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安：“中国模式”未来的出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在研究和探讨中国发展道路时，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那么，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有哪些经验和问题需要反思?
    概括起来，“中国模式”主要包括了四种相互关联的发展子模式。
    一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政府“有形之手”对经济运行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巨大影响。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干预是有必要的，这也符合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般而言，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主要通过建立法律法规、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方式来进行。在经济领域，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等措施，以图实现经济发展、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外贸基本平衡四大目标。
    在中国，政府部门不但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而且还通过国有企业参与国民经济活动，有些部委(比如铁道部)甚至自身就类似于一个巨型公司，直接参与市场的竞争。
    在全社会投资中，政府投资也始终占据着主导和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投资虽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绝对数额在不断上升，2009年仅中央投资就近1万亿元之巨。
    国有企业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途径，目前，仅央企的资产总额就超过了20万亿，而在最新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则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其中上榜的184家民企的利润总额尚不及10家利润最高国企总额的一半。
    二是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投资是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推动力。在中国，投资在经济增长中长期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居高不下。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8%，拉动GDP增长5.6个百分点。与此相比，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3%，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7.9%，拉动2010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在全年10.3%的增长率中，有一半多的贡献要归功于投资。
    三是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在改革开放之初及其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丰富但资金稀缺，因此大力发展出口型经济，有利于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同时又能够通过引进外资、赚取外汇以弥补国内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战略在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为中国的经济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执行的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重点的“赶超”战略。改革开放后，虽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思路有了一定的调整和改变，但近年来，国民经济出现“重型化”重新抬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事实上，“十一五”以来的数据显示，中国重工业产值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工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文章分析，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中国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遇到了诸多的质疑和困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过多，不但干扰了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还导致了大量的地方债务和各种寻租现象。在经济学中，政府和市场都有各自的“边界”，如果政府干预过多，越过了市场的“边界”，不但会导致政府自身效率的损失，还会影响市场的配置功能。而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活动，也成了地方债务日益膨胀的主因。目前中国地方债务的总规模大约为10.7万亿，一些地方的债务负担十分沉重，负债率超过60%甚至100%的并不少见。
    其次，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容易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和消费不足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曾多次被“硬着陆”所打断，其中的缘由，基本上都是因为实行紧缩政策导致的投资减速过快，进而使得GDP增速突然放缓所致。而消费不足则是投资过度的直接后果。
    此外，在各地追求GDP最大化的政绩目标下，投资过度形成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突出。目前，在中国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现象。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使资金使用效率大大降低。有关调查显示，在每年上万亿的政府投资中，无效和低效项目大量存在,而许多政府大宗项目也潜藏着浪费现象。
    再次，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引进外资、增加外汇方面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国际贸易摩擦增加等问题。由于多年的对外贸易顺差巨大，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增长，至201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到2.85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为了追求更多的出口和外汇余额，不少企业不惜盲目降低产品价格，大量的“内耗”以及技术含量不高使得国内出口企业利润微薄，这又成了导致工人工资长期低下的缘由。工资低下不仅使得劳动者消费水平难以提高，而且往往成了引发劳资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最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使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迟迟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还产生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等问题。环境污染是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另一个副产品，有关统计表明，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相对于GDP的10%。
    “中国模式”在当前经济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只有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缺陷进行认真的反思，才能使“中国模式”更为完善和更具普遍性。
    其一，必须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尽快从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经济模式转变。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政府应从直接干预经济向更多地提供公共服务和为市场经济提供法律规制保障转型，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强调企业和市场的主导作用和地位。政府以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最终目标，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资源最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的功效，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其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切实实现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转变。改变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为强调综合平衡的外贸模式，逐步放弃依靠低工资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做法，走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对外贸易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工业发展应走依靠高新技术、劳动者技能水平提高和产品质量改善的道路，将更多的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投向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最终实现轻重工业的协调发展。
    其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中国模式”应更加注重制度创新和体制建设，避免掉入“后发劣势”的陷阱。只有以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为着力点，开启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模式”才能找到新的发展推进剂，具备回避和跳出“后发劣势”陷阱的信心和能力。这样，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才有可靠的动力源，“中国模式”才会成为世界公认的、并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可的经济发展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