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共存与共赢，多轨与去模式

    如何界定中国道路的内涵
    甘阳先生主要是从文化与词语的深层视角，来谈论中国道路的。这一点很有见地。正如美国用自由概括自身一样，毛泽东用人民，而现在甘阳先生主张用儒学社会主义来概括中国道路。这种寻求自身的语言来概括自身的特点，在文化的传承、传播与构建方面，确实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
    但是甘阳先生的儒学社会主义这种概括本身忽视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个性发展的过程，本身内含了民族共性的发展。而且，中国的儒学只是中国文化的一家。在中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道家、佛教的影响无不存在。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中国道路的理念和形式分别用“共存与共赢”，“多轨结构与去模式”，更能符合中华文化传统，也符合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发展趋势。此外，一个综合国力贫弱的国家，无论使用多么精确或本土的词语来概括自身，那么都不会改变它被边缘化的命运。文化的自信与自强，它离不开GDP的支撑。因而，在中国道路内涵的把握上，它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应该是，有利于指导中国面向未来的发展。
    就文化传统而言，史上有百家争鸣；虽然经过秦朝焚书坑儒，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阶段，但是今日儒家、道家与佛家三大家以及其它家并存发展的局面看来，也印证中国文化的兼容并蓄之特点。古代如此，近代亦然，晚清时候，中国掀起的“打倒孔家店”的气势，直面自我传统的抨击勇气，可谓世界屈指第一。而后，民主与科学这两大西方文化精髓，也以基因的形式纳入中华文化之体内。狭隘的民族文化，不会如此彻底地自我批判与反思，也不会如此热衷“师夷长技”以求富强。蔡元培、鲁迅等文化猛将，虽然是借着反传统文化的形式呈现，但是他们所摇旗呐喊的包容并蓄、强弱共存，却也是中国文化精髓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的民族融合史，则是从现实的历史事件，证实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内涵——共存与共赢，多轨结构与去模式。史书记载了中华民族之间的冲突、战争的历史，但是实质也是以血与沙的形式书写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因此这沉甸甸的历史，告诉了每一个中华人：战，两败俱伤；合，共存共赢。而就当前我国56个民族的融为一体，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对台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局面看来，无不得益于共存与共赢这两个文化基因在政党政府、民间社会中的传承。这种传承体现在，政治上，是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共同富裕等；经济上，公私经济体并存，经济特区、开放区，城乡分治等；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的融合，体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文化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弱化了中体，但是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无疑是中华文化这头沉睡的雄狮自我苏醒。
    中国道路的理念：共存与共赢
    因此所谓共存，就是承认差异性的存在，在平等的基础上，每一个主体（国家、地区、公司、个人等）都有选择合适自己发展方式的自由。所谓共赢，就是在共存的基础上，主体之间的合作方式，是追求在正和的博弈场内，争取各自更长远的利益。共存与共赢是互为因果的。只有共赢才能确保和平的共存。无论是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由中国提出并始终遵循的和平共处五原则，还是在处理自身内部的民族、地区、阶层之间的事务方面，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自治、民主协商制度、混合所有制等具体制度的设计，实质上都是共存与共赢理念的具体体现。这一点也为国内外的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多个方面给予证实。但是这里，对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一是外国学者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研究以及国内学者对他们观点的转述；这种研究，实质上是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物来观照中国，从而把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地方凸现出来，并进行理论逻辑上的组合。这个组合就是中国模式。这种研究的一个局限是，可能会造成东西方对立。
    二是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研究。与第一点不一样，这种研究更多的是基于本国的国情，着眼于中国的特色，即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的特殊点，写实般地描述出来，并把核心的要件进行事实上的组合。这个组合就是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这种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来研究中国的道路，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研究，只是简单地把部分的研究成果的加和视为中国模式。这种研究的不足在于，它把握的是中国模式的过去而不是未来；把握的是中国模式的躯体而不是灵魂。
    这两种研究方式区别只在于：如果说前者的研究侧重于以狼为参照系来研究羊的话，从而得出羊性不同于狼性，在于性情温和、吃草和群居，那么后者的研究则是侧重于羊自身的研究，从而得出羊的头、四肢、尾巴等部位如此，并以组合而成的羊的体型来区别狼的结构。
    中国的道路，不是闭关锁国的创造，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从开放的世界中择己所需，与世界分工与互通有无之中践踏出来的。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角逐中，借助全球化的引擎与媒介，各国的道路在各取所需中，已经“纵横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其间，否认中国模式与其他各国的模式的共性存在是逆天而行的。中国的发展，之所以会强化了世界的和谐稳定因素，是因为中国道路的理念是共存与共赢，顺应了世界多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个理念，在现实性上，道出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心声。同样的，否认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性，也是画地为牢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道路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我国的产业群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下端，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腐败等。这些现象实际上只不过是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缺陷的结果。
    中国道路的形式：多轨结构与去模式
    因此，就中国道路而言，它的形式应当是“多轨结构与去模式”。所谓多轨结构，就是中国的制度结构不是整齐划一地普及全国，而是根据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允许一定的差异性。中国的多轨结构，一方面是由中国民族众多，地域地理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世界民族多样性决定的。所谓去模式，就是在发展地区的过程中，因发展的具体需要，调节既定模式以适应地区的发展要求，并在必要的时候，转变既定模式，甚至选择推行新的模式。因此所谓去模式，是针对多轨结构的具体形式而言。这意味着，在中国道路这个整体概念之下，实际上是多种模式并存、竞争和发展的态势。多轨结构运行，是面向更好制度结构的生成。在这个生成的过程中，表现为不断调节发展模式，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变发展模式。因而这个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去模式的过程。多轨结构与去模式，是共存与共赢理念的对象化，是这一理念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方位的发展形式上的具体体现。
    虽然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学术界更多的是以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就为话题背景。但是这种对应的关系，不能以否认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历史的成就为前提。建国之初，中国的制度铺设，是在学习苏联模式中进行的。由于当时国内因素与国际环境，这种制度铺设几乎是以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不可否认，社会主义的因素已经植根于中国。这一社会主义的要素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就铁轨一样，支撑着我国改革开放这列火车快速而稳当地飞驰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道路，实际上是突破一轨的格局渐进式推行多轨结构的运行，突破固定的模式试验式推行去模式的进程。在这一点上，从中国内部发展要求看来，郑永年先生从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的角度，较客观地论述中国的未来模式在于维持经济结构的平衡，而吴敬琏先生则侧重于政治结构的可能性嬗变，直接定位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处于过渡体制时期。
    但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地离不开世界这一外因的作用。
    世界的发展局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国的发展，是在学习和吸收世界经验和本国经验的基础上，调整甚至转变自身既定模式以适应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而中国的去模式，并不是没有自身的原则，而恰恰是彰显并存与共赢这一理念。从这一点上讲，当前中国的体制改革，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利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共荣。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它的消费市场是巨大的。这个市场能否打开，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进一步发展都是一个强大的动力。中国消费社会的形成，对发达国家而言，使得它们维护本国工薪阶层的权益，可以通过金融资本与其国内的实体资源结合方式，发展出口型的实业、创造就业机会来实现，而不是依靠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转移经济危机这类两败俱伤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结构则是直接依赖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因而中国向内需经济模式的转变，虽然短期内对它们的经济有一定影响，但是长远看来，无疑是它们各自经济结构优化的历史机遇。因为如果它们不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那么中国今天面临的困境，将是它们不久后要面对的。
    但是中国消费型社会的构建，就直接的影响要素而言，与中国的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紧密相关。中国老百姓，即便有钱的，也舍不得消费或者不敢消费的社会制约因素，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问题是，中国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能否摆脱主要由既得利益集团极力维持的“路径依赖”。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面对中国的系列改革，都应该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并对中国的改革提供必要的建议与支援。因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每个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最佳外部环境。而一个和谐与共荣的世界，则是必然需要各国都应当致力于追求一种正和的博弈场。中国的和平崛起，无不是得益于其核心理念——并存与共赢。就国内而言，内需经济发展动力的开辟，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一是扩大就业渠道，二是普及社会福利，三是缩小贫富差距。就业渠道的开辟，手段是给民营经济体以生存与发展空间，目的是增加中下层人群的就业机会。社会福利的普及，手段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比例支出，中央导向，地方落实，目的是确保弱或无劳动力者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贫富差距的调节，手段是通过制度的设计，合理渐进地分流资本存量，目的是促成橄榄形结构的阶层分布。但是这三项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在于强势的政府是否能够强势地转变当前的体制模式，并最后强势地确立这样的机制，使得政府的强势不是来自于威权主义，而是来自于它在阳光下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