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贵：中国经济“慢”增长的多维观察

    摘要：近期，党和政府反复强调“稳中求进”，为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勒紧了缰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慢”下来的中国经济不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可能成为常态。我们要用辩证思维和多维视角深刻理解经济的“慢”增长，将中央的科学决策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有效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办好实事，提升活力，促进国民经济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关键词：经济增长 稳中求进 观察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地刷新着奇迹，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645亿增长到2011年的471564亿，实现了年均9.9%的增长，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2010年，中国的GDP跃升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样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呈现给世界的一张强有力的名片，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深陷金融危机的2009年，中国以9.2%的增长率引领世界各国走出泥沼。但是，在中国几十年如一日“经济狂飙”的背后，各种隐忧也慢慢浮现出来。近期，党和政府反复强调“稳中求进”，为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勒紧了缰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慢”下来的中国经济不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可能成为常态。这种剧烈转变自然会诱发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是否真的需要“慢”下来的思考。
    视角之一：政治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显著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如腐败案件不断、收入差距扩大、道德滑坡等，这些问题都在有形无形地侵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公信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总结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背后隐藏的逻辑是经济发展归功于政局稳定，而经济停滞不前或者“慢”增长则很可能归结于政府执政能力不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地方政府为了避免被认为是失职，都在努力追求高增长。著名政治学家享廷顿认为：“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威权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①合法性虽然需要一定的政绩，或者说是经济增长的支持，但是合法性绝对不会和政绩一一对等。自2008年以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就是最确凿的证据，虽然很多地方的经济增长率近年来依然很高，但是人民的不满情绪却在不断累积，并以群体性事件为突破口向政府和社会宣泄不满。这也印证了合法性并不由经济增长内生决定，因而政府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获得所谓的执政合法性而不顾实际地追求快速发展。整个社会也应该抛弃唯经济快速增长是从的逻辑，放下对高增长率的偏爱，而更加注重人民的满意度，也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这一执政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去简单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使人民群众达到基本的生活要求之后，是不能继续满足人民群众共享更多经济增长利益的诉求的。因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在过去符合现状，却显然不再适合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交织的国际大背景下的中国。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可持续为人民群众带来切身利益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因为要分配更多的经济增量好处给劳动人口，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以比现在的增长速度要慢，但是却符合科学发展观精神。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切实的好处，这种好处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大量出口所能带来的，而是从根本上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实现扩大内需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因此，一个“慢”的而不是“快”的社会更可能分配给人民群众以利益，从而产生一个更和谐稳定的社会。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并不需要一个高于10%的增长率作为其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经济的快速增长既非人民满意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百姓的满意感和幸福感才是执政基础的充要条件。因此，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更需要注重的是人民的满意程度，也就是要让尽可能广泛的人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这需要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这样的转变因为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不可避免导致经济放慢。这种放慢的阵痛并不意味着经济的退化，反而预示着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从政治逻辑上来讲，一个“慢”的中国社会可能远比“快”的中国社会更适合当下的中国。
    视角之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古往今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来是历代朝廷想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从先秦的“郡县制”到元代的“行省制”，历代均在此问题上有所突破却又没有根本解决。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因而形成了一种条块结合的治理格局。具体而言，中央政府通过垂直与平行的两个权力系统对国家进行管理。垂直的权力系统就是由中央和省直接管理的纵向政权组织，就是通常所说的“条”，其特征是上下垂直管理。而平行的权力系统就是以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管理的横向政权组织，就是通常所说的“块”，其特征是横向的平行管理。但是，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纵向的约束远比横向的大，因为他们的晋升与否往往取决于上级的态度和意见。虽然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民众和企业——是最有资格和能力来评价与监督政府的主体，但是地方政府官员依然可能漠视他们具体的利益诉求。最终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的取向因为政绩考核与晋升激励机制而完全演变成对上负责。在这对上负责之中，虽然政府的职责是多维度和多任务的，但政绩考核体系的核心是诸如GDP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等可衡量与可观察的经济指标。因而，政府官员会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可测度的GDP的总量及其增长速度上，而放弃那些十分重要却不可测度的任务。但凡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政府就会大力投入去做，而那些对GDP增长没有巨大贡献但能提高公众生活质量的民生事业，诸如医疗、社会保障等，地方政府往往缺乏投入的动力与兴趣。
    有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甚至敢于干扰统计工作，篡改统计数字。近年来，屡屡出现地方生产总值之和大于国家统计局核算的GDP总量的情况，例如，2009年省区市GDP之和比全国多2.68万亿元，2010年省区市GDP之和比全国多3.2万亿元，可能就有人为因素。不过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和政府改革的逐步推进，以GDP为中心的增长方式正在向“包容性”增长转变。包括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水平、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环保、生态保护、医疗卫生、社会秩序、信用、法治环境的改善等一系列要素在内的新型考核体系给予了地方政府新的激励，使得他们不再单纯为了GDP和财政收入的提高而采取各种短视政策。过去为了追求在3～5年内任期的经济增长而推行的“短平快”项目、在产业结构选择上以工业为主导的路径逐渐不再会被地方政府采纳。
    在中央对地方新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居民就业、医疗与收入等民生指标将被前所未有地重视。那么在GDP增长不再成为官员升迁的必要条件时，那些依靠压低劳动力价格、降低社会福利成本，依靠投入而不是创新来提高经济利润的手段必然会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型发展。所谓的集约型发展模式指的是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而实现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为核心。而在经济由粗放无序式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过渡过程中，各实体部门需要磨合，这个转变过程如同新车发动机需要磨合一样，会带来效率的损失，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但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因此，在整个中国经济因为政绩考核标准改变而引发经济增长模式变更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不可避免，那么就应该坦然接受经济增长变慢这个事实。
    视角之三：“三驾马车”的动力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尤以投资和出口的贡献最大。现阶段，中国经济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和房地产调控等因素的影响，投资与出口都不乐观，经济增速同比下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出口增速的放缓与投资规模的缩小还将持续，整个中国经济因而将从发展的快速道转向慢速道。
    第一，未来投资增长速度下降的可能性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率逐步上升，1978～1990年平均为35.45%，1991～2000年平均为37.8%，2001～2010年平均为42.33%。特别是2001年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推进，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升温，投资率上升较快，2008～2010年分别为43.9%，47.5%、48.6%，2006～2010年平均为44.7%。从2008年的国家统计数据中47.5%的投资贡献率远高于逐步下降的43.5%的消费贡献率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属于投资驱动型。更有甚者，在美国金融危机的2009年，我国的投资贡献率达到91.5%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09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而这样一个明显高于金砖四国平均水平的投资贡献率也带来了宏观经济失衡的隐忧。
    在基础配套设施还不完善的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投资确实对经济起到了正面刺激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巨额的投资开始使得经济偏离正常增长而走向过热。尤其是在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前提下，各地方争相发展类似的产业造成产能过剩。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超前于经济发展，资金紧张以及高铁事故等因素都使得基础建设投资减速。更为突出的是，在房价成为生活中“难以承受之重”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严厉的调控。从目前国家希望房价合理回归的意图来看，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内不会放松，那么固定投资中的房地产建设投资会继续放缓。数据显示，今年1～5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1%，创出2003年以来新低③。而2008年的4万亿投资之后，国家再继续进行大量投资的空间已很小，对投资的综合效果是增长将显著放缓，也即整个中国社会将迈入一个“慢”阶段。
    第二，出口增速趋缓。长期以来中国的汇率受到管制，为了出口创汇，汇率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相对贬值的状态，这就导致了大量企业有动机出口，同时国家为出口企业制订的各种优惠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这就更进一步地激励了企业出口。从国家的外汇余额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今年3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3050亿美元，这说明中国在加入WTO后的贸易政策确实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外贸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同时，中国与主要出口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愈演愈烈。
    随着欧洲各国深陷债务危机，中国对欧洲的出口额呈现下降趋势，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8年的20.50%下降到2011年的18.74%;美国还在次贷危机的泥沼中挣扎，因而中国出口美国的占比也从2000年的20.92%下降到2011年的17.08%。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的对欧美等主要国家的出口在缓慢下行，而疲软的出口势必影响到经济增长。
    在国内通胀压力明显以及国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止的情况下，人民币在2012年继续升值，并于最近达到6.29的新高，这导致出口企业的价格优势在缩小，与此同时，国内的通胀又导致劳动力成本攀升，这种双向挤压使得出口企业的盈利情况迅速恶化，最终使得中国出口的产品不再具有以往的价格优势，进而导致出口的增速放缓。
    第三，消费乏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率呈下降趋势，1978～1990年平均为64.86%，1991～2000年平均为60.16%，2001～2010年平均为52.94%。2007～2010年消费率低于50%，分别为49.5%、48.4%、48.2%、47.4%，2006～2010年平均为48.88%④。与世界消费率平均水平比较，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5.3%，其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分别为77%、74%和78%。同期，我国消费率为60.16%。从较长时期的平均水平看，中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幅度更大。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9%，而我国仅为59.4%，相差近20个百分点⑤。
    中国消费率偏低有多方面原因，
    主要包括：第一，GDP初次分配结构中劳动者报酬比重不断下降;第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第三，城乡居民的平均和边际消费倾向均呈下降趋势;第四，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制约消费率提升;第五，公共服务水平低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影响居民消费预期。
    总而言之，随着投资与出口这“三驾马车”中的两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的下降，加之消费率不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很难维持过去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放慢。
    视角之四：中等收入陷阱
    今年6月份，中国国家统计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DP排名世界第89位⑥。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国际经验表明，跨进5000到15000美元人均GDP的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并导致自身在追赶富国的道路上有所停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拉丁美洲各国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典型的例子。少数几个即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如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90年代的韩国，都会面临着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经历了20到30年的高增长时期，但随着这些经济体逐渐成熟，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以及经济总量本身的增加，三者的经济增长率均从9%左右降至5%左右。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现阶段的状况相似性。日本从1955年到1973年保持了长达18年的长期高速增长，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到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人均GDP为4000美元;而现在的中国其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那个时候的日本也是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体制下”，实现了大路货生产的世界一流水平，但是诸如计算机、高级精密仪器、精密车床、高级汽车等还是无法与欧美国家相比;同样，现阶段的中国钢产量、煤产量以及中低档家电产品、劳动密集型的服装产量等都是世界第一，但是在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上却没有优势。
    在经济增长方面，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的增长模式也是粗放型增长，且依靠设备投资和出口牵引，现阶段的中国则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而内需不足。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国际资源价格暴涨，这加快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软化、服务化和高附加值化的进程。而现在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资源价格上涨的难题，也同样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由于经济总量的上升、内需的疲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发展模式转变等原因，当时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下滑至5%。那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面临国内通胀恶化、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内需同样疲软的时候，经济增长率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因而中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增速下降的发展路径。
    视角之五：可持续发展
    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可持续发展的序幕;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举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定了经济发展与能源环境的一系列国际规则，开启了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征程。中国参与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的起草和讨论工作，是最早提出和实践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于1992年签署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1994年，中国率先发布了全球第一个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6年，可持续发展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之一，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已从科学共识转变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具体行动，成为从制度建设、政策措施、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由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者有机组成，其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条件，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根本。可持续发展要求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可持续发展特别关注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资源、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给予鼓励，反之则应予以摈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特有的“中国速度”发展着，GDP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9%，目前，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世称“中国奇迹”。但是，我国的能源消耗仍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世界平均水平有着较大差距，在许多方面，能源资源使用率偏低，能源浪费十分严重，总体上还没有走出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过去奉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在为外国节约资源环境，污染自己的生存空间。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与问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高。2009年，中国的GDP虽然只占世界的8.6%，但是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占世界的比重绝大多数远高于GDP所占的比重，经济的粗放特征依然显露无遗。其中，一次能源消费量约占世界的19.3%，成品钢材消费量约占世界的48.1%，水泥消费量约占世界的53.4%，常用有色金属消费总量约占世界的41.4%，纸和纸板表观消费量占世界的23.0%，化肥施用量占世界32.7%，臭氧层消耗物质消费量占世界的44.5%，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量约占世界的23.7%。目前，中国的煤炭、水电、钢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属消费量、纸和纸板消费量、淡水使用量、肥料施用总量、臭氧层消耗物质消费量、海洋和内河捕捞量、国内物质消费总量和生态足迹总量等均为世界第一。1990～2009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5.6倍，但是能源消费增长了2.6倍、成品钢材消费增长了9.3倍、水泥消费增长了6.9倍、有色金属消费增长了13.2倍、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了2.4倍，钢材、水泥和有色金属消费的增幅高于GDP增幅，⑦这在世界上都是相对比较少见的。201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石油、铁矿石等均已超过50%⑧。
    第二，生态环境污染严重。《2011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1年中国在空气质量、淡水环境、农村环境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全国地表水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其中，黄河、松花江、淮河、辽河总体为轻度污染，海河总体为中度污染。在监测的26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湖泊(水库)占53.8%，在监测的200个城市4727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良好-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5.0%，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5.0%。
    执行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后，我国城市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污染将逐步显现，从2011年部分试点监测城市的监测结果来看，按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评价(PM2.5年均值的二级标准为35微克/立方米)，多数城市细颗粒物超标，年均值为58微克∕立方米。农村和农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农村环境形势严峻。2011年，环境保护部对全国364个村庄开展了农村监测试点工作，结果表明，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村庄占81.9%;农村地表水为轻度污染;农村土壤样品超标率为21.5%，垃圾场周边、农田、菜地和企业周边土壤污染较重⑨。SO2、化石燃料燃烧和能源使用产生的CO2等污染物排放量也位居世界首位⑩。
    第三，社会矛盾凸显。中国多个权威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学者们多年来的调查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一个社会所能容忍的贫富差距上限，而且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
    中共中央党校发布的《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热点舆情报告》对中国时政、经济、外交、社会四个方面的事件进行了权威解读。它以“网民参与度”为度量指标，列出了排名前100的舆情事件。“合肥少女毁容案”、“张妙家属索要赠款冲突事件”、“中俄否决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决议”分居网络舆情排名前三;“浙江吴英案”、“三亚宰客事件”则名列前十。“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高铁列车高价采购调查事件”、“春运期间铁道部网络售票系统瘫痪”、“温家宝：不解决好腐败会人亡政息”、“新校车标准问题”、“茅台高管：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山西县委书记女儿5年吃10余万‘空饷’”也在前100网络舆情事件中排名靠前。报告从话题、地域两个维度对前1000名的舆论事件进行了分类，其中话题维度中排名前三名的类别为公共安全类事件，143件，约占总数14%;反腐倡廉类事件，117件，约占总数12%【11】。
    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更是触目惊心，三聚氰胺、地沟油、工业明胶等等无时无刻不在敲击中国人民的道德底线。都说民以食为天，现在，中国的天塌了。中国人民甚至发出了“中国，慢点走!”的呐喊，“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
    目前，中国在“蛋糕”做大方面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蛋糕”分配的方面的矛盾却日益凸显。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的现象普遍存在，人民群众还得不到普遍的社会保障，改革和建设的成果不能惠及所有民众。
    在市场领域，尽管中国建立起了初步的市场框架，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放开了，但核心的要素价格和市场并没有放开，再加上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权力之手时时插进市场，那些掌握要素资源的垄断企业、强势集团和政府部门，往往借助垄断高价掠夺大众以自肥，或者设置门槛将人们挡在门外以独享其利。政府官员则通过寻租以致富，而寻租的代价最终还是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或直接通过垄断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
    在再分配领域，中国的财政制度是一种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制度，这种制度最严重的弊端，是政府的转移性支付按照身份分配，而不是按照真正的需要分配。相对富裕的城镇人口可以享受政府财政供应的福利，而收入本来就低的农民却需要自己承担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福利之成本;在城镇内部，财政补贴也是按照地位和权力进行分配的，谁离权力中心的距离最近，谁能够享受到的财政补贴就越多。这种福利分配体制本来是计划经济的弊端，是改革的对象，但改革却没有矫正这种不公平，甚至在很多领域放大了这种扭曲。
    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中国资源的供需态势非常严峻，水土资源供需结构性紧张，能源供需长期紧张，大宗矿产资源将出现全面短缺。在日益依赖全球资源的背景下，中国的资源安全战略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资源形势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要求。一是资源安全保障不足。人均资源少，大宗、支柱性矿产不足，优势矿产资源浪费严重。二是资源利用率低，资源开发造成生态破坏。矿业企业集中度低、技术落后、资源开采利用率低;资源使用企业生产粗放，资源浪费现象普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难以在短期内建设完成，资源回收再利用体系发展落后。三是资源领域的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缺乏国际贸易定价权，致使国内各相关产业损失惨重。四是国际产业资本通过产业转移或参股控股，不断加大对我国国内矿产资源的掠夺，资源流失严重。五是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初级资源价格市场化与产成品价格管制存在矛盾。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的适度“慢”增长，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质与量的统一，才有可能实现联合国今年6月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提出的社会公平、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三大目标，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发展”之路。
    视角之六：发展方式转变
    周朝时，民间有一个祭祀百神的“蜡”节，孔子带弟子子贡去观看。子贡担心百姓只顾玩乐会有危险。孔子解释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弓久张而不落弦，则绝其力;弓久落弦而不张设，
    则失其弓之往来之体。文武二王的张弛有度，开创了周朝八百年雄浑伟业。强弓易折，锐斧易钝。中国的高速增长已经到了一个拐点。2012年，中国政府8年来首次将经济增速目标调降至8%以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承认中国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但同时也强调，调低经济增速主要是为了结构调整，真正实现高质量增长;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外部市场萎缩，中国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但在这种情况下，调低经济增速主要是为了结构调整;中国经济放缓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主要目的是要真正使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增长;调低经济增长目标，也真正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摆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污染环境，并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最终惠及百姓民生。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应当更加重视GDP的质量和构成。如果说以前我们必须重视经济发展速度、重视经济总量，那么，现在就应当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就要看GDP的内容，看它的实际构成。马克思在讲到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时强调，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不仅要看价值量而且要看使用价值的性质和构成。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清朝后期，虽然我国GDP的规模很大，但由于其构成是茶叶、蚕茧、瓷器等，而西方国家的GDP构成则是机器设备、坚船利炮，结果我们还是落后，加上制度落后、政治腐败，最终是被动挨打。这说明，要提升一国的竞争力，必须改善GDP的构成。如果我国的GDP是由世界领先的技术、关键领域的知识产权、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构成的，那么，我国经济的素质和竞争力必然领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取得了实效。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强调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一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按照优化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方向和基本要求，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调整城乡结构，加快推进城镇化，加快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既着眼于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又为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
    二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我国要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趋势，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三要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大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四要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国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快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和进口贸易结构，加快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五要加快推进自主创新。我国必须紧紧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注重自主创新，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改革和完善科技体制，加快建设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谋求经济长远发展主动权，形成长期竞争优势，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六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加快污染防治，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加快实施生态工程，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七要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针对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我们要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加快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发展面向民生的公益性社会服务，更好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八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我们要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开拓文化市场。
    注释
    【1】　[美]萨缪尔·享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2】【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
    【3】国家统计局：“2012年1-5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情况”，国家统计局网站，2012年6月9日，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20609_402810977.htm。
    【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4期。
    【6】国家统计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中国人均GDP排名世界第89位”，一财网，2012年6月4日，http://www.yicai.com/news/2012/06/1784968.html。
    【7】【10】中国科学院：《2012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8】“张平：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2.2倍”，中国新闻网，2011年12月28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industry/20111228/5353593.shtml。
    【9】环境保护部：《2011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境保护部网站，2012年6月6日，http://jcs.mep.gov.cn/hjzl/zkgb/。
    【11】中共中央党校：《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热点舆情报告》，2012年4月。
    A Multidimensional Observation of China's "Slow" Economic Growth
    Zhu Qigui
    Abstract: Recently,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have repeatedly emphasized "ma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which tightens reins on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ese economy. In the near future, a Chinese economy that slows down will not be provisional but become normal. We need to deeply understand this "slowdown" using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Only thus can we tur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decisions into a powerful force driving scientific development; effectively dissolve conflicts, solve problems and bring actual benefits to the people; increase economic vigor; promot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 Economic growth, ma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observation
    【作者简介】
    朱启贵，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国民经济核算与分析、国民经济理论与政策、可持续发展、公共经济。
    主要著作：《可持续发展评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论》、《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等。
    (朱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