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华：中国发展道路的哲学审视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日前在北京联合举办“哲学与社会发展论坛（2010）”。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央党校原教育长郝时晋，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兼哲学部主任、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贾高建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发展道路的哲学探索”这一主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文化哲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一、哲学研究应积极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
    与会者认为，从哲学各学科角度审视中国发展道路问题，是哲学理论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哲学应成为紧扣时代脉搏的活生生的学问。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郝时晋指出，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证明，哲学理论的创新是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我们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必须大力发挥哲学的引领作用。在当前，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任务。
    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兼哲学部主任、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贾高建指出，哲学应面向社会、关注现实，应该做成紧扣时代脉搏的活生生的学问。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们不能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的唯物主义”不能只是说说而已，要真的能够付诸实践。当前，我们应以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从哲学的高度认真总结和反思以往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和探索现阶段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努力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央党校哲学部侯才教授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民族性与现代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哲学工作者需充分借鉴和汲取当代西方相关优秀文化成果，大力挖掘和创造性转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论资源，努力结合社会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建构合理的中国现代性，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与会学者们普遍认为，应立足于中国现代性的视角，在与其他现代化模式的比较中考察中国发展道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阐释其内涵和实质。
    二、坚持用理性精神评价中国发展道路
    学者们认为，当前国际国内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评价，存在着一些误区。要科学认识和准确评价这一问题，必须坚持理性精神。中国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理性的回归和人民的胜利。
    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认为，我们应理性地认识中国的发展现状，面对真实的中国问题，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尚未显示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优越性，而这有待于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基础上的人的交往关系的全面性和全面的制度性变革。用社会学的话说，就是必须自觉地推动“社会转型”，从农业主导转向工商主导，从前现代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在这基础上，我们确立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发展道路。具体而言，中国发展道路的奇迹得益于文化心理上的脱贫致富、政治上的开明权威、经济上的外向型企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有利的国际条件。
    侯才认为，中国发展道路提供了在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种尝试，从而在统一的世界历史和多样化的民族发展道路中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代表性。它对于经济落后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对于人类构建合理的现代性模式，摆脱和克服自身所遭遇的生存境况的危机，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中央党校哲学部庞元正教授指出，中国发展道路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就在于它彻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了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坚持和深化体制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现代化必备的制度条件；坚持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了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现代化的资源和条件；坚持稳定压倒一切，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发挥后发优势，实行举国体制，实现了现代化跨越式发展。这是唯物史观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学者们认为，在肯定已有成果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深刻地反思现阶段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鹏程研究员认为，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来看，发展就是缔造一种高于原有状况的新的人类文明，就是“向前进”。它不应是寻求人的某个或者某些具体的单项生活需求和规划目标的获得，而是文明的不断前进和不断升华。在一定条件下，“GDP发展论”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唯GDP发展论”的蔓延，导致一些地方走上了无视文明、抵制文明、与文明相悖甚至毁坏文明、反对文明的邪路，导致一些地方的社会主义文明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肩负着消除以“发展”为名的各种低俗化、粗野化、庸俗化和形形色色的“退化”等现象的历史重任。
    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认为，“文化中国”的口号提了许多年，但任重道远。30年来，我们缺少自觉的文化创新意识，更缺少真正的文化精品呈现给世界，健康的文化产业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文化生态、文化多样性、大众文化发育机制、技术与精神的平衡、培育人文精神和社会信仰等诸多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面向未来的中国发展，需要从社会有机发展的角度予以通盘谋划，重点解决政治改革与社会公正问题、国人精神匮乏信仰缺失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中国现代文化的健康发展问题以及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发展等问题。
    张曙光指出，现阶段发展中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有贫富悬殊不断拉大、社会诸领域存在严重不公、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级尚未形成等。导致上述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一是“效率优先”与市场的逐利本性，二是官商勾结和市场的畸形化。而更深层也是更具普遍性的原因，则是中国世俗文化在传统秩序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致使全社会难以形成价值共识和继续改革发展的精神力量。而体制的缺陷，就是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大力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理分化，让每个领域都确立自身的规则和尺度，相互之间则形成良性的互动局面。由于上述世俗性文化的问题和我们功利主义地看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在实际上被简化为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而不是由现代价值理性主导的全面的社会建设和文化重构。这是现代社会的普遍性问题，对于在转型期的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学者们指出，要积极应对各种严峻的挑战，解决重大难题，需要在全体民众中培育起深刻的忧患意识。
    北京大学赵家祥教授指出，关于世人对“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赞誉，我们必须要理性谨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种检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要急于标榜“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而应集中精力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中国人民大学马俊峰教授认为，中国发展道路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大课题，还在继续进行之中，能否取得成功，要看是否能够准确定位，是否具备不断总结经验、学习他人，预见、规避和应对风险以及敢于实践、善于创新的能力，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地之得而滋生盲目乐观、骄傲自大的情绪。
    三、重视中国发展道路的精神动力问题研究
    一些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强调了文化的先导作用，倡导建立推进中国发展的文化哲学。
    李鹏程认为，中国道路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要素协调前进的文明整体发展。经济发展确实重要，但它只是一种功利化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它只是文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在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中，文化作为人的思想形成和生发的领域，对于整体发展而言具有动力学和价值导向的意义。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引领中国摆脱了“一穷二白”的落后境地，在今天，这个发展口号似乎应该添加文化的内容：“以经济为中心，以文化为先导”。具体而言，就是要以文化价值的创新和文化思想精神的活跃为先导，以“发展文化”为先导。重视整体发展过程中人的精神活力的激发和持久化，重视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科学知识建设和审美建设，重视社会公共领域和各个领域的文明制度的建设和风俗习惯的教化和养成。
    邹广文认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累积的问题，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很多问题与文化改革、文化发展的不尽如人意有密切关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面临着三重文化背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这三种在西方原本属于历时递进的文明形态，在中国却共时并存，纠结交错，异常复杂。需要我们对于这种历时性文化予以共时性的承受和消化。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发展的价值诉求——未来中国的发展目标应该是“朝内”的而不是“朝外”的——即着眼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实践，在社会公正、环境美化的基础上让全体国人真正享受小康生活，增强社会发展的自觉性，引导国人确立健康向上的人生目标，努力营造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共识。为此，必须高度重视中国现代文化的健康发展问题。我们必须努力纠正现实文化消费领域的日趋感性化、片面化倾向，纠正“三俗”和泛娱乐化倾向，纠正社会所滋生的拒绝历史、拒绝时间、把握当下的消极文化心态。致力于提高国民的教育文化水准，培育文化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形成未来中国清晰的文化图景。
    一些学者着眼于价值观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探讨了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意义及其具体内涵。
    侯才认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成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必须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着力构建和在全社会确立符合历史发展趋向和主体发展需要的，从而具有普遍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应不仅是对存在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特殊价值观中的人类普遍价值观的继承，而且还应是对这种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发展和升华。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应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它们五位一体，彼此依赖、相互渗透、互为前提，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向。
    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指出，当前应特别重视中国发展的文化和价值观建设。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告诉我们，文化的恶俗化，不仅意味着这一文化形态失去了脊梁，更重要的是埋下了文化毁灭的种子。我们应经常拷问自己：拿什么拯救文化？靠什么发展文化？财富与文化如何建立联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建设，要大胆走出去，向全球开放，勇于接受挑战，既要区别于西方，又要让世人认可。因此，应以平等、正义、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理想。
    张曙光指出，规划中国发展道路的未来前景，应努力营造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共识。建设核心价值观，要从基本国情、民众的现实利益和具体价值观出发；要关注中国儒、佛、道三大传统文化资源的“普遍性”的开发和运用；要研究全球化和民族性的辩证关系，以“共生”的理念主导“斗争”，走出民族中心主义，发展出既符合马克思“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理念，又符合“三个代表”精神的“大文化”的文化—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通过辩证理解“个体、共同体、人类与大自然”这一新的“四方域”的相互关系，将“仁爱”、“自由”、“公平”、“和谐”确立为我们的价值观并以此来凝聚和引导中华民族精神。
    中央党校哲学部杨信礼教授认为，从哲学层面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必须关注发展的价值观念的转变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这一价值诉求，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特别致力于实现公平正义，平等关怀公民生命，平等尊重公民权利，平等分配社会财富，平等对待社会成员，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和谐。
    中央党校哲学部杨玉成教授认为，考察中国发展道路，需要关注西方社会发展这一参照系。他们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确立起了“文明发展”、“和谐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对中国社会而言，借鉴西方发展经验，确立科学发展、合理发展、文明发展、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应是我们自觉的、理性的选择。
    庞元正最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离不开国民性的改造和民族精神的提升。为此，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兼收并蓄，取其所长，构建诚信文化、法治文化、创新文化，培养民主意识、公平意识、公民意识，从而为中国发展道路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