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模式及其前景

    中国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同时，中国的许多经验对世界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形成伟大的理论。反过来，既然中国的经验具有世界意义，那么，中国是否就可以摆脱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决定未来20年中国走向的最重要问题。
    中国模式是最近学界讨论得较多的话题。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按可比价格计算，经济总量增长了1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12倍;按现价计算，去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400美元，即将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无疑是了不起的奇迹。那么，中国是否创立了自己的发展模式?
    这个问题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的角度来看，都非常重要。国内的意义在于总结过去、指导未来。过去30年的前20年都在改革，而后10年的改革，似乎中国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需要探索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在国际上，这涉及到中国如何将自己呈现给世界，以及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未来20年，中国可能还会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中国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上进行正确定位。国际上有“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说，前者代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后者提倡政府干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把代表前者却失败的美国和代表后者且成功的中国进行对比的风气更加盛行。比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狄忠蒲(Bruce Dickson)在最近一篇文章里就认为：“‘北京共识’认为，高速经济发展需要以增长为目标的政治精英的积极领导，同时，为了保证这些增长政策的实施并限制对平等和社会福利的需求，威权统治是必要的。”然而，这个对中国经验的总结是错误的;如果威权体制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则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应该有高速的经济增长，而过去30年的市场化改革也没有必要了。事实却是，如果没有市场化改革，中国不可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同时，把“华盛顿共识”当作对新自由主义的总结、把“北京共识”当作对威权体制的总结本身就是对这两个“共识”本意的误解。“华盛顿共识”是由时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来的，其本意只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政策的总结，而新古典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有着显著差别;“北京共识”是由时任《新闻周刊》驻京记者的约舒亚·雷默提出的，主要包括创新、平等且可持续增长和独立自主三点内容，并不涉及政府的性质问题。国外一些人把中国模式贴上一个扭曲的“北京共识”标签，其意实际上是要贬损中国。中国的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可以效仿的榜样，西方一些人对此高度警惕。把中国的经济成功归功于威权体制，表面上看是学术观点，实质是想通过贬损中国达到阻止其他国家效仿中国的目的。
    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总结中国模式就变得至关重要。中国经验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但是，以世界为背景，我们要总结的是那些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的东西。以此观之，“中国模式”这一说法可能不太准确，“中国经验”或者“中国道路”也许更为合适。但是，因为“中国模式”已经成为讨论话题，本文仍然沿用这个词。
    本文认为，中国模式有四个基本要素：第一是社会平等;第二是贤能体制，这个词来源于英文meritocracy，有人把它翻译为“精英主义”或“精英政治”，而本文认为翻译为“贤能体制”，也就是“选贤任能的体制”更加合适;第三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第四是中性政府。
    中国模式四要素
    首先讨论社会平等。在这里，我们要区分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是暂时的：收入差距较大时，对富人多征税返还给穷人就能消除这种不平等;政治不平等也能通过政策的改变较快消除，比如说今年“两会”就修改了原来四个农村人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选举办法。社会不平等则不同。社会不平等意味着社会被人为分成多个阶层，而且，处于最底层的人也认为这种分割有合理成分。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典型的社会不平等。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56年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经历了连续不断的革命，这些革命打破了旧有社会秩序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和思想。比如，历史上文字是为特权阶级准备的，掌握了文字就高人一等，这也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但普通老百姓却认可这种不平等。再如，土地的集中导致无地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而这种土地所有关系往往得到社会认可。
    为什么社会平等对经济增长有好处呢?首先，它消除了进入壁垒，增加了社会活力。社会不平等意味着人分三六九等，等级之间的流动性很弱。高等阶层利用优势地位垄断社会资源，而且往往拒绝新技术和新事物，因为它们可能动摇其优势地位。其次，社会平等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一个平等社会，人们更愿意发展公共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印度是一个社会不平等很严重的国家，其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比例高于中国，但文盲率却达到近40%，远高于中国。印度的制造业不如中国发达，与对工厂工作的轻视及缺乏合格工人有关。第三，社会平等消除了强势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促进了中性政府的产生。
    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旧势力因此得以保存。在一些民主体制运转失灵的国家(如菲律宾)，这些旧势力非但没有衰退，而且还得到壮大，掌握国家政治和经济命脉，极大地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印度的民主政治是发展中国家当中几个少数的成功案例之一。但是，随着印度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将不可避免地拉大，而社会不平等将是决定收入差距态势的主要因素，低种姓和穆斯林无疑将是收入增长最慢的阶层，这对印度政治生态将产生决定性影响。由于独立之初没有消除旧有的社会不平等，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民主的框架下完成一场社会革命，从而为未来经济发展扫清道路。
    其次，贤能体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核心是儒家思想和以科举为主轴的官僚体系。今天，国家干部体制也可以看作贤能体制的一部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遴选官员，今天则通过层层选拔提拔干部。一个人要走上领导岗位，就需要从最基层做起，做出了成绩才可能提拔。在贤能体制里，培养一个干部需要很长时间。如果对比东亚和西方的民主体制，就会发现在东亚体制里很少有年轻的领导人。
    贤能体制有什么借鉴作用呢?首先，贤能体制的核心价值——选贤任能——可用来驯服民主的民粹主义倾向。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敌人不是专制，而是民粹主义。由于民主的政治文化还没有养成，民主在一些国家变成纯粹的逐利工具，最终结果是，国家无法做出任何有效决策。贤能体制强调少数精英的自主作用，因此容易做出决策，提高政府的效率。同时，贤能体制强调官员的德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起到了约束作用。
    第三个要素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制度是重要的，这是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早就说过的，也得到很多经验事实证明。但是，一个好制度的核心，是提供正确的激励。所谓正确的激励，就是让行为主体的追求和社会的追求尽量一致。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纯洁的制度就是在一系列标准的假设下所产生的最优制度。发达国家的学者总是不自觉地拿最优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永远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好，但也永远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路径，让发展中国家走向最优。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在比次优还要低的状态，怎么可能一步就跨到最优状态呢?中国30年的实践证明，追求有效的、而不是最优的制度是完成制度转型的最优方案。所谓有效的制度，就是在特定条件下能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这些制度可能不是纯洁的，但却可以达到一定目标。乡镇企业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产权界定不明晰，却发挥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双方的优势，在1980年代的制度框架下，很好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他如价格双轨制、地方财政分权等，都属于这种中间状态的制度。就单个制度而言，它们无一是完美的，但组合在一起却把中国的制度变迁向前推进了一步，而许多这样的步骤加总在一起，就完成了中国的制度转型。
    最后一个要素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不长期偏向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它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就不会被少数利益所左右，而是更多地考虑资源利用的效果，因此就更可能保证长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就是这样的一个中性政府。改革本身是政府向社会让渡权利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精英的革命。与此同时，政府虽然为老百姓办事，但也没有一味地迁就部分人的要求，放弃长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能够做到这些，得益于两方面条件。第一是政治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执政党的自主性和包容性。在过去的30年间，党的规模增加了一倍，党员成分日益丰富，并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作为国家决策中枢，为各阶层和群体提供了表达意见的舞台，并在内部消化集中，最终形成国家政策。第二是社会基础，即前面提到的社会平等。在不平等的社会，强势集团时刻威胁政府的统治，因此，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和强势集团结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相反，在平等的社会，由于不存在强势集团的挑战，政府容易获得独立性，成为中性政府。
    中国模式的前景
    中国模式给中国带来极大的经济成功;但是，任何模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中国模式也不例外。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是最大的问题，并与当前学术界和政策界正在热议的结构失衡有关。
    结构失衡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代中期的68%急剧下降到目前的52%，几乎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劳动报酬，由于工业比农业使用更多的资本，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下降，因此，别国在发展初期也出现过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然而，像中国这么剧烈的下降很少见。第二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60%以上下降到目前的48%，下降更为剧烈。这一方面说明老百姓的福利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得到相应改善，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我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第三是经常项目盈余占到GDP的10%，这意味着我们创造的GDP既没有被消费掉，也没有全部变成投资，而是变成了净储蓄，输出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给别人花掉了。
    导致结构失衡的原因很多，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首先，政府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导致生产性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过高，在过去的10多年里，这一比例在40%-50%之间，是世界上最高的，而排在第二位的新加坡，这一比例是25%。政府生产性支出多，好的方面是政府真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着想，不好的方面是扭曲了经济结构。政府的生产性投资是对企业的补贴，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促使企业进行更多投资，反面是抑制了劳动收入的提高。其次，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地方政府往往难免做出损害民众利益的事情。第三，过度参与经济活动还导致政府忽视民众改善福利的基本要求。改善基础设施使老百姓受益，但也有很多基础设施并不能造福百姓，而是政绩工程。第四，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还给利益集团影响政府以可乘之机。既然经济发展是政府最重要的目标，那么它就很容易和强势集团结盟，中国也就失去了中性政府存在的基础。
    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巴西的年均增长率超过7%，创造了“巴西奇迹”。但是，巴西当年也和现在的中国一样，贫富分化剧烈，随之而来的是20年的高通胀和经济停滞。这里当然有债务危机等其他因素的作用，但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可能是关键性因素之一。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巴西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反观一些成功转型的国家，民主的扩大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步骤。如韩国于1992年开始民主化进程，当时它的人均收入按2000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是10000美元。我国现在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8000美元，接近韩国当时的水平。当然，韩国的成功转型还有很多原因，但民主化与转型之间的这种关联至少值得仔细探讨。
    在目前，更广泛的民众政治参与至少有以下三方面作用。第一是降低政府支出中投资的比例，缓解经济失衡。民众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的政府投资，而可能需要更多的教育和社会保障。第二是有利于建立公共财政型的政府，现在的政府太偏向生产，而相对忽视了民众福利的改善。第三是化解社会矛盾。当前，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救火队”，哪里出了问题就去那里救火。民众参与政府决策意味着民众自己变成了决策者，而政府变成了执行者，民众和政府同时要为决策后果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同时也为政府减轻压力。
    中国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同时，中国的许多经验对世界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形成伟大的理论。反过来，既然中国的经验具有世界意义，那么，中国是否就可以摆脱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决定未来20年中国走向的最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