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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是巧合的现象还是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宏观调控政策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之间顾此失彼，结果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手段成了导致通货紧缩的原因。本文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转型经济中政府声誉的作用及其分析和研究，从此角度切入，就可以把转型经济中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现象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来加以探讨。
【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政府声誉、政策预期、博弈
自1978年底至1996年这18年的改革历程中，我国宏观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是周期性的通货膨胀，1988年和1994年是恶性通货膨胀较为明显的年份。其中1994年10月，通货膨胀率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27.4%。在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下，通货膨胀率开始逐月下降，1996年10月跌至4.7%，人们普遍认为宏观经济实现了“软着陆”，调控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经济进入稳定增长的轨道。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1997年10月开始已连续30个月回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从1997年8月开始出现连续28个月回落现象，代表全社会商品与劳务价格总水平的GDP平减指数已至少出现连续六个季度的同比回落。银行信贷出现较大幅度收缩，存贷差由1997年末的7477亿元上升到1999年6月末的12142亿元，我国经济形势总体上表现为经济增长乏力，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由此看来，1996年至1997年上半年的所谓宏观调控实现“软着陆”只不过是宏观经济由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的一个“拐点”而已。
一、 政府声誉与政策预期
我们的基本信条是：对政府行为的有效约束是转型经济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转型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一个显著性差异。
什么是声誉？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声誉是拥有私人信息的交易方对没有私人信息的交易方的一种承诺。无论是在产品市场还是在资本市场，声誉都是维持交易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商品市场上，声誉是卖方向买方作出的有关产品质量的承诺；在资本市场上，声誉是企业家、经营者对投资者作出不滥用资金的承诺（张维迎，1999）。一个企业声誉越好，意味着它说假话或欺骗的代价越大，因而就越能够得到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赖。
我们认为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同样存在声誉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政府的声誉，政府声誉是一笔重要的无形资产。政府能否取信于民，直接关系到它所追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诸目标能否实现。
当一国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的法律与秩序，不能有效地保护财产权，腐败丛生，朝令夕改，政出多门，在法规与政策的运用上没有可预见性时，投资者就会认为这个政府是不可信的，从而对经济增长和投资造成损害。世界银行的一项大型调查表明在一些地区，企业家必须应付政府对规则和政策的突然改变，对于这些变化他们没有发言权，这种不可预测的变化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商业活动，而规则突然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在政府制订决策过程中作用很小或根本不起作用。
政府腐败的程度是表明政府声誉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以一个企业家的话来说：“有两种形式的腐败，第一种形式，你支付规定的价格并得到你所要求的东西；第二种形式，你支付你同意的价格，然后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担心你到底是否能够得到你所要的东西，或是另外有人反过来敲诈你。”（世界银行报告1997）
当政府声誉受损时，就会产生社会信用危机，个人和企业不再相信政府的承诺，他们对于政府的号召、呼吁和政策引导形成消极的理性预期，从而使政策效力受到影响。比如不可靠的司法体制会促使企业家依赖于非正式的协议和执行机制，允许太多随意行为的腐败官僚机构会导致私营部门极力寻租，而非积极参与生产活动。在一个犯罪猖獗、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社会中，企业家的投资行为会受到严重影响。由此可见，政府声誉直接影响到社会投资的水平、质量和经济绩效。
二、 政府声誉与通货膨胀的内在关系
有关政府声誉问题的研究，由于博弈论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KMRW模型，即克雷普斯—米尔格罗姆—罗伯茨—威尔逊声誉模型（Kreps-Milgrom-Roberts-Wilson reputation model，1982）是这一领域的重大成果。在此我们应用这一模型分析政府声誉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假设在一个两阶段重复博弈中，公众认为政府可能有高信誉和低信誉两种类型，前者从来不制造通货膨胀而后者有兴趣制造通货膨胀，但由于它同样知道声誉的重要性，它会通过模仿前者来建立一个不制造通货膨胀的声誉。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不能确定政府类型，但可通过通货膨胀率来推断政府类型，高声誉政府从来不制造通货膨胀而低声誉的政府只能在通货膨胀和零通货膨胀之间随机选择。
假定政府两阶段t-1和t期效用函数如下：
（1）式中π是实际通货膨胀率，πe是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率；b表示政府类型，b=0表示高声誉政府，b=1表示低声誉政府。在博弈开始时，如果政府是高声誉的，那么政策选择和结果总是零通货膨胀，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b=1的情况。
进一步假设yt为时期t内政府选择高声誉的概率，xt为公众认为低声誉政府充当高声誉者的概率。在均衡条件下，我们要求xt=yt，但政府不能通过选择yt来操纵xt。在此之前的政府声誉是qt，如果没有通货膨胀，根据贝叶斯法则，下一时期的声誉则是：
（2）式中(1-qt)xt项是结果为零通货膨胀以及政策制定者是低声誉的联合概率。如果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公众将提高自己面对一个高声誉政府的概率。
式（1）最大化时的通货膨胀率是：
在t期中，运用倒推归纳法可知，低声誉政府会制造通货膨胀，设定π=1，公众期望的πe=0的概率是qt，πe=1的概率是1-qt，如果低声誉政府至今未产生通货膨胀，那么后一个时期的效用函数是：
（4）式中最后一个时期的效用在信誉上是递增的，这是对前一时期良好行为的激励，在t-1期政府作出高声誉选择的概率为qt-1，则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为：
如果政策制定者是强硬的，则在t-1期的效用正好是-πet-1。但对公众而言，当未发现有通货膨胀发生时，会根据（2）式修改t期的qt。如果政府是低声誉的，那么它在t-1期的效用是(1/2) -πet-1，但对公众来讲，看到t-1期的通货膨胀，认识到政府是低声誉的，则会以qt=0进入t期，所以如果政府选择高声誉的概率为yt-1，那么它的预期效用由下式给出：
如果政府对于yt-1使(6)式最大化，那么区间最大化(0
在理性条件下，x和y必须是一致的，以便于yt-1=xt-1。于是在倒数第二期表现为高声誉的概率会变大，其中当θ<1时，对于任何小于0.5的声誉水平只存在区间解，而声誉低的政府政策将是随机性的。但因任何政府都知道声誉的价值，因此一个实际低声誉的政府会以高声誉的方式来制定政策，此时通货膨胀率降低，它们的声誉便得到改善，但在以后或许只在最后一个时期，它仍可能会制造通货膨胀。
三、政府声誉与通货紧缩的内在关系
如果政府允许通货膨胀以预期的通货膨胀率πs发生，公众便不再信任政府的任何承诺，而认为政府上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率是πs，那么这一时期仍会这么做。如果政府要把通货膨胀率降到零，则将付出通货紧缩的代价。“这是因为我们一旦开始依赖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最后的结果便是我们只能在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与作为我们错误代价的衰退和萧条之间进行选择，别无他途可循”①。设政府的损失函数为：
w>0,k>1….… (9)
其中π为通货膨胀率，y为实际产出， 为充分就业下的产出水平。k>1是假设由于市场扭曲使得自然失业率的产量低于政府所认为的理想水平或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寻求将产量提高到自然失业率的水平。当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 时，这时要实现零通货膨胀率的代价为：
其中β越大即未预料到的通货膨胀带来的产出增加越大，k-1扭曲越大，w即通货膨胀成本越小。这时通货膨胀率从πs降到0的净损失为：
t1净损失=Mp(1-ξ)ξ…………….….(11)
通货紧缩的收益等于从下个时期起所减少的损失的贴现值。即由π=πe=0时损失与π=πe=πs时的损失之间的差异决定：
收益
如果θ(1+ξ)>1时则有净损失，假如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政府将选择停留在高通货膨胀水平。
与此相应，一个由零通货膨胀开始的政府，在经济繁荣而得到收益后，通过产生非零通货膨胀的πs它就得付出代价，计算πe=0时的最优通货膨胀率，则发生意外通货膨胀而得到的收益为：
收益
此时的损失是此后政府允许产生πs的通货膨胀率而非零。相应地，只要1+ξ>0那么政府将不实行通货膨胀。如果有一组θ和ξ同时满足θ(1+ξ)>1和（13）式则预期产生高通货膨胀率的政府会采取高通货膨胀政策，因为政府不愿付出降低通货膨胀而产生的转换成本。反之，如果政府处于零通货膨胀水平，那么它将不愿移动到高通货膨胀均衡。
四、对政府有关政策抉择的改进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与公众之间关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预期以及各自的行为选择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如果政府政策是动态不一致的，那么没有人会相信政府政策，因为政策的随机性使得政府“失信于民”。经过反复博弈之后，公众对于政府行为会形成消极的理性预期，政府一味随机抉择式的宏观政策无法再取得公众的信任。政府“聪明反被聪明误”，要么面临通货膨胀，要么陷入通货紧缩，这是政府不重视承诺结果的代价。在短缺经济时代这一问题多表现为显性或隐性的通货膨胀，而在供给相对过剩的时期则多表现为通货紧缩。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严重制约了市场化进程，政府管理经济的方法仍以人治为主，控制多而调控少，且政策法规之间相互矛盾冲突，加上腐败问题等严重影响了政府声誉，因此治理转型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重视政府声誉的重塑，加强宏观调控的立法监督，做到政府行为有法可依，政府依法行政。
一个受规则约束的政府比一个随意性大的机会主义政府更有利于经济整体的稳定和长期增长。新经济史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在于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及制度缺陷带来了巨大的交易费用。”以克鲁格、贝尔曼和斯里尼瓦桑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对宪法秩序不可信的承诺，对市场的不信任（无论对国际、国内市场都是如此），以及那些视经济发展为特权阶层既得利益之人质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障碍，这些障碍远甚于所谓市场失败”，“决定宪法规则演进的政治——经济机制，远比给定宪法规则下决定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机制重要”。②
政府依法行政，这本身就是一种承诺，是提升政府声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又可以更好地约束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我们的建议概括起来就是深化改革，宏观调控由权变的人治走向受规则约束的法治，我们同意 “中国的问题不是在宏观政策调整，而是在微观机制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的观点。但我们要补充的是：只有有效地约束“看得见的手”，才能有效释放“看不见的手”的活力，才能有效治理宏观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否则可以预见，在治理通货紧缩之后我们可能面临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
注释：
① 参见F•冯•哈耶克《货币框架》一文，《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② 参见杨小凯《新兴发展经济学导论》，《经济研究》1999年7期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课题组“改革的累积效应和一致性稳定政策选择”，《经济研究》，1997年9期
2．杨小凯等“新兴发展经济学导论”，《经济研究》1999年7期
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
《经济研究》，1999年7期
4．J•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5．帕特里克•明德福《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6．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邹新《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观点综述》，《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11月19日
8．F•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三联书店1997年版
9．《变革中的政府》世界银行报告1997，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10．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