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关于“中国模式”的理性思考

    一、“中国模式”的提出及相关争论
    一般认为，“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是西方各国对我国发展态势重新审视、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的结果，而这一概念首先是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1]的论文中提出的。俞可平等国内学者倾向于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北京共识”[2]。之所以采用“中国模式”概念而非“北京共识”，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共识”一词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政治意味很浓；二是“北京共识”概念容易使人产生与“华盛顿共识”对抗的错觉，有兜售意识形态之嫌，对消除“中国威胁论”十分不利；三是“模式”一词是指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3]因此，用“中国模式”概念更为恰当，旨在强调这一模式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
    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国内外学者有多种多样、见仁见智的总结和概括。俞可平教授从三个方面概括“中国模式”的基本特色，“一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二是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三是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湖北省社科院刘宝三将其特点总结为：一是方向正确，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二是目标明确，始终着眼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三是基点准确，立足于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四是步伐稳妥，实行渐进式改革与发展，逐步推进；五是视野开阔，大胆借鉴和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决不封闭自守。中国社科院田春生着重论述“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不是依靠从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制度内生性不仅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4]张维为教授则将“中国模式”总结为八大特征，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及对外开放。[5]
    海外关于“中国模式”基本特征的讨论，有代表性的包括：1.德国学者海贝勒的“七特征说”，即认为“中国模式”有七个特征：(1)中国共产党目前已进入“适应阶段”；(2)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3)中国是发展主义的国家；(4)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的显著特色；(5)中央领导层和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6)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具有越来越多的对内职能；(7)中国正在迈向自治、法治和参与程度更高的开放社会。[6]2.法国学者安德烈阿尼的“六特点说”，即认为“中国模式”有六大特点：(1)国有部门具有重要地位；(2)股份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仍然受到国家监督；(3)农村特殊的社会主义面貌；(4)中国经济仍然主要是负债经济；(5)计划尚未消失；(6)基础公共事业有待完善。[7]另外还有雷默本人的“三定理说”，即认为“中国模式”具有三大定理：(1)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2)建立可持续性和平等性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3)自主理论，即“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超级大国”[8]。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指出了“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例如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四大成本”，即“被相对剥夺的弱势(群体)”、“环境生态的破坏”、“体制性的腐败”以及“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等。[9]也有很多学者尤其是海外学者对“中国模式”提出批评性意见。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黄亚生否定“中国模式”的独特性，认为“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10]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则从金融发展的角度评判“中国模式”，认为唯有师法“金融乃国富之王道”的西方模式，并拥抱“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持久发展。[11]
    作为一种新兴的解释范式与话语体系，可以说“中国模式”很好地反映出学术界尤其是海外学术界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深刻反思与理论凝练，其中包含着很多充满启迪性的有益内涵，既总结出若干值得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借鉴的中国发展经验，又能为我们看待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另一种视角。然而，必须看到：“中国模式”之所以盛行一时，相当大程度上既有西方国家政学两界单方面拔高我国发展经验的样板作用，进而为“中国威胁论”制造口实之嫌；同时，“中国模式”的大量论述还具有“去意识形态化”的特点，亦即过分凸显中国发展道路与所谓“现代化”、“全球化”话语的密切联系，斩断其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和政治历史的有机关联，在强化“中国特色”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社会主义”这一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成功根源和基本规定性。这种隐藏的危险性，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警惕。因此，极有必要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的关联与区别。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的共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科学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是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具有下述共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在发生发展上的共性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都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新历史时期的继承与发展。而“中国模式”“起步于改革开放前”、“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发展于后改革开放时期”[1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崇温发现，“中国模式”发轫于改革开放初期，“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就提出‘中国的模式’的问题”。[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都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同时都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国家建设实践。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不断面临新问题、新挑战之下逐渐累积的发展经验与理论认识；而“当今中国的这套模式，完全不是按照逻辑设计出来的，它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的综合体。”[14]因此，两者都处于不断的发生发展和自我完善过程之中。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背负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源环境等人类共性问题的强大压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彰显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原则等等，都还面临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也还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威胁与压力。由此观之，“中国模式”付出的成本、面临的挑战，很大程度上也是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前的紧迫问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在基本经验上的共性
    首先，两者都是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发展模式。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难题，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5]从而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既突出作为配置资源手段和方式的市场经济在两大基本社会制度间的共性，又致力于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之路。而从转型方式方法上，则强调将改革、发展与稳定有机统一，走一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既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又超越了“现代化”理论等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框架。“中国模式”的大量论述，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方面方向与方法的理论反思。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均为和平发展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和平与发展”视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奉行和平中谋发展、以发展促和平、以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为出发点的发展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暴力、掠夺手段获取发展的模式有着本质区别。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都是全球化大背景下对外开放、积极有为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重视改革，又重视开放。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从兴办经济特区起步，到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渐进可控、与世界文明自觉接轨的发展道路。而“中国模式”尤其注重培养一种开放的胸襟和学习的自觉性，奉行向环球学习、开拓思路、多样化等原则。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的区别
    (一)基本内涵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一条创新发展道路和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以最快速度和最优方式向前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7]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创新发展道路”和“特殊形态的社会制度”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密不可分的两面。作为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谓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渐进发展之路；作为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彰显出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但“中国模式”较为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备的“创新发展道路”这一涵义，而不具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的“特殊形态的社会制度”内涵。
    (二)观察视角不同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模式”都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但前者更偏重一种内部视角，或曰“从中国看中国”，即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积极融入世界，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者则更偏重一种全球性的视角，或曰“从世界看中国”，即观察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探索一条成功道路。前者着重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中国化历程为其参照系；后者则以二战以来后发国家不同发展模式(如“拉美模式”、“俄罗斯模式”等)为参照系。
    (三)成熟程度不同
    尽管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蔚然成风，学派林立，聚讼纷纭，相关著述大有汗牛充栋之势，但就理论体系的严密性、自洽性乃至基本概念的公认程度而言，较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模式”都有着较大差距。另外，前者着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探讨中国问题；后者则着重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与预测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后者的诸多洞见足以为前者提供启迪，但前者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知，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达到了后者所无法企及的高度。
    (四)价值倾向不同
    “中国模式”的论说貌似具有西方社会科学所致力倡导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风格，似乎力求“客观”地反映中国发展经验与未来路向。但是，在其具体论说之中，往往偏重中国案例与所谓“现代性”或“普世价值”相契合之处，将中国的发展方向假定为西方的经济政治体制。另外，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属性。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一系列事关公平正义的社会问题大量浮现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始终坚持和努力实现民主、平等、集体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18]。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中国模式”不能完全涵盖的理论内涵和难以充分体现的价值导向；同时，其更为与时俱进、更为谦虚审慎的理论品格，也可以避免“中国模式”论说可能对我国国际形象造成的不利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应当从“中国模式”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等方面汲取营养，当务之急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和吸纳“中国模式”论说的有益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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