具体说来，企业家或者科技人员有了可以投向市场的科技项目时需要投资。因为此时没人知道这个高科技项目的产品是否能够打开市场，因而投资风险极高。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银行因为该项目主持人缺乏抵押资产而不愿意给该项目贷款。只有对该项目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可以深度参与该项目经营管理的风险投资家才有可能进行风险投资。中国的风险投资业还处于发展初期，可能还不足以支撑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开发。但是，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风险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中国风险投资业的不足。例如，为马云投资的是日本华人风险投资家孙正义，为马化腾腾讯投资的是南非的Naspers财团（据北大张维迎教授讲，15年前马化腾为50万美元的投资几乎找遍了中国的投资人，但是没有给他投资，最后找到了南非Naspers财团），为百度投资的是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本土的风险投资业在迅速成长，如对神州租车和滴滴打车进行风险投资的据说是中国本土投资人。
    假如一个高科技项目的产品成功打开市场，风险投资人会卖掉他在这个高科技企业的股份，得到风险投资的高额回报。到了这个阶段，该高科技企业要想扩大规模，就需要上市公开发行股票去筹资。我国股市还不够发达、不够完善，很多企业上市困难。全球化的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为少数中国高科技企业提供了融资便利，如中国人引以为荣的联想、腾讯实际上是分别于1994年和2004年在香港上市筹集资本才发展起来的，阿里巴巴、当当都是在美国上市筹集到了大发展的资本。
    由此可见，发展灵活有效的风险投资行业和资本市场可以说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主要先决条件之一。其实风险投资行业还相对简单，那些有大量资金、对风险项目有比较高的鉴别能力的个人和企业都可以成为风险投资人。但是有效的股票公开发行市场相对复杂。中国的股市发展了很多年了，
        
    但是还不足以支撑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资本融资需要。2015年底国务院宣布将在两年内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如果实施得到，这将极大有力地为高科技企业筹集股份资本提供便利。资本市场的发达有助于经济稳定，因为股东不是债主，企业亏损时既可以不发股息、又不用还债，因而经济危机时企业家业不用为躲债而逃跑。
    我国非国有银行业的发展还处于开始阶段。非国有银行业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根据中央银行行长的圣经“Lambart Street”一书的作者Walter Bagehot（1920）介绍，早期英国私人银行产生于有信誉的一些企业为其他企业办理异地托收承付业务，在这些企业建立足够的信誉后才吸收客户存款。因而，允许成功而有信誉的私人工商业企业发展银行金融业务是发展非国有银行金融业的一个有效途径。这方面的好消息是国家已经批准成立了五家非国有股份制银行，其中马云主导的网商银行主要针对小微企业客户发放500万元以下的贷款。
    当中国有几千家有效运作的非国有银行及风险投资机构、以及能为企业提供筹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时，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融资条件也就具备了。
    关于如何建立灵活稳定的银行金融融资体系，这确实是一道难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难题。1929-1933年大危机后，美国制定了旨在限制金融机构过度冒险和不负责任行为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这个法案保证了美国约半个世纪的金融稳定；然而美国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金融监管放松和金融自由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的过度冒险行为再次导致了2007-2008年美国及全球金融危机（Roubini and Mihm, 2011）。很多看似愚蠢的事件发生。银行金融业本身也在不断创新，传统的居民存款保险制度无法保证大型机构投资者（社保机构）、主权投资的巨额投资安全，影子银行业务也在监管之外（Bernanke，2015）。美国在金融融资体系建设上的惨痛教训警示世界各国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以防止其过度冒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战后凯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Hyman Minsky提出了一个金融不稳定性假说（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即金融行业本身在经济情况良好的情况下大幅度扩张信贷，从而导致经济过热和泡沫；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银行金融业又快速收缩信贷，导致泡沫破裂，从而连累整个经济。1929-1933大危机、2007-2008世界性金融危机以及Minsky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都指向一个目标，即加强对银行金融业的监管，而且越是经济情况良好的情况下，越需要强化对银行金融业的监管。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经济泡沫的形成。
    （三）在制度安排上为大学、科研院所科学家们的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项目提供便利。
    创新到底从哪儿来呢？工业化信息化阶段的进步是建立在科学技术昌明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工业化以来的竞争是科学技术发展上的竞争，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研发部门的科学家们最有可能触及和开发创新技术。因而，国家必须重视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普通高等院校招生人数由1977年的27万人稳步上升到1998年的108万人（1977-1998年期间累计录取1355万人）。1999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后，高校招生的规模更是以空前速度扩大，近年来每年招生的数量达到700万人。按照这个速度，到2025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存量将达到2亿人。美国的人口也就3亿多人。新世纪以来，在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以及各地的吸引海外高端人才计划的支持下，海外学成归国的科学家大幅度增加，其中不乏一些国际知名青壮年科学家回国效力。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对优秀科研项目的资助越来越多，资助力度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已经为科学和技术创新奠定了比较坚实的人力资本和物质技术基础。
    尽管我国已经具备了科学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那么为什么还很少见到创新型项目转化为走向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呢？或者说科研成果转化需要那些条件呢？与传统企业先比，高科技企业有两个不同的特点：第一，高科技企业需要高素质人才如众多科学家的脑力劳动，驱动高科技人才努力工作需要优厚的工资、人格尊重、股权激励等；第二，前期投入巨大，因而需要跟为强大而严格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否则谁会开发新产品呢？；第三，由于高科技项目投入巨大，因而需要更为灵活、稳定的金融体系支撑。科学家也是人，也需要为衣食住行妻子儿女的生计担忧。因而，解除有科研成果需要转化的科学家的后顾之忧将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例如允许国有科研院所拥有科研成果需要转化的科学家停薪留职，允许科学家以科研成果入股，对投资于科研成果转化的风险投资人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等政策措施。
    （四）加大中等教育的发展力度，为“中国创造”奠定雄厚的人力资本基础。
    与高等教育相比，中国的中等教育更令人担忧。据Scott Rozelle（2015）讲，OECD国家企业雇员中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比例高达75%，而2013年我国只有32％（《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4》），和墨西哥的水平差不多。另外国际化和智能化推动制造技术迅速升级。例如，在高工资国家GUCCI的制鞋工厂里，根据个人订货而生产符合个人需要的个性产品，这需要工人懂数学、英语、电脑等。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大规模制造生产线工人能够成功升级为个性化需求而生产的高技术工人吗？韩国之所以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能够升级，是因为韩国的几乎每个人都上过高中或得到类似水平的职业技术培训。并不是所有低工资制造的国家都能升级。在1970年代里墨西哥也是低工资、制造业发达，但是后来这些制造业转移到了工资更低的东亚，而墨西哥的产业并没有得到升级。与韩国相比，墨西哥制造业没有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墨西哥在1980年代的高中入学率远远低于韩国。没有得到升级的国家还很多，如阿根廷、委内瑞拉、乌拉圭、菲律宾等。
    从以上由低成本制造国家成功升级为高技术制造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发现：我国的高中和职业高中教育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将是阻碍我国建设创新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进的瓶颈。我国高中和职业高中教育发展的瓶颈应该主要在农村。尽管我国拥有较为完备的9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但是由于农村中小学大规模撤并，导致农村学生上学成本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有学龄子女、因上学致贫的比率高达70%。处于高中学龄阶段的农村青年读高中的机会成本较高，初中毕业外出务工每月可挣三千至五千元工资。而高中毕业学历也不会使他们的工资提高多少。增加对农村学生上学补贴、把义务教育制由九年扩大到十二年并辅之以其他激励措施和惩罚手段将有助于提高农村青年读高中的比例，例如对读高中的家庭予以有力度的经济补贴，对具有高中毕业文凭的城镇务工落户城镇加分等。
    （五）如何成功完成从追赶型工业化阶段进入自主创新型工业化的转型？
    在第二次转型状态下，一方面要进行创新型经济的制度安排建设；另一方面也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维持转型状态下的经济增长有哪些办法吗？具体办法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以前高增长下的经济发展措施，如在我国西部不发达地区进行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尽管说我国经济或多或少已经摸到经济发展的前沿，但是还没有真正到达前沿。因而还有一些追赶和模仿的余地。在追赶和模仿的关键战略领域，依然可以采取国有企业大规模科技攻关的模式，突破发展的瓶颈，如高铁、大飞机项目等。第三，我国企业也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如高铁、阿里巴巴等，这些企业也会引领中国企业的发展。
    当创新型高科技企业群体具有了可持续发展能力、高科技企业风险融资机制基本成熟时，或者说创新型高科技企业的数量和质量足以引领经济发展和增长时，中国的创新型经济就基本建成了。即使当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成功时，政府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上依然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Jeffrey Sachs（2014）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比如主张扩大总需求的新凯恩斯学派和主张减税的供给学派，都只相信市场的力量、信奉私人消费，从而导致过度消费和过度负债；这些主流学派忽略了国家需要建设基本的基础设施的要求，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度下降和基础设施状况的恶化，私人企业对新能源的投资不足，新能源发展落后。这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大失误。为避免西方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不足的失误，即使在建成创新型国家后，中国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挥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独特优势，保证基础设施（电力、电网、新能源、铁路、环境、国防、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正常运转和不断优化，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三、小结
    创新的最大特点是不知道创新出现在哪里，因而只能靠分散投资风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实现广种薄收。创新很难，主要创新国家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大多在1％到3%之间。在完全进入到创新型状态之前，我国经济处于第二次转型状态，即由追赶型工业化国家向自主创新型国家转型，或者说由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强国升级。
    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需要完成以下核心任务：第一，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设立和发展的工商税务管理制度。第二，加强法治社会建设，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第三，只有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才能鼓励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避免富裕阶层移民和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最后，建立能够为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提供便利快捷融资服务的银行金融体系、风险投资体系、资本市场制度。
    作者简介：夏庆杰，英国巴斯（BATH）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文献：
    厉以宁（2015）《简政放权与培育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 行政管理改革2015年第9期。
    新浪网（2015），河南滑县强拆27家合法企业 官员称原因无法解释。http://news.sina.com.cn/c/2015-10-19/doc-ifxivscc0176978.shtml。
    Hubbard, G. and T. Kane (2013), Balance: 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 Rome to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Bagehot, W. (1920), Lombart Street: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 New York: E.P. Dutton, 1920.
    Bernanke, B. (2015), The Courage to Act: A Memoir of A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Ltd.
    Roubini, N. and S. Mihm, “Crisis Economics: A Crash Course in the Future of Financ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1.
    Rozelle, S. (2011), Will China Fall into a Middle Income Trap? Growth, Inequality and Future Instability. http://fsi.stanford.edu/people/Scott_Rozelle/(2015年10月29日进入).
    Rozelle, S. 2015年9月19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的“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Sachs, J. (2014),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s.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romote-sustainable-development-economics-by-jeffrey-d-sachs-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