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

    内容提要：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在持续的结构改革中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和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本文估算了工业分行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发现1992年后，TFP 增长超过了要素投入增长，但是TFP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在2001年后出现了下降。进一步对TFP 增长分解后发现，由工业结构改革引致的行业间要素重置显然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乃至工业增长起到了实际推动作用，即结构红利是显著存在的，而2001年后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也成为同期TFP 增长贡献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工业行业的结构调整主导了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的总体走势，并造成了不同行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显著差异。
    关键词：结构改革；要素配置效率；结构红利；生产率变化；工业增长
    *张军、陈诗一，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junzh -2000@fudan.edu.cn ，shiyichen @fudan.edu.cn.GaryH.Jefferson（谢千里），美国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 ），电子信箱：jefferson @brandeis.edu.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873022）、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和复旦大学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对本研究的资助。同时感谢胡永泰、万广华、姚洋、张曙光和Li Kui2Wai等在“2009上海论坛”以及洪永淼、蔡宗武、方颖、任宇等在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2009年高级经济学讲座上所作的有益点评。文责自负。
    一、引言
    Kuznet（1979）曾经指出“，没有各种要素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充分流动，获得人均产出的高增长率是不可能的。”中国是研究要素重置对增长影响的很好范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GDP 年均增长达9.8%且非常稳健，这应该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持续的结构改革和要素重置紧密相关。
    结构改革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的假说可以追溯到Lewis （1954）关于二元经济的古典模型，这同时是Maddison（1987）增长核算文献的核心观点。Cheneryet al （1986）和Syrquin （1995）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学中使用了结构变化和要素重置效应概念，并指出这种效应是增长表现的关键因素。而Lucas （1993）和Verspagen （1993）分别从供给面和需求面提出的工业发展模型中也强调了结构变化对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影响。Harberge（1998）形象地将经济增长描述为两种过程：一种称为蘑菇效应，指要素不断地从低生产率行业配置到高生产率行业所导致的发展消长和显著差异；另一种称为酵母过程，意指所有行业受相同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影响而表现出的共同发展态势。许多研究发现结构改革和要素重置对增长有显著正的影响（Young ，1995；Nelson and Pack，1999；Berthelemy ，2001；Akkemik，2005；Calderon et al1，2007）；另一些研究则发现这种影响不存在或很小（Timmer and Szirmai，2000；Caselli，2005）。其中，Timmer and Szirmai（2000）在解释亚洲四小龙制造业结构调整和改革对生产率增长影响的时候，将这种正向影响称为结构红利假定，这一术语此后被广泛使用。
    回到中国案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造成了刚性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严重的要素配置扭曲；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结构改革卓有成效。如图1所示，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份额从1952年的83.5%降到2006年的42.6%，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则经历了稳步上升的过程，这与转型经济文献中关于结构调整特征的描述相一致。中国工业的劳动力份额从1952年的7.4%一直持续上升到2006年25.2%的峰值，这与工业化国家“驼峰”型工业就业占比的经验不同，说明中国的工业化仍处在初级阶段，还有足够的空间吸纳更多劳动力和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与结构改革相对应，中国工业增加值所占份额在赶超战略下从1952年很低的17.6%上升到1978年很高的44.1%，以后就基本保持在40%左右；而第一产业产出份额持续下降，2006年为11.7%，第三产业产出份额在改革之后急剧增长。许多学者从三次产业的角度研究了结构改革和要素重置对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Fan et al ，2003；Bhaumik and Estrin ，2007；Bosworthand Collins ，2008；Gong and Lin ，2008）。这些研究忽略了工业内部行业间的要素流动，我们认为，在工业内部也存在着要素流动的制约和结构调整的必要性，不同行业的结构调整和要素重置显然可以推动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和工业增长。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之中，工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部门，因此，本文集中研究中国工业的结构改革，并评估这种结构调整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增长。
    中国工业改革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时期：1978—1992年的试验期、1992—2001年的国企改革期和2001年以来的反思和调整期。图2描述了中国工业改革的主要结构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工业主要在轻工业部门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工业的就业份额从1977年的14.8%上升到1992年的21.7%（图1b），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重在改革后增长很快，1993年首次超过了国有工业（图2a）。这体现了中国工业的发展战略已经从赶超战略转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由于80年代以来的国企工业改革仅仅停留在转换经营机制层面，加上大量冗员的存在、拨改贷政策造成的企业高资产负债率、以及政府摊派和社会性功能等系列负担的长期累积等，造成了大批国企财务危机的爆发，致使整个国有工业部门在1996年出现了净亏损（图2b）。于是，中央从1997年开始实行抓大放小、减员增效、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企改革。图2显示，1998年后国企数量骤减，其占比从1998年的39.2%下降到2001年的27.3%，大部分小型国企实现了民营化，与此同时，国有骨干企业在这三年内建立了股份制，开始摆脱全面净亏损。在国企改革的同时，非国有工业企业迸发出勃勃生机，其总产值和上缴税份额持续上升，利润率也一直高于国有企业（图2）。非国有工业不仅吸纳了大量的国企下岗员工，而且支持了国企抓大放小的股份制改革，使得这一阶段的国企成功改革成为了可能。1994年实行的以分税制为特征的财税体制改革和1993年左右工业产品价格的完全放开和全国统一产品市场的形成也为这一阶段的工业改革创造了条件。
    前20年的工业改革成绩是显著的，但代价是资源低效使用和环境的严重污染。要素市场发展依然滞后，无法有效配置重要资源，工业结构改革远未最终完成。特别是2001年以来，以高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重化工业化现象在中国工业发展中再次出现，导致学界的激烈争论。同时，正如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所指出的，当转型经济体的人均GDP 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比如中国本世纪的情形），社会矛盾会加重，甚至会很尖锐。新世纪以来，中央对工业乃至经济发展进行了反思和调整。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在全球金融危机日趋严峻的情况下，2008年末中央又出台了促调整和保增长并举的十大应对措施等等。图2显示了这一阶段中国工业的结构变化情况。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下降，但是其总产值份额却从2000年的57.2%上升到2006年的65.6%，工业集中度在提高。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和产量也一直在增加，到2006年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总产值份额分别达到了37.2%和31.6%，国有工业企业占31.2%，出现三驾马车的发展格局。另外，国有和非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率在2006年分别达到了12.3%和19.7%，彻底摆脱了90年代中期亏损的局面；非国有企业的税收份额也从2001年的三分之一增加到2006年的将近一半，不久将会超过国有企业。
    与中国工业结构改革相关的文献较多地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所有制结构改革对工业增长的影响。Li（1997）是仅有的几篇评估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改革绩效的文章，他发现当时的要素配置效率和要素边际生产率都有惊人的增长。虽然学者们承认结构改革和要素重置对工业增长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对这种效应进行定量分析，而这正是本文所尝试要做的。具体而言，本文使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38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来量化结构变化和要素重置的增长效应。这不同于使用工业总量数据的分析，总量数据不能揭示各行业的发展变化模式。我们也没有选择使用企业数据，因为目前只能获得1998年后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不足以用来捕捉整个工业改革期间的变化模式。我们采用Battese and Coelli（1992）和Kumbhakar （2000）提出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来估计中国工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 ），并分解出本文所重点关注的要素重置效率项，来捕捉结构改革的增长效应（即结构红利）。这种分解方法不同于传统的直接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分解的份额转移（shift-share ）法，后者虽然在结构红利研究文献中被广泛使用，比如李小平和卢现祥（2007）等，但是，我们知道，在多投入要素情形下，TFP 是比劳动生产率更可靠的生产率度量方法。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第三节描述本文使用的二位数工业行业投入产出面板数据。第四节分析所估计的工业分行业TFP 增长和要素配置效率（结构红利）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行业间的变化模式。第五节讨论结构红利的影响因素。第六节是结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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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论
    本文运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1980—2006年）38个两位数工业行业面板数据检验了结构改革对于中国工业增长的影响。我们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及其分解方法度量了中国工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要素配置效率（即结构红利）的变化。我们同时运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要素配置效率的决定因素。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
    1.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由此前的重工业优先转向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这带来了中国工业的高速增长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1992年后TFP 的增长超过了投入要素的增长，这似乎意味着中国工业的增长模式由改革第一阶段的粗放型增长向着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但是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还不是稳定的，或者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我们发现主要由于要素配置效率的恶化，生产率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在本世纪以来反而下降了。
    2.投入要素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影响工业增长。直接渠道指通过数量效应（如资本积累）对产出造成影响；间接渠道则是通过结构改革和调整，使得要素从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产率行业流动，通过这种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来推动生产率提高和工业增长，是一种效率效应。增长核算显示，这种间接的要素配置效率效应对中国工业增长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结构调整效应随时间而下降，2001年以后甚至为负。平均来看，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比要素配置效率要大，而劳动投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应的增长贡献则小于要素配置效率。
    3.要素配置效率的变化可以通过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工业结构改革来说明，文献中将这种正的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称为结构红利。综上所述，结构红利在中国工业改革中确实存在，既体现出由高到低（甚至为负）随时间而下降的共同趋势，也表现出轻工业组优于重工业组的行业个体特征差异（即酵母和蘑菇效应）。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回归结果揭示投资和劳动力结构、所有制结构、规模结构和外资结构等工业结构改革对前两个阶段的结构红利模式都有显著的解释力，也很好地说明了2001年后要素配置效率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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