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忠蒲：谁是“中国模式”的受益人？

    这篇文章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狄忠蒲（Bruce J. Dickson）教授在2009年5月22号时参加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举行的一场主题为“改革三十年之后‘民主’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的圆桌讨论会上的公开发言。发言的内容基本上是在对他2008年出版的《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一书中介绍篇里提及的“裙带共产主 义”这一概念的进一步解释，文中他提出了原创性的他眼中的“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对此类主题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去读一下Bruce J. Dickson教授前几年所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动的前景》。
    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许多观察家都预计政治改革将成为正在进行的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然而中国当前却是把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与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结合在了一起，这违背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所断言的国家干预不利于经济发展，而经济自由要求各种政治自由与民主的蓬勃发展这样一种认识。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neo-liberal model）已经成了在过去二十年间进行国际援助和贷款计划的基础。然而中国却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安排，那可能会吸引各种各样的开发中国家。“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表明，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致力于（经济）增长的政治精英们的积极领导，而且那种威权主义的统治在维持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以及限制要求更加多的公平和社会福利上面是必须的。因此“北京共识”在理论上是违反“华盛顿共识”的，并且迄今为止违背了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导致政治变动这样一种逻辑。没有去符合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或政权更替的预言，中国领导人反而正在通过结合财富和权力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
    预计进行总体上的经济改革、尤其是私有化会导致中国的民主化是基于两个假设。首先，中共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没有意识到伴随经济现代化而来的社会变动，并且是无法使自己适应这些新的情况。第二，中国的资本家内在上是支持民主化的。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基于他们所作的预测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不是什么被动的参与者，中共反而一直是经济和社会变动方面的主要势力，并已远远比绝大多数观察家所预计的还要来得适应。1 在推进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政策进程中，它积极的以各种方式拥抱私营部门。在改革进行的期间，其对于私营部分的支持已经显著的增长了。在说法上，它已承诺“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部门。3 这项宣誓以日益增强的语言已经自1988年以来成了中国宪法的一部分。此外，它还在2004年修订了国家宪法以保护私有财产，并在2007年了编纂进这项承诺颁布了物权法为。在意识形态上，中共已经从把私营企业主视为对于其存在的一种潜在威胁演化为拥抱他们把他们视作是支持（自己统治）的一个重要来源。在1989年以暴力方式结束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的示威后不久，中共禁止招募资本家进入共产党，视之为使用“非法手段寻求巨额利润，从而创造巨大的社会差距，并对不满的公众提供了帮助。”4 但从1989年到现在这个期间中，中共开始把私营部门视为新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税收的主要来源。不再把私营企业主视作是阶级敌人，中共开始拥抱他们、把他们视作是合作者。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中，企业家被提升到了中共声称被它代表了的第一阶层之中（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了这个证明，中共不仅鼓励其成员进入私营部门，它也已增加私人企业家入党。从制度上来讲，中共已经与私营部门建立了各种联系，包括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商业协会（一些附属于中共，其它则由资本家本身所组织）。这些组织将允许中共去监视私营部门，也使得企业家之间可以互动，甚至游说政府。制度上的第二种类型的联系是已经在私营公司建立起来的党的组织网络（党的分部或支部）。这是中共连接本身与社会的传统手段之一，在过去的十年中在私营部门已成为越来越普遍发生的现象。
    中国的私有化一个比较显著的方面是私营部门的迅速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这类做法的政治支持，而没有可察觉的来自资本家本身的压力。中共已经开始进行的经济改革，有利于私营部门，这么做是促进总体上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去满足中国资本家的具体利益。
    预期私有化将导致民主化也同样依据的假设是，中国的资本家在本质上是持有支持民主的信念的并且希望有一个比当前政权更为民主的政体。这一假设是源自于欧洲的经验，欧洲城市资本家是推动欧洲各国民主变革的主要力量。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著名的假说中，“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欧洲的城市资产阶级寻求政治权利和代议制度，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民主于是逐渐出现了；但由于缺乏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城市财产所有者阶层5 ，结果是出现了威权主义的政权，要么是法西斯主义的、要么是共产主义的。
    这样的观察影响了后来者的思考：资本家将是倾向于寻求民主制度以保护他们经济利益的。但在近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大商人与国家进行合作的情形远比早期欧洲开拓者们的情形要来得多。6 资本家并不总是需要去要求民主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反而，他们与国家发展出了合作关系以达到同样的目标。这种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在促进经济发展上享有共同的利益。但是，这部分也是基于共有的认同：政治和经济精英们往往有着家庭关系的连结并且拥有相似的社会和专业背景.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国家和企业密切相关。它们享有共同的认同以及共同的利益创造了对于（维持）政治现状的支持。中国的企业家一直是中共的经济改革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只有很少的动机去选择民主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政体。政治变动将引入政治的不确定性，并且很可能会损害其经济利益。他们可能会失去他们所偏好的亲近官员的路径并在随后会发现当前支持增长的政策会被更为民粹主义的政策所取代，那种政策有利于整个社会但却对资本家追求增长和利润的潜力造成负面影响。
    不是被锁在需要民主制度去解决的与国家处于一种对抗性的关系里，中国的资本家、党和政府官员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我称之为“裙带共产主义”（“crony communism”）的稳定关系。就像更加熟悉和更为常见的“裙带资本主义”那样（“crony capitalism”），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奠基在存在于企业和国家之间温馨但往往是腐败的关系之上。但是这种温馨关系的方式已经发展并演变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了。在下面的小节中，我将详细说明中国裙带共产主义的性质，解释其动态，并评估其影响。
    中共主导的
    裙带共产主义首先并且最为基本的要素是，它是由中共所主导的。在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中共在政治组织上面享有垄断，这并不令人意外。但正如中共在中国政治的绝大多数方面起着中心作用，同样它也是裙带共产主义的中心。
    首先，如上文指出的那样，中共发动的经济改革是出于它自己的主动并没有来自资本家的压力。事实上，在后毛泽东改革时代开始的时候，资本家实际上并不存在于中国社会。中共的经济改革为私营部门增长提供了空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提供新经济的大部分的增长，就业和税收。但经济改革的最关键因素，如双轨价格体系，逐步放弃中央计划，并改组国有企业以产生增长和活力的经济是由中共所发动的。他们不是来自非国有利益集团压力的后果。
    经济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同时还有共产党员，既有地方官员又有也具共产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家即一般所称的“红色资本家”（“red capitalists”）。许多红色资本家在进入商界之前就已经加入中共了（ 我称之为是下海资本家的一群人）。他们响应邓小平的号召“带头致富”，这一口号含蓄地承认，有些个人以及一些地区将会比其它人或其它地方先富裕起来。
    最好占据最好位置先富裕起来的人都是与国家有着很好的关系，要不就是与地方官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或各层级党员。他们利用这些关系去开始他们的生意，获取资本以及外国投资，并获得国内和国外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能够把他们的政治权力转变为个人财富。其它企业家则被吸收到党里来，把他们的财富转变为权力。不论他们是在进入商业之前进入党里或是在做生意之后被吸收进入党里，红色资本家在商业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倾向于经营规模最大和最有利可图的公司（见表1 ） 。
    大多数民营企业家认识到，红色资本家在经商方面有着这样的优势，虽然中共整体上对于私营部门的承诺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长，这些优势可能已变得不太明显了（见表2）。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司法体系，特别是关于商业法，中国越来越多的融入全球经济就使得资本家越来越少地的依赖于国家。然而由非共产党员所拥有的规模较小的企业显示那些不是共产党亲信的人在扩张和运营方面仍然有留有限制的。
    不仅是共产党员大大的受益于经济的私有化，就连他们的子女也是一样。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的孩子常常追随他们的父辈进入了党，政，军，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子女则都进入了企业（或是类似胡和温的女儿都嫁给了著名商人那种情况） 。一份内部的报告（据称是来自中央党校）指出中90%的中国超级富豪（那些个人财富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的人）都是高阶官员的子女。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在更大一层意义上来讲财富集中在那些政治上有很好关系网络的人的手中是裙带共产主义的最关键要素。与此同时，公共体认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政治内部人士威胁到了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合法性。不仅是迅速的增长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还是因为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力是操控在同样一群特权精英的手里。
    分权的
    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是分权的。许多党、政府官员和资本家的勾结是发生在地方一级。与东南亚裙带资本主义的做法不同的是，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不是8由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家族或中央领导人所主导的。相反，它涉及到了各级阶层的官员。
    国家和私营部门在中国的彼此密切联系部分是因为要产生经济增长这样一种迫切需要所驱动起来的。增长率是一个“硬目标” ，地方官员必须达到才能升迁.9这给了他们动机去鼓励与私营部门的合作，私营部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地方官员控制大多数项目的批准，以及是否出售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转让土地使用权给开发商。
    这种控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腐败交易。许多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以超优惠的价格成交，地方官员以它们真正价值的一小部分出售了公司以及资产，几乎是瞬间就让那些买了公司的亲信富裕了起来，官员因为他们在交易中起到的作用收受了贿赂和回扣。在其它情况下，资本家给地方官员的家庭成员提供恩惠作为他们讨价还价默契的一部分。他们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给官员的子女和配偶，为他们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甚至外国的教育机会，甚至会买汽车或房子。当地官员也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生意，无论是直接拥有或经营公司或间接参与家人和朋友所拥有的公司。地方官员去支持私营部门的动机因此不只是由于职务提升方面的愿望，也是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
    裙带共产主义的好处是由各个阶层的官员所共同享有的。大多数对于贪污的指控涉及到的官员都是县级水平以下的。除了少数高层的腐败案件（如陈良宇和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中共惩罚的主要目标是低级别官员。尽管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种不当的做法低估了省和中央一级的官员的腐败行为，它也体认到各级官员正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
    换言之，裙带共产主义带来的好处是相当分权的。批准项目的权威并不是是由少数的高层领导人决定。因此，在合法的以及腐败的交往方面，各级官员既有动机又有手段去与私营部门合作。
    扩散的
    裙带共产主义一个不同的方面是奠基在中国的政经架构上面的。不同于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他们国家的财富主要集中在那些有着良好政治关系被称为“寡头”（“oligarchs”）的少数人手中。11中国的私有化并没有形成类似的财富集中。相反，中国的私营部门的特点是中小规模企业占主导地位。一方面，这意味着总体上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的受益人是特别的广为散布的。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资本家之间的集体行动是困难的，
    因为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大。公司确实在进行广泛的游说，但主要是与生意有关的问题，如建立行业标准，而不会去讨论更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
    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上来讲，私营生意部门之间一直没有集体行动去推动政治变革。1989年，一些著名的资本家（尤其是北京四通集团万润南）和许多个体户（非常小规模企业所有者）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给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者，但他们的作为只是例外而不是惯例。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反对示威者的目标，担心他们会破坏政治的稳定.13 1989年以后，参加了抗议运动的许多学生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却选择以安静的、间接的方式去追求他们，例如通过提供财务去支持学术会议，研究中心和出版与政治改革，法治和宪政有关的书籍。
    但是再一次，这些支持民主的资本家只是少数人：在最近的一项针对民营企业家调查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从事过这类活动.14中国的资本家主要的趋势一直都是在支持维持现状或继续不碰政治。由于缺乏更有效的组织，中国的资本家在从事超出他们生意活动范围之外的集体行动上是困难的.中国政经的扩散性质，特别是拥有大量的中小型企业，使集体行动格外的困难，因此也给裙带共产主义体制增加了更多稳定。
    扩张的
    裙带共产主义也在扩张：红色资本家的数量一直都在继续增加。1993年，只有约百分之十三的民营企业家是党员，到2007年，这一数字几乎是当年的三倍，到了百分之三十八（见图1 ）。这样的增加发生有两个单独的原因。第一，红色资本家数量的增长大部分是由于党员进入私营部门和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结果。在进入私营企业之前这些类型的企业家已经很好地融入进了国家（的体制）。根据我的调查，较大规模企业的红色资本家加入私营部门之前就已经在中共党内了（即下海企业家），他们已成为私人企业家中的最大群体。
    红色资本家增长的第二个来源是通过拉拢收买来实现的。虽然招募私人企业家到共产党在1989年的示威后被禁止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讲话在2001年合法化了这样的做法.15起初，解除禁令被预期将导致新的红色资本家的激增，但是，这并没有发生。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果是由于地方官员不愿热情的实施新政策的结果，这表明党内许多人继续在抵制包容资本家进入到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里来;除此之外，这样黯淡的响应是由于资本家本身。许多人认为中共对于私营部门的支持已经变得如此明显，他们可以受益于这种支持，而无需去付出党员需要去支付的费用，时间和不便。然而即便是缓慢的，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讲话之后的几年中，吸收红色资本家的数目还是在稳步的增长。
    在吸收资本家方面，中共使用了一种“抓大，放小”的战略，这种做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类似：在招募私人企业家方面，中共的重点放在大型企业上面。吸收进来的红色资本家一般都比非党员更多的在经营大型企业，但没有下海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来得大。同样，大公司更可能去建设新的党的组织和招募来自工人中的新成员。在整合资本家进入政治制度过程中，中共显然倾向于经济精英而非小规模经营者。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家要加入共产党？在生意场上就如在其它职业中那样，不在党内的人士有一个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看不见的障碍的意思）。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了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以动机加入党。根据地发生官员生称，资本家寻求加入共产党主要原因是他们有政治方面的愿望。中共直接控制了地方人大的提名，并任命地方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它还间接控制了村民选举中候选人。换言之，进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供给驱动的，而不是需求驱动的.16反映这个情况的一个指标是，在这些地方机构中资本家的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高比例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村委会候选人已经成为了下海的红色资本家，但被吸收的以及非红色资本家的比例下降了（见表4 ）。在分布上出现这种变化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共制定了一个更加系统性的战略去提名（尤其是针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钟意于让那些政治上最可靠的资本家去获得这些政治职位。第二，握有村委会的职位所带来的好处正在迅速的被最大化，资本家对于连任只表示了些许兴趣。资本家比那些下海的红色资本家更可能的已经认定村委会的职责是不利于生意运作的，或是其它类型的政治活动是更加有效的。在这两个方面，中共的策略一直是提供政治准入给那些在裙带共产主义制度里的亲信并且防止非亲信利用这些官方机构去追求政治方面的图谋(political agenda)。
    不过仍然有相当多的资本家不是党员，也不想加入共产党。许多人声称，党员并不重要，这与中共对于私营部门的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的收益是提供给所有资本家的政策是相关的。在其它一些情况里，他们宣称他们不符合党员资格，在这个看法上他们一般来讲的确是正确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35岁以上并且没有受到高中以上的教育程度，这是两个关键的衡量（是否符合资格入党的）标准。对于其它人来说，对于党员身份缺乏兴趣是由于政治疏离：那些看到了中共的腐败，独占，并不愿意给予足够的自由让其成员自由表达的则没有兴趣加入其间。
    相比之下，地方官员对于为什么许多资本家不想加入共产党提供了不同的原因。首先，他们希望避免中共审查其商业作为。当地官员声称，红色资本家更为的守法，更为诚实地缴纳税款。换言之，他们可能受到了来自中共要求履行其义务的更大的压力，而那些不属于中共的资本家不太可能被监视和抓到。此外，红色资本家也在贡献给慈善事业方面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不属于中共的资本家，不属于官方的商业协会（如全国工商联和民营企业协会） ，没有党的组织在其公司较不太可能去进行慈善捐款。慈善工作被看作是党的建设和商业协会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目标肯定是放在他们自己的成员上面。
    总之，党员是被一些人看作是有害的，因为它在他们繁忙的日程安排以及行为上强加了新的要求，被其它一部分人看作是其它形式政治参与的一种踏脚石，出于其自身的缘故把它从而把入党当作是什么非常渴求的事情。裙带共产主义可能是一个扩张的体制，但它并不吸引所有的资本家。
    家长制的
    与裙带共产主义相关的一个方面是，它是家长制的。地方官员不仅把党的建设视为对党与私营部门的关系来讲是至关紧要的，而且对于提高管理能力和私营公司商业头脑也是有必要的。中共在近些年来更加重视党的基础建设，不仅是体现在招募资本家入党上面，还体现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并从中招募工人进党方面（见表5 ）。在私营企业的党组织不只是领导党员间的政治学习，更重要的是他们专注于生意方面的问题，如加强质量控制和加强企业文化。
    官员在大多数企业家自己的圈子中商业方面的触觉普遍是偏低的，他们把这样的现象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使之更具效率和竞争力。这种观点可能是为自我服务的，但它并不是完全错误的。私营部门在中国是比较新的，大多数企业家没有成长在家族企业之中，或在进入生意场之前并没有其它有关的经验。更多的培训和集中注意力到一些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上大概可以使其中的许多人受益。中共的家长式的统治的另一个方面开放党校给私人企业家们的。中央党校于2000年4月开始提供课程给民营企业家，在2006年之前就有超过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参加.17地方党委的学校也开始举办类似的课程。虽然这些党校课程包括某种程度的政治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所提供的是与商业学校所提供的项目类似的，并集中课时在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会计以及其它实际的管理问题上。此外，参加党校还允许企业家与其它官员建立联系：这也是对参加党校这些课程的官员来讲最核心的吸引力。
    共生的
    中共党建活动的目的，不仅是监督和控制私营部门，从而防止政治挑战，同样重要的是，它们的目的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共同目标上促进中共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结果是出现了裙带共产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它是共生的。党和私营部门的温馨关系是互利的。双方都从推动经济发展以及私有化中受益。出于这个原因，民营企业家与党和政府官员在各种政策问题上有着相似的价值观。举例来说，绝大多数企业家和官员不仅是满意于经济改革的步伐，多年来他们还越来越感到满意，两者都有近百分之七十相信改革的步伐是“刚刚好” （见表6 ） 。
    一个更为有力的例证是他们在关于经济增长的目标和政治稳定之间的权衡上共同拥有的观点。促进经济增长一直是后毛泽东时期最优先考虑的对象，但付出的代价是政治稳定。一些地方的示威人数从1999年的32,000起发展到了2005年87,000起。许多这样的抗议活动是快速增长所产生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后果：农民的土地被非法地夺走和腐败的没收土地，工人没有得到支付或被迫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下岗职工和离退休职工没有得到现金支付以及保险保障这些他们曾经得到过的承诺，城镇居民则被迫迁移，以腾出空间给新的开发等等。这对些现象都对稳定形成了威胁导致了中国的领导人更积极的去解决群众不满意的肇因，并且及时在抗议发生的时候迅速作出反应。18这些关系到政治秩序的现象，也反映了企业家和官员的看法。除了那些全国层级的干部，大多数企业家和地方官员更多地强调维护秩序，而不是促进增长。即使在全国层级的官员，尽管倾向于增长的(全国层级的)官员仍然是多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占比例也急剧的下降了。（见表7 ）这种共同的观点是基于不同但相辅相成的利益。对于企业家来说，政治动荡威胁到最有利于他们营运的稳定局面。
    对于镇一级和村一级的官员而言，维持秩序的主要责任是他们的。对于全国层级的官员来讲，经济增长是他们最优先考虑的事项，但他们对于增长的承诺在最近受到了民众抗议事件兴起的影响。
    自我存续的
    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的这些特性使其可以自我存续下去。作为政治体制的核心参与者，共产党在维护其政治垄断和保护其亲信上面有一种明确的动机。地方官员从国家与商业之间的温馨关系中享有很大的好处，并且可望去维持它。裙带共产主义的扩张性质提供了机会给别人加入进来，并给他们降低了动机去挑战它。具有优势的中小型企业的中国政经结构，也减少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大量的小型参与者抑制了有效的集体行动。毕竟，主要参与者——民营企业家和党政官员们还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动机去保持已被证明了是如此互利的关系。
    潜在的变动
    虽然我一直认为裙带共产主义很可能会继续自我延续下去的，什么才能使之产生变动呢？首先，因为资本家对于现状的支持主要是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中共支持商业的政策下降将促使资本家重新考虑与国家的关系。在目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国际经济危机始于2008年） 这似乎并不可能，但新的领导人或政治环境上的显著变化可能会导致中国改变政策，那将有损于生意利益。
    第二，目前的领导人在民粹主义政策上的增加也可能削弱裙带共产主义。胡温中央领导层已经修正了江泽民统治时期所追求的支持增长的战略。他们试图促进更平衡的增长模式，使内陆及西部省份不觉得脱离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他们试图以收入补贴和消除农村税费的方式去减少区域不平等。它们已经通过了劳动法和环境政策，以减轻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因素。虽然通过这些民粹主义的措施，他们还必须保持快速增长，并且依靠私营部门。如果当前精英主义的、旨在快速增长的发展战略与旨在改善平等的民粹主义的政策平衡开始向青睐民粹主义倾斜，因是之故，对于增长的动机受到了限制，资本家将不太可能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给中共当局。
    第三，越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涌现出来，为了成功资本家就将越少的依赖国家；相应地，他们就越不可能去支持现状。19 即便是现在，这一进程正在缓慢地进行。私营公司更能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尽管这仍然是受到高度限制的。更有力的对于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使得政治保护不那么突出，而财产权仍然是脆弱的、只是得到了不平均的实施，这种趋势已经趋向于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保护。国家仍然在中国公司国内外证券市场上市方面握有严格控制的能力，虽然这种控制在近期已经松动了。随着企业变得更加为他们自己的盈利能力负责，越少依赖于从国家那里获利，他们将在对于现在企业成功所需要的、不得已去培育与党和政府的官员的温馨关系上拥有越少的动机。
    第四，与此相反，腐败的显著增加也可以减轻中国资本家的政治支持。
    改革时代的大部分猖獗的腐败已经刺激了民营企业家的商业活动，其中许多人据说预留了每个项目成本的一定比例去贿赂和送礼.20只要腐败仍然是有限制的并且接受它作为是例行的营运成本，裙带共产主义是可能持续下去的。但是如果官员的要求，变成掠夺性的，资本家对于（现政权）政治上的支持就有可能会随之降低。事实上，其它国家的经验表明，越来越多对于腐败官员的不满可能会导致资本家转移他们对当前政权的政治支持.21这种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裙带共产主义可能成为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私有化有着可能引发更激烈公众不满的各种各样的后果。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内在上就是腐败的，而这种程度的腐败对于大多数资本家来讲似乎是可以接受的，而这在广大公众眼里是巨大不满的一个肇因。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公众对于中国的暴发户实现其富裕是通过政治关系，而不是通过创业精神和辛勤工作的认识达到某一程度的时候，他们将变得不那么愿意接受财富分配不均。反对腐败、征地以及经济发展的其它方面的抗议越来越多，至今仍然是非常局部的，（抗议对象是）具体的，但潜在的更系统的挑战不是不可能的。这将发出公众对于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政策适当性支持减弱的信号，给裙带共产主义带来了一种外源性威胁。
    结论
    中共无视经济改革将最终导致政治变革这样一种预测。其经济改革的展开不是受到了来自获益最多的——私人企业家的不公开的压力。中共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所追求的强大的支持增长以及支持做生意的政策，已经导致了财富和权力的一体化——最好的描述方式就是称其为裙带共产主义。这是所谓的“北京共识”成功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不只是国家致力于经济增长，而且它还已经愿意与私营部门成为合作伙伴。民营企业家对中共不再是一种威胁，反而已成为其政治支持的一个主要来源。此外，通过提供国家所需要的就业机会，增长和税收收入，他们也间接的成为中共在大众支持和合法性方面的一个来源。虽然中共不再追求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以及国家消失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但它仍然是一个明显的列宁主义政党，它仍然积极地在政治组织方面执行其垄断的权力，并有选择地纳入了新的精英。尽管资本家在一个共产党里面感觉是怪怪的，但日益一体化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们（这样一种局面）将继续维持下去。
    1 Recent scholarship on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CCP includes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p. 6-17;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 How China Is Governed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4); Cheng Li, “The New Bipartisanship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bis, vol. 49, no. 3 (summer 2005), pp. 387-400; and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and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2 The discussion that follows is based on the more detailed analysis in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Related coverage of these issues can be found in Kellee Tsai,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and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This new policy was announced in the communiqué of Fifth Plenum of the 15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see Xinhua, October 11, 2000.
    4 Guowuyuan, “Guanyu dali jiaqiang chengxiang geti gongshanghu he siying qiye shuishou zhengguan gongzuo de jueding,” Guowuyuan Gongbao no. 16 (September 20,1989), pp. 626-629; quoted in Susan H. Whiting,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7.
    5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6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Ev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2 (January 2000), pp. 175-205.
    7 Reported in Hong Kong’s Singdao Daily on October 19, 2006, available at http://financenews.sina.com/ausdaily/000-000-107-105/202/2006-10-19/1509124173.shtml .
    8 Paul D. Hutchcroft, “Oligarchs and Cronies in the Philippine State: The Politics of Patrimonial Plunder,”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3 (April 1991), pp. 414-50; David C. Kang,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Richard Robison and Vedi Hediz, Reorganising Power in Indonesia: The Politics of Oligarchy in an Age of Market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9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1, no. 2 (January 1999), pp. 167-186.
    10 X.L. Ding, “The Illicit Asset Stripping of Chinese State Firms,” China Journal, no. 43 (January 2000); Yan Sun, Corruption and Market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Melanie Manion, Corruption by Design: Building Clean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 Joel S.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203-234; David E. Hoffman, The Oligarchs: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New Rus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3).
    12 Scott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 David L. Wank,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 Jie Chen and Bruce J. Dickson, “Allies of the State: Democratic Support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2008).
    15 For the debate over the propriety of including capitalists into the CCP, see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98-107.
    16 For an alternative argument, namely that capitalists are motivated to become members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rule of law and protect that property rights, see Hongbin Li, Lingsheng Meng, and Junsen Zhang, “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Inquiry, vol. 44, no. 3 (July 2006), pp. 559-578.
    17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6, 2006.
    18 Bruce J. Dickson, “Beijing’s Ambivalent Reformers,”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no. 674 (September 2004), pp. 249-255.
    19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20 Sun, Corruption and Market in Contemporary China.
    21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