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昱：在经济转型中寻找规制之路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是反映全球主流经济学研究趋向的窗口，也为各国提供了经济决策的思想指引和参考。
    比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的学术对于中国就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下的中国，经过30余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原本只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产业组织现象和问题在经济转型期也暴露了出来。以往中国的产业政策过于重视产业结构而没有深入到产业组织中去，把许多不属于产业范围的内容，如经济增长理论、增长方式的转变、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等问题都纳入产业视野。这是不清晰的思路。现在，应该对产业政策进行反思、清理与重新设计构建，使其逻辑结构更加合理，能够与国际惯例接轨。
    而在企业行为方面，目前的改革主要是沿着产权——企业行为——改革对策这样一种模式来展开的。在现有体制下，产权制度的确是决定企业行为的关键因素。但产权制度毕竟不是决定企业行为的唯一或全部因素，忽视对市场结构、企业组织这些相关因素的深入分析，得出的优化企业行为的对策，将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梯若尔倡导简单的政策规则，比如，为寡头公司设定价格上限、禁止竞争者之间串通，但允许产业链上位置不同的公司进行合作，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以刻画最优规制为目的，设计的激励机制，有极强的现实操作意义。
    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规制政策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人们常常将市场机制比作“看不见的手”，将政府干预经济或管理经济的活动称为“看得见的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市场机制和国际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资源时，会产生市场失灵。政府互补的“两只手”能够相辅相成地纠正市场失灵：一是宏观调控，从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视角，纠正国内市场宏观失灵和国际市场失灵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二是政府规制从微观视角，纠正国内市场微观失灵和国际市场失灵对国内产业和民族企业的损害。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入地与国际经济相融合，中国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经济社会迎来许多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政府规制领域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中国不仅要加强宏观调控，而且要加强政府规制，要创建中国特色的政府规制政策体系。
    另外，在中国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企改革”始终是重头戏。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自然垄断行业和某些特殊行业外,混合经济所有制将成为主流，这个转轨的过程,政府如何进行制度安排,破解垄断难题，实现最优规制，提高市场效率就变得意义重大。
    在梯若尔的理论中,“俘获”这个词的内涵已被拓宽。运用一系列经济学方法的研究使规制俘获理论对实际情况的分析更为贴切。从旧规制经济学将规制俘获理论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到新规制经济学用信息结构和激励机制来打开规制俘获理论的黑箱,不仅指出了俘获存在的可能性,而且还提供了阻止俘获和合谋的方法。
    规制俘获理论深刻地指出了政策目的与公众利益相悖、规制机构执行效率降低的原因,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指出腐败、贿赂等行为的性质及其危害。这些为我们在组织机构设立、制定权责原则以及规范行业行为等方面,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
    如“旋转门”现象,即国家机构的官员离任后,可能会在国企任职，使得国企与国家机构的一些部门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许多管制并没有改变行业的整体竞争结构,只是使得最大型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行业中的普通企业并未从管制中得到好处,而中央企业却从管制中获得了更高的收益,并在放松管制之后可以获得更多的补偿。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的竞争劣势正在于此。为了能让所有企业进行同样的竞争,让民营企业发挥自主积极性,达到所有生产要素的最优发挥,国家相关部门应对行业进行充分的分析,减少信息不对称,扩大获得意见的渠道，这样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