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经济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增长

    中国经济启动了结构再平衡进程，增长率也从2008年以前的超过10%下降到如今的约7.5%。这是否就是中国的“新常态”，还是未来十年内会出现更低的增长？
    中国经济在出口部门方面的再平衡显而易见。出口增长从2001-2008年间的年均29%下降到低于10%，使得国外需求作为增长引擎的作用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要。
    制造业就业和产出占总体的比重在去年开始下降。在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据了总体经济增长的超过一半。因此，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从2007年占GDP超过10%的顶峰，迅速下跌到如今的大概2%，这一再平衡帮助改善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事实上，近年来劳动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有所上升———这也直接反映出制造业的收缩和服务业的扩大。
    这同时也意味着更深层次的区域性再平衡：占中国出口总量超过85%的沿海省份正经历着最显著的放缓过程，内陆省份则维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基尼系数(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数，其值在0和1之间，0表示收入分配极端平等而1表示极端不平等)从2012年的0.52下跌到了2012年的0.5。
    推动这一转变的是两大基本因素。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需求下降，迫使中国开始调整自身增长模式。二是中国人口结构的不断转变。处于16-65岁之间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自2010年达到最高的72%后逐年下降。而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也自2012年后不断减少。
    同时，中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之中，在2001-2008年间约200万人脱离农业寻找城市制造业工作。近年来这一进程持续放缓，而农村地区则吸收了全国劳动者总数的35%，这些似乎体现出中国更低的增长率。事实上，依靠中国过去的增长记录去预测未来的经济表现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仅仅是因为劳动人口方面出现重大转换，还必须认识到中国在2008年之前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在2010年以前劳动人口数量增长率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很可能被高估。这使得随后该比率的下跌成为测定经济负面影响的一个不准确手段。此外，这一手段忽视了中国在未来20年间享受的教育红利，因为新一代劳动者正不断取代老一辈。按照这一情况，50-60岁年龄段中国人的收入/受教育程度比率只有20-25岁年龄段的一半。换句话说，新一代劳动者的生产力将是临近退休者的一倍。
    事实上，中国国民的教育水平正不断提升。到2020年，在大学求学的18-22岁青年将占到该年龄段总人口的40%，而目前为32%。这种人力资本的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劳动力的净流失。
    同时，中国的低退休年龄(女性50岁和男性60岁)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只需在未来每十年将退休年龄提高半年就足以补偿每年约250万劳动力的流失。
    还有另一个趋势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繁荣。虽然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但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降到低于40%———按照国际标准来说这一比率依然较高。同时资本存量也会维持较高的增长率。
    最后，因为人力资本迅速增加和研究投资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稳步提升。明年中国的研究支出将相当于GDP的2.2%，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基于这些趋势并假设一个持续的劳动参与率，预计中国在未来10年的潜在增长率将在6.9%-7.6%之间波动，平均为7.27%。这个数字或许比1988-2013年间的年均9.4%低得多，但相对于全球标准来说这已经足够。如果这就是中国的“新常态”，那么依然会是个令全世界羡慕不已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