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困境的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付出了高代价的高增长已经不可持续，并与社会的“高增长依赖症”存在强烈冲突，中国因此而陷入了增长困境。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是中国增长困境产生的根源。传统宏观调控政策无法根治当前的增长困境，破解困境的根本之道应该是通过深化改革完成“三大转变”，从而抑制“高增长依赖”：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政府职能从“做大蛋糕”转变为“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和做绿色蛋糕并重”；深化社会改革，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转变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将“人治”转变为“法治”。
    ［关键词］经济增长；宏观调控；改革；增长困境；增长依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2012年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9．92％，而同期全世界年平均经济增速仅为2．87％。中国GDP总量的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居至当前的第2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80年的1．9％稳步升至2011年的10．5％。2012年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中国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然而，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潜在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失衡、通货膨胀频发、贫富差距拉大和产能过剩等困扰中国宏观经济的难题。这些难题的核心在于经济增长困境问题，其他问题大多是伴随增长困境而产生的。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困境是什么呢？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导致了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还引发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社会冲突，而且当前这种“高代价的高增长”已经不可持续。但是，就业形势持续严峻、居民收入偏低、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和精英人才大量流失等问题的存在已经使中国社会患上了严重的“高增长依赖症”。“蛋糕已经不能再继续做大”，而中国社会仍然强烈要求“把蛋糕继续做大”，这便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增长困境。能否破解增长困境，直接关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能否继续取得卓越成就、社会能否和谐稳定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困境的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这也是本文的核心任务。
    一、中国经济增长困境的表现
    中国经济的增长困境集中表现为“高代价的高增长不可持续”与“高增长依赖症”之间的强烈冲突。下面将就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和不可持续性，以及“高增长依赖症”的主要表现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高速经济增长导致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高增长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高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资源消耗量大幅增加，石油、煤炭等能源产品和支柱性矿产品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对外依存度快速提高。2011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占全球比重高达21．3％［1］，而GDP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却只有10．5％；2009年，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石油方面，国内原油产量早已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石油消费需求，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2011年和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均提高到56％以上，预计2020年将超过60％。煤炭方面，2009年中国开始变成煤炭净进口国，此后煤炭进口量骤增，2010、2011和2012年的煤炭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31％、20％和30％。与对能源的消耗相似，中国对铁矿石、铜、钾等主要矿产资源的消耗量也逐年增加。2001年以来，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一直保持在50％以上，其中2004、2005和2009年都突破了60％；精炼铝、精炼铜和钾盐的对外依存度则分别达到53％、69％和52％。
    伴随着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产能扩张，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环境承载能力日趋脆弱。环境污染主要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等。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地下水、内陆河流湖泊和海水均遭到严重污染；2007年中国废水排放量排名世界第一位，比第2～10名的9个国家废水排放量总和还要多。二氧化硫和粉尘等大气污染物的大量排放使大气污染非常严重；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2］以重金属（镉、砷、铬、铅）为主要污染源的土壤污染问题日趋严峻，目前土壤污染面积已经超过2000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重超过1／5。
    环境污染不但影响了居民的身心健康，而且造成了巨额的环境污染成本。国家环保总局和OECD联合发布的《OECD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显示，2001—2003年，全国约有3亿人在饮用受到污染的水，其中1．9亿人患病，而且每年有约3万名儿童死于腹泻；预计到2020年，大气污染将导致中国城市每年有2000万人患上呼吸道疾病，550万人患上慢性支气管炎，60万人过早死亡。国家环境保护部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环境污染成本占GDP的比重始终在3％左右，这严重侵蚀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而《OECD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更是指出，到2020年中国因为环境污染而导致的健康损失将达到GDP的13％。
    （二）高增长导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社会冲突，政府为维持社会稳定投入巨大，这是高增长付出的另一个代价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基尼系数突破国际警戒线，并且持续维持在高位，财富差距则更为惊人。1981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9，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0．4；但是2000年以来，该指标已迅速突破国际警戒线，并长期维持在0．47以上，远远高于OECD国家；如果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3］与收入差距类似，中国居民的财产分布状况同样逐渐恶化。［4］［5］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最富有的1％家庭掌握了全国财富总额的41．4％。［6］中国财富集中度之所以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量超级富豪的存在所造成的，2013年中国大陆富豪数量已经达到1012人（含隐形富豪），占全世界富豪总数的25．6％。［7］
    各种形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社会稳定面临严峻的挑战。无论是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主要有非法群体性事件、违法活动和犯罪活动等），还是合法形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主要有民间纠纷、劳动争议、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等），都呈现出骤增之势，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严峻的挑战。［8］比如，1993年全国非法群体性事件只有8709起，而2009年和2010年则分别达到了11万起和28万起。［9］再如，1994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只有1．9万件，而2008年则达到了69．3万件。
    在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高压之下，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开支迅速增加。“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不把维持社会稳定当做重要任务。地方政府通过扩大编制和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方式确保社会稳定，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10］中国财政的公共安全支出已经从2007年的3486．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6304．3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6％。维持社会稳定的高额开支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例如，广州市2007年维持社会稳定的支出高达43亿元，占一般预算总支出的比重高达16．4％。［11］
    （三）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过去30多年平均接近10％的高增长已经难以重现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2008—2011年的平均经济增速比1978—2011年的平均增速低0．38个百分点；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延续了下滑趋势，年均增速仅为7．8％。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性趋势。［12］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速将分别比2000—2010年下滑2．3个和4个百分点。［13］可以从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视角来解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就总需求而言，长期以来出口和投资是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当前及未来出口增速和投资增速都将显著放缓；就总供给而言，以往的低成本优势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储蓄率的高位回落而逐渐消失，TFP增速也将由于制度红利的衰减和技术进步放缓而显著下降。［14］
    （四）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具有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因此，“保增长”或“稳增长”事实上成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高增长依赖症”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持续走低，而当前和未来的就业形势（尤其是高端劳动力市场就业）仍将严峻，这需要中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从而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来容纳新增就业人口。1979—198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34，2001—2010年则降至0．05。尽管近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频频发生“民工荒”现象，但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大量高端劳动力依然面临着就业困难，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劳动力的需求供给比已经从2006年的1．05下降到了目前的0．9，拥有大专和本科学历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高达13．4％和11．9％［15］，因此，当前和未来的就业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第二，居民部门（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这就必然需要“高增长”以提高其收入水平。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92年的69％跌至2008年的57％；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比都显著上升。［16］相比之下，1996—2006年，绝大多数OECD国家家庭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处于72％～80％的范围内［17］，比中国高出15～25个百分点。此外，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非常悬殊，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处境更加不利。而当前“限高提低”的收入分配改革很难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希冀通过加征财产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等）“向高收入群体征税”的做法在短期内并不现实。［18］
    第三，中国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支出明显不足，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严峻的民生压力需要财政支出快速增长，进而要求经济总量保持快速增长以获取相应的财政收入。一是，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为6．2％，而OECD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21．7％。二是，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已经升至4％，但全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在2010年已经升至4．3％。三是，目前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四是，城镇保障房覆盖率偏低，即便“十二五”期间完成供给3600万套保障房的规划，保障房覆盖率也只有20％左右，仍大幅落后于新加坡（85％）和日本（44％）等国家。［19］五是，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推进不仅将导致养老金缺口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会加重政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负担，从而加剧财政支出压力。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民生财政支出不仅总量不足，而且存在严重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部分群体民生状况的滞后程度远比上述总量指标所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这就更加需要民生财政支出的支持。
    第四，为了避免精英人才移民所导致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双重流失”现象进一步恶化，需要高速经济增长来保持中国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力。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以富裕人群和知识精英为主体的社会精英严重流失问题。社会精英的流失意味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双重流失”，将对国家发展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为了挽留住精英人才，中国必须确保经济的高速增长，以便用收入的快速增长来弥补教育、法制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缺憾。［20］
    二、增长困境的形成机理：从“增长崇拜”到“增长依赖”
    （一）“增长崇拜”与增长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必要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十分惊人。经济总量方面，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6．5％，日本的14．9％，不足法国、德国的1／3和英国、意大利的一半。人均GDP方面，1980—1989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5％、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8．7％。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部门领导人在走出国门之后，也被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所震惊，实现经济腾飞和国家崛起成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愿望，
    中国社会也因此而呈现出明显的“增长崇拜”特征。在“增长崇拜”的推动下，再加上国际大环境逐渐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以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并将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事实上采取了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在增长主义发展模式的指导下，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增强，居民收入水平同样获得了巨大提高。可见，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历史必要性。
    （二）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机理
    增长主义发展模式下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和事权财权倒挂的财税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地方政府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并运用其强大能力通过推动投资扩张来刺激经济增长，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使中国形成了“高投资驱动型的高增长”。这就是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政治经济机理。
    第一，地方政府官员所面临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促使其高度重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之后，全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不再像以往那样高度强调政治表现，而是将地方官员在任期内所取得的经济绩效作为政治升迁的核心依据之一。
    在这种考核机制下，地方官员为了获取晋升机遇，必然高度重视经济增速。而且，中央在考核地方官员的绩效时倾向于使用相对绩效评估的方式，这就使得地方官员热衷于GDP和与之相关经济指标的排名，进而引发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强化了其推动经济增长的意愿。
    第二，事权财权倒挂的财税体制也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激励。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地方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事权财权倒挂的现象非常严重。1993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77．9％，1994年骤降至44．3％，此后始终在45％～50％之间波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则由1993年的71．7％提高到了2011年的84．9％。而且，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不平衡难以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得到有效纠正。这是因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在中国的转移支付体系中所占比重很高，而这部分资金是随着项目运行的，项目审批的不规范和不透明导致了“跑部钱进”的现象，真正需要转移支付资金的地区无法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持。
    地方政府需要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支出，因此具有推高经济增速以增加税收来源的强烈意愿。1986—2010年间，中国各省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63），说明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源泉。此外，地方政府公务人员的收入也直接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因此，公务人员提高自身收益的动机也为其推动经济增长以改善该地区财政状况提供了额外的激励。
    第三，各级政府运用其强大能力推动投资扩张，从而刺激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形成了“高投资驱动型的高增长”。1978—2011年，中国实际投资年均增速高达12．4％，是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5倍多。高投资同时推高了总需求和总供给，促使经济呈现“投资驱动型”的高增长。总需求方面，1978—2011年，中国投资需求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4．1％，比OECD国家平均水平高出13个百分点。总供给方面，高投资促使资本快速积累，从而推动生产能力大幅扩张，总产出迅速增加。1979—2010年，中国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达到59．3％，2000—2007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更是高达65．9％。［21］
    在增长主义发展模式下，政府刺激投资的主要渠道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国有银行体系以低成本掌握了大量资金，并在政治激励以及隐性担保的作用下，以低利率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大量放贷。二是，政府凭借其在土地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以低价向企业提供大量的工业用地，直接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极大鼓舞了企业的投资热情。三是，政府压低了资源品价格，而且对企业破坏环境行为的容忍度高、惩罚力度小，这就大幅降低了企业所应承担的资源环境成本，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四是，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定流程相对简捷、时效性高，货币政策往往也只是积极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种宏观调控体系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双松”频频出现。五是，各级政府采取了大量扶持、推动和振兴重点产业的产业政策，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三）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导致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使中国社会从“增长崇拜”演变为“增长依赖”
    提高居民幸福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居民的幸福感既来自物质财富的增加，也来自对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的需求。在增长主义发展模式下，“增长崇拜”使得中国政府将绝大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用于经济建设之中，社会建设严重滞后，致使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只是主要满足了居民多元幸福目标体系中的一元。由于短期内社会建设历史欠账过多，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政府偏好于选择一个较为简单的提高居民幸福感、维持社会稳定的方法：继续保持高经济增长速度以提高居民部门（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而且，在此过程中政府更多的是在“做大蛋糕”（GDP的增长），而没有“做绿色蛋糕”（GDP的增长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也没有“分好蛋糕”（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这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社会建设进展缓慢”的畸形发展格局，社会建设的滞后性愈发严重。居民愈发要求补偿其所受到的福利损失，对实现高收入增速的诉求就愈发强烈，由此形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高增长依赖症”。
    三、宏观调控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增长困境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本质是通过以调节投资为核心的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来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控政策既无法扭转未来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也很难降低中国社会的“增长依赖症”，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增长困境。
    （一）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实现“稳增长”或者“保增长”的目标，而无法改变中国未来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科技革命带动了全球经济繁荣和中国的外部需求旺盛。因此，中国出口规模得以持续增加，并且通过“出口—投资”联动机制带动了投资的增加，最终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据测算，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五六年中，如果考虑出口对国内消费和投资的拉动效应，那么，出口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22］然而，以IT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技术创新浪潮现在已经逐渐结束，而新的技术创新浪潮尚未出现，不管是低碳技术还是3D打印机技术，目前都还没有形成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可以预见，全世界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处于技术创新的低谷，而这势必将降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抑制中国的外部需求。显然，中国目前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无助于扭转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态势，因此也就无法改变中国未来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
    （二）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趋于缩小，短期稳增长能力进一步减弱
    在财政政策方面，当前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居于历史高位，政府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自由度大不如前。1986年，中国政府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0．2％，此后政府债务水平逐步上升，2011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至38％左右。［23］未来中国政府债务水平预计还将继续上升。据测算，若考虑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在2012—2050年间将继续保持上升态势，在2050年将升至107．7％，年均上升幅度达2．35个百分点。［24］在货币政策方面，当前中国M2／GDP指标值已经居于历史和国际高位，常规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空间大幅缩小。从2007—2012年货币政策工具使用情况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使用频率高达66％。随着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频繁使用，当前中国M2／GDP指标值已居于绝对的历史高位：1986年，中国M2／GDP指标值仅为0．65，2012年该指标达到1．88，约为26年前的2．9倍；这一变化在2007年以来尤为明显，2007—2012年中国M2／GDP上升幅度达到0．36。通过国际对比还可以发现，当前中国M2／GDP也大大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2012年，中国M2／GDP为美国的2．8倍。可见，当前中国经济体内部的流动性已经相当充裕，继续凭借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不大。
    在产业政策方面，其效力将由于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消失而逐渐减弱。产业政策要想取得成功，需要依赖以下四个前提条件：（1）市场机制不完善，需要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缺陷。［25］（2）国家尚处于世界产业链的较低位置，在产业升级时，企业所要投资的是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技术成熟的产业，这就决定了政府选错主导产业的可能性会大幅降低，此即“后发优势”。
    （3）产业政策所导致的权力寻租在社会可以容忍的范围内。（4）对未来的科技走向有准确的前瞻性判断。而在未来，由于这四个前提条件都将逐渐消失，产业政策的效力也将逐渐减弱：一是，市场制度将进一步完善，政府干预经济的空间将因此而缩小。二是，产业结构将逐步升级，更加接近世界产业链的前沿，从而使得“后发优势”逐步弱化，政府产业政策决策失误的概率可能将提高。三是，短期内难以有效减轻产业政策所导致的权力寻租，而中国社会当前对其所造成的腐败问题已经非常不满，未来将越来越难以承受产业政策导致的权利寻租。四是，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表明，要准确预言未来的科技走向非常困难。
    （三）宏观调控政策对抑制“高增长依赖症”的作用甚微
    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社会建设严重滞后是导致当前中国社会具有“高增长依赖症”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想抑制“高增长依赖症”，就必须弥补社会建设领域的大量历史欠账，促使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使得居民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社会秩序、更稳固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然而，宏观调控政策的本质决定了其很难在社会建设领域有所作为。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在抑制“高增长依赖症”方面很难发挥实质性作用。
    （四）“四万亿”投资计划等经济实践已经证明宏观调控政策无法破解当前的增长困境
    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出口贸易总量严重下滑，经济迅速进入下行通道。为了确保合意的经济增速，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和产业振兴计划等措施来刺激投资扩张，并将货币政策迅速由紧转松以配合财政政策。大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成功实现了“稳增长”，2010年经济增速回到10．4％的相对较高水平。然而，中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方面，通货膨胀逐渐加剧。从2009年年底开始，物价水平迅速反弹，CPI涨幅在2010年11月升至5．1％的高位。另一方面，经济重新回到“高耗能、高污染”的老路，资源环境承受着巨大压力。从“四万亿”投资的资金流向来看，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占总规模的48％。大规模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社会对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产品的需求，而这些产品都来自典型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阻碍了中国的节能减排计划。
    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难以承受“稳增长”所引发的“高代价”，宏观调控重心不得不从“稳增长”逐渐转向了“控通胀”。而在刺激性宏观调控政策逐渐退出的过程中，经济自主增长乏力的问题再次显现，这又迫使宏观调控再次从“控通胀”转向“稳增长”。不难发现，近期宏观调控政策在“稳增长”和“控通胀”之间频繁转换。这说明，宏观调控只能在短期实现“稳增长”或“保增长”的目的，而无法根治增长困境。
    四、破解中国经济增长困境的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破解困境的根本之道应该是：通过深化改革完成“三大转变”来抑制“高增长依赖”，使中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仍然能够维持社会稳定并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当前中国社会架构比较脆弱，推进深层次改革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高增长依赖症”在中短期内很难消除。如果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则很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破坏和谐稳定的大局，长期深层次改革也必将无法正常进行。
    因此，中短期内经济“稳增长”仍然非常必要。
    （一）中短期内，应该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总量减税以及使用宏观调控措施来实现“稳增长”，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
    “稳增长”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继续推进城镇化，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实现“农民市民化”，以便有效扩大居民消费。第二，实施总量减税，同时拉动总需求和总供给，促进中国形成以减税为引擎的总需求（消费需求主导）—总供给“新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替代以往以出口为引擎的总需求（投资需求主导）—总供给“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第三，合理使用宏观调控政策，防止经济出现大幅波动。
    （二）长期内，破解增长困境的根本之道是，通过深化改革完成“三大转变”，降低“高增长依赖”
    第一，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政府职能从“做大蛋糕”转变为“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和做绿色蛋糕并重”。政府应该在保证继续以合意的速度“做大蛋糕”的同时，尽可能地做到“分好蛋糕”和“做绿色蛋糕”。一是，提高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并缩小居民间贫富差距。在初次分配环节做到既要提高居民收入又能确保分配公平，尤其注意提高中低收入者工资水平并加强对垄断行业高收入者工资的调控力度。在二次分配环节，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税制体系（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有利的转移支付体系）以修正初次分配的偏误，缩小贫富差距。二是，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努力实现绿色增长。加快改革官员考核机制，完善并落实“绿色GDP”考核机制；大力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逐渐完善资源品市场定价机制；制定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和约束非绿色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结构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
    第二，积极推进社会改革，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转变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为了抑制社会的“高增长依赖症”，应该在确保继续稳步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将更高比重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从而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多元幸福目标体系，提高居民幸福感。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改善民生，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医疗、住房、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尤其注意提高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民生财政投入力度，从而真正实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此外，还应当积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第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法治建设，将“人治”转变为“法治”。有法可依是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首要前提，因此，应该加强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此外，目前中国法律执行力度相对较弱，为了能够真正建成法治社会，必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法律执行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想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努力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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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