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金砖四国增长神话终结？

    自第二个季度以来，金砖国家似乎不再是国际媒体追捧的对象，唱衰金砖的观点频频出现。金砖国家经过1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似乎进入了一个盘整时期。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都不可能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轨道之上，国家或者国家群体的崛起需要经受历史与理论的检验。所谓“奇迹”，更多的是人们对历史经验的淡漠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期许。
    2012年第1季度，印度经济增长率只有5.3%，这一成绩要比美国、欧洲等陷入危机中的国家要好数倍，但是却与印度预期的6.9%的增长率有一定的差距，而印度2010财年增长率高达8.4%。标准普尔将印度信用降至BBB-，与垃圾级别只有一步之遥，在金砖国家中垫底。祸不单行，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以《别了，不可思议的印度》为题，讽刺性地报道了印度的颓势。“不可思议的印度”是印度官方对外宣传的口号，《经济学人》认为，这样一个光辉炫目的印度更多的是个神话。
    作为“金砖四国”概念的提出者，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对印度的表现也非常不满，他认为BRICS中的I应该换成印尼，而国际评级机构最近上调了印度尼西亚的评级，进入可投资国家的序列之中。一些研究机构认为，印度成为金砖国家中第一个松动的砖块，接下来，巴西、俄罗斯的表现也不太好。一季度，巴西经济增长率只有0.8%，降至两年来新低。金砖国家中的领头羊——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也不太乐观，一季度增长率为8.1%，预计二季度将跌破8%，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2009年，中国成功保八，成为一片萧条的国际经济中的亮点。
    2001年，吉姆奥尼尔突发奇想，将中国、印度、巴西与俄罗斯四个国家的首字母拼在一起，“金砖国家”的概念随之诞生。最初，金砖国家只是高盛公司为自己的客户推荐的投资目的地，换言之，投资这些国家是有赚头的。令奥尼尔感到意外的是，这个概念居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焦点，远远超出了投资领域，而成为展示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风向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砖四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美国，其他几块金砖的表现也非凡脱俗，2009年11月《经济学人》将巴西作为封面予以报道，认为巴西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金砖。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金砖四国趁势而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成为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核心动力。十年反恐战争与华尔街金融风暴让美国在冷战后的独霸态势受到遏制，而欧元危机则让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盟焦头烂额，在这样的背景下，金砖国家的高速增长印证了“西方不亮，东方亮”的那句老话。
    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扩容，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各种研究机构关于金砖国家赶英超美的预测满天飞，最大的共识在于，不断将金砖国家崛起的时点向前推。每种预测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如果按照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话，金砖国家会如何如何。2011年下半年开始，既定的增长速度便开始下滑，通货膨胀率上升，而国债收益率频频超过陷入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随之而来的是，货币贬值，彭博社的数据显示，2012年除了中国之外的金砖国家货币跌势创下1998年以来之最。第二季度，巴西、印度、俄罗斯的货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超过两位数，比在债务危机中无以自拔的欧元差得多。
    货币是一个国家经济好坏的温度计，当经济处于稳定增长时，货币都会比较坚挺，比如，中国在过去几年中一直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个国家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期间，其利率、汇率以及资本流动之间存在着非常敏感的关系。如，上个世纪末的金融危机中，俄罗斯和巴西就曾备受打击。金砖国家持有40%以上的全球外汇储备，但是多数都集中在中国，巴西和印度处于经常项目与财政双赤字的状态之中。双赤字意味着一国经济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从而构成了国际资本看空该国经济的理由，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利率提高-经济紧缩-资本外流加剧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对于国际货币而言，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只能推高美元、日元等货币，因为这些货币具有比较好的避险功能。
    货币贬值、经济增长下滑意味着金砖国家高歌猛进的神话或许告一段落，经济学最朴素的道理告诉人们：任何收益都是有成本的，高速增长的过程是绚烂的，但是需要有人买单。金砖国家也不能免受这一规律的约束，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光辉的岁月必然有难以回避的阴影。
    经济学理论研究会依靠假定，但是经济增长不能假定一个常量，因为经济增长并不由单一要素决定。一个国家的崛起也不能单单依靠经济增长来实现，而是各种要素协同推进，从这个角度而言，从投资角度而生的“金砖四国”来解释当代世界格局的变迁就有削足适履的嫌疑了。
    毋庸置疑，金砖国家在过去十多年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绩，四国平均增长率达到6.6%，是美国的四倍，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四国在全球GDP的比重达到25%。要看到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人口大国，不过人均GDP在全球排名靠后，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发展经济学一直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概念。增长意味着更多的产出，过去十年之中，金砖国家在这方面表现优异；发展则意味着产品生产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的变革，不仅经济生产结构要变革，国民的福利也要得到很大的改善。相比于增长，发展更需要智慧与魄力。金砖国家需要增长，但更需要发展，发展意味着社会经济的变革，而不单单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资源的投入，还要做到公平合理的分配，从整体上提升国民的福利水平。
    关于金砖国家的预测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那就是政治与宏观经济稳定。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要实现这种稳定并非易事，所以，这种假设便是倒果为因。只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处理好分配问题，才能保持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稳定了，高速增长才有可能。以巴西为例，上个世纪50年代，巴西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期，总统库比契克提出以5年的时间取得50年的成就，依靠大量举债，巴西成功地将首都从湿热的里约热内卢迁到了宜人的巴西利亚。但此后，巴西便陷入了债务的泥潭，最终军人上台。巴西没有在增长与分配之间保持平衡，不但没有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反而造成了政治的动荡。
    现代经济的增长需要依靠市场体系的发育，同样也需要一个稳固的国家政治作为依托。新兴市场国家，往往缺少一个稳固的国际制度，这往往是经济崛起夭折的祸根所在。沃勒斯坦曾论述道，一个国家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他的国家结构不要太强大，也不要太虚弱。如果过于强大，他就会不顾及资本积累最大化的利益，阻止必要的跨境流动；如果过于弱小，便没有能力对资本流动进行干预。对于金砖国家而言，在着眼于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需要关注自身国家结构的建设。
    印度被称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从国家能力的角度而言，它并不是一个强国，新德里的任何改革措施都难以得到贯彻。无论执政的国大党还是在野的人民党，他们对地方政治的掌控能力都在下降。人口超过2亿的北方邦在地方政党的掌控下，该邦曾经是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执政基石。长期以来，印度并没有国家传统，联邦制与民主制更多的是印度历史现实的必然选择，地方政党的崛起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手脚被捆住了，总理辛格承诺的零售业改革泡汤，沃尔玛等零售业巨头进入印度的计划落空。1991年印度开启改革风帆之际，辛格担任财政部长，二十多年过去，指望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辛格大刀阔斧似乎是一种奢望。
    相比于印度，俄罗斯的国家传统过于强大，普京那句“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很有诱惑力，但是对于投资者而言，却有点儿不寒而栗。打击寡头需要普京的铁腕，但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则需要一种健全的制度，尤其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虽然梅德韦杰夫想在莫斯科郊外建立“硅谷”，但是处处伸手的官僚基本阻断了人们创新的能力与愿望。
    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