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弗里德曼：别让污染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

    上海——10月19日抵达上海时，我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由于天气寒冷、无风、使用燃煤供暖，以及农民收获庄稼后焚烧秸秆等诸多因素，有1000万人口的东北工业城市哈尔滨出现了重度空气污染。据报道，由于污染太严重，在雾霾笼罩的道路上，能见度只有几米，连公交车司机也迷了路。据说哈尔滨的官方网站上警告称，“汽车开着大灯，行驶速度跟行人差不多，司机不停按喇叭，难以看清数米外的红绿灯。”
    美国宇航局地球观测站(NASA Earth Observatory)称，哈尔滨一些居民区的“细颗粒物(PM2.5)浓度高达每立方米1000微克。作为比较，按照美国环保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空气质量标准：PM2.5应保持在每立方米35微克以下”。这意味着哈尔滨需要将污染水平降低97%，才能达到美国政府建议水平的上限。美国宇航局称，哈尔滨医院报告“因呼吸问题前来就诊的病人增加了30%，哈尔滨几家药店的防尘口罩被抢购一空”。美国爵士乐歌手佩蒂·奥斯汀(Patti Austin)的网站表示，她因为“哮喘严重发作以及呼吸道感染”，取消了在烟雾弥漫的北京举办演唱会的计划。
    难怪我在上海参加一个环保活动人士会议时，为人父母者都热衷于讨论“中国什么地方适合居住、什么时候让孩子到户外活动，哪些食物和水能放心食用”等问题。这个会议由聚思（Joint U.S.-China Collaboration on Clean Energy，也称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织）主办。几天后，谈论中国最近的“空气末日”(airpocalypse)时，正与中国官方合作，努力让空气质量回归可控范围的能源创新(Energy Innovation)的美籍首席执行官哈尔·哈维(Hal Harvey)提出了一个有力的问题：“如果中国达到了经济成功的所有标准，只有一条除外：你不能在这里生活，那会怎样？”
    的确，有那些亮闪闪的新建筑有什么用，如果你被困在里面，不能外出？如果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让400万北京市民拥有了私家车，但路上堵得水泄不通，那又有什么用？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让数千万计曾经贫穷的农民能够享用肉类和奶制品丰富的饮食，但他们不能相信食品标签，那又有什么用？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节节上升，却没有清新的空气可呼吸，那又有什么用？
    这30年来，中国在硬件——现代城市、道路、机场、港口和电信设施——建设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让更多的人以更快的步伐摆脱了贫困。中国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任何健康的经济都要依靠健康的环境。如果习近平及其领导的政府现在不加强软件——制度化的法律、法院和规范——建设，确保中国的增长不被土地恶化和空气污染破坏，中国就会陷入停滞。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是一党制国家，党内还有多方利益的竞争。哈维说，比较开明的领导人可能会在北京宣布，“我们必须清理污染”，但他们仍然得让地方上的一把手——这些人的仕途目前基本上取决于推动经济增长——“至少像重视经济利益那样重视环境利益”。这需要为体制中的某些人提供真正的价值，赋予他们真正的制度性权力和影响力，这些人相信保护公共资源——空气、水、土地、食品安全——就像增加公共资源一样重要，相信让馅饼里有像样的成分和把馅饼做大一样重要。“说到底，如果一个馅饼不能吃，它再大也没有用。”哈维说。
    （美国人要多谢自己的幸运星，从1970年左右开始，有远见的美国人组建了一些机构来保护我们的空气和水。下一次你再听到有人对美国环保局说三道四，就把他们送到哈尔滨去待一个星期）。
    聚思的创始人刘佩琪(Peggy Liu)正在同中国消费者、生产商和政府部门合作，定义一个更可持续的“中国梦”，它必须不同于一栋房子、一辆汽车、一个院子和一个“丢弃型经济”的美国梦。我认为，习近平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一个可持续的中国梦构建制度支柱。
    “中国不必有河流因工业废物而变得鲜红，我们的湖泊和海滩不必被厚厚的绿藻覆盖，黄浦江上也不必漂浮着1.8万头病死的猪，”刘佩琪最近写道。“我们不应该每天检查过手机上的空气质量指数应用之后，才能决定是否带孩子出门去玩。不应该有更多的中国孩子在第一次走出国门时发问：‘妈妈，为什么天空这么蓝？’……中国可以变得比这更好。中国需要开辟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实现富庶的生活和稳定的社会——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中国梦就会变得中国噩梦。中国噩梦会是全世界的噩梦，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