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爱国：20世纪前半叶中国关于三农出路论争的回顾与检讨

    摘要：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发生了关于如何解决三农出路的三次论争高潮。论争的结果是，工业化道路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但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也得到充分理解。检讨论争史，其中存在着应时化、简单化、公式化、理想化和非理性化的错误。
    关键词：工业化；农业化；发展道路；论争；检讨
    从19世纪60、70年代中国开启工业化进程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围绕“以何立国”、重工重农、工农联合、如何救济农村破解三农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农业化与工业化两条发展道路的长期论争。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三次论争高潮。
    一、20世纪20年代围绕“以何立国”问题的论争
    早在20世纪初，学者就十分关注农业的前景与农民的出路。刘师培提出农民兼营工业的“农业与工业联合制”构想。1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此前的帝国主义争夺给人们以极端恶劣的印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西方出现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省的社会思潮。西方学者甚至期待东方文明能够救济西方。这种思潮也传入中国。20世纪20年代，东方文明或中国文明复兴论弥漫中国。主张重建儒家文明和农本文明的学者不乏其人。“以何立国”之争就是其中的戏剧性一幕。
    第一种观点，农化论
    章士钊是“农化论”的领袖。从1923年起，章士钊在湖南《大公报》、上海《新闻报》、《甲寅周刊》等处发表系列文章，主张“以农村立国”、“以农立国”，“一切使基于农”。造成了极大的反响，他的理由是：第一，吸取欧洲“以工商为本”的教训。“工业国贻于其民苦痛昭然可观”；并且为“争工业霸权”发生了“古今未有之大战”。第二，中国未成工国先受工化之毒。第三，中国工化缺乏基础。章士钊认为中国“艺术不进”、“资本不充”、“组织力不坚”。2针对杨铨于1923年10月28日在《申报》上发表《中国能长为农国乎？》的质疑文章，章士钊于11月3日在《新闻周报》发表著名的《农国辨》，声称杨文误会其“明农之旨”，重农不是“全然废工”，更重要的是尚“农国精神”。章士钊所说的“农国精神”包括：“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尚俭”；“政尚清静”；“说礼仪，尊名分，严器数”；“重家人父子”等，要言之，“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章士钊明确表示反对“欲多而事繁、明争而足财”的“工国精神”。31927年，章士钊在《甲寅周刊》发表《何故而农村立国》，再次就农化问题进行阐述。强调“明农”而“建国”。4
    龚张斧极其赞同章士钊的农化论，认为“立国之道不在物质文明”，而在“风俗淳厚”。5董时进也认为“中国不宜工业化”，应该“振兴农业”，保持农业国的优势。理由是：农业国可以独立，工业国则为“寄生国”；工业国已经太多；若行工业化，中国没有经济力与兵力夺取工业品市场；会招致外人染指；有生产过剩危险；以农立国，不会贫富悬殊，生活单纯俭朴，社会和平安定；农业乃中国固有优势，宜发挥所长。6
    第二种观点，工化论
    孙倬章反对章士钊的“以农村立国”论，主张积极推进工业化。理由是：第一，农业保守，少进化，且阻碍进化，工业进化且速进化。第二，工业化造成先进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农业国则政治上无秩序，经济上无组织，社会上无文化设施。第三，要抵御外侮，惟有工业化。第四，惟有工业化可以有效缓解人口增长压力和国家财政负担。第五，工业化可以全面增进农业发展。第六，工业化有助于政治民主化。第七，工业化有助于科技与学术进步。7戴英（恽代英）逐条驳斥董时进的“中国不宜工业化”论调。批评董说仅适合“中西未交通之时”。“中国在工业先进国之下，已成为经济的隶属关系”。中国已经在外国支配下被迫工业化，沦为外国的经济殖民地，岂能退出工业化而行农业化。更何况，若中国不行工业化，则无力抗衡外国经济侵略，将永远沦为工业母国之原料供给地和成品销售场，经济上将有万劫而不复。8杨明斋也主张“急进于工”。9
    第三种观点，农工并重论
    杨铨反对完全的农化与工化的观点，主张农工并重，相得益彰，不可偏废。他分析：若偏农，则国人之衣食住、农具、消费品将仰人鼻息，且无法应对人口增殖的压力。若偏工，则食物原料仰给于人，无事则时有经济恐慌，有事则不免封锁危险。若工与农“并行不悖”，则“工业之兴而农业转盛”。10陈宰均也认为农化与工化相依相辅，必须分配适宜，轻重平衡。要救济农村失业，减少农民数量，解决农产品出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非工化不为功。而工业原料大半仰给于农，农业未振，工必不能充量发达。11
    第四种观点，农业资本化与科学化论。
    陈独秀于1923年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主张在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以后，要大兴产业，在此基础上农业要普遍地资本化。12萧楚女则在1924年发表的《中国底农民问题》一文中，提出对农业的科学化和对农民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加以训练和教育的必要。13
    “农化”论者看到了工化的弊端，如生产过剩、社会两极化、阶级斗争、社会竞争导致的异化、霸权争战、都市问题、人口爆炸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他们不是通过具体的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和社会制度与生存方式的重构来应对，而是通过维持“农业国”地位，并崇尚“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的农业文明精神、反对“欲多而事繁、明争而足财”的工业文明精神来“复旧”，这是中国农业社会文化传统尚未转型且试图阻滞社会和文明转型的一个典型反映。虽然工业文明也有弊，甚至存在鲜明的社会分工、分层与严重的阶级对抗，农业文明也有利，生活节奏慢，重人情，社会似乎比较“平均”和“和谐”。但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农业文明存在的政治依附、经济依附、思想依附和人身依附更加严重，而工业文明解放人的力度更大，不但人们能够获得物质欲望的更大程度的满足，在更大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人的创造性和主体价值有了更高的发展平台和更广的发展空间，其精神和个人权利的自由度也得到极大提升。“农化论”的文明退化史观受到“工化论”的文明进化史观的严厉质疑和批判。但是，“农化论”既有强大而广泛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生产方式作基础，又有根深蒂固的农业文明传统与生活方式为根基，甚至还找到了西方的反现代化思潮和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思潮为奥援，因此，批判“农化论”的根本错误还须不断展开。
    “工化论”者主要从社会进化、文明进步、文化发展、救亡图存、人口压力、政治民主化等方面阐明了实现工业化之必要，对“农化”论者把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理想化、不愿意正视时代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乌托邦式的、保守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批判。但“工化论”者对“农化”论者提出的工业化造成的生产过剩、市场争夺、霸权争战、社会分化、失业问题、劳资矛盾、阶级斗争、人的异化、寄生性的国际经济关系等问题，没有作出有力回应。杨明斋认为生产过剩、市场争夺不是工业化本身造成的，而是商品流通过程中形成的。只要加速商品流通和健全市场体制就可以获得解决。而社会分化、失业问题、劳资矛盾、阶级斗争诸问题可以通过采取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形式来解决。中国工业化的进展缓慢，程度不深，导致对其弊端的认识和解决办法只能够以西方为参照。这就决定了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将会出现进一步的、规模更大的讨论。农业资本化与科学化论者在“以何立国”问题上基本属于“工化论”。
    “农工并重论”其实是“渐进的工化论”，似乎比较切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社会实际。但“农工并重论”作为阶段论和方式论则不妨，作为目标论、模式论则是错误的。杨铨以美国为农工并重的富强之国，而美国其实是典型的工业化国家。“农工并重论”没有认识到小农经济式的生产力落后的“农化”并不能对工业提供强大的支持，农业的现代化、科学化、机械化、甚至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
    20世纪20年代的工化农化之争，是当时的东方化与西方化之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根本的哲学层次来看，其蕴涵的是文明形态的高下之争。“工化论”者指责“农化”论者企图“复古”，而以社会进化论，进而以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论痛加针砭。不过，就多元共存的角度来看，文明的品格无所谓优劣，但从文明的演化来看，文明的形态确实有适应环境的高下之别。工业文明相对农业文明而言，更富有创新性、进取性、解放性和开放性。它一旦产生，就会不断扩展其文明视野与文明范围，从而把所有非工业文明都纳入其宰制和辐射范围。
    二、20世纪30年代围绕“如何救济农村”问题的论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发生严重恐慌，农村经济日益向下沉沦，为了挽救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国民政府发动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和地方政府领导人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围绕着如何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和乡村建设，尤其是“如何救济农村”，再次发生了工业化与农业化的大论战。以吴景超、陈序经等人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强烈主张发展都市工业以救济农村，但不反对发展农业，不过认为光靠发展农业是救济不了农村的。而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主张振兴农业、建设乡村文明，刺激民族工业兴起，以期建设自给自足的乡村工业，走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郑林庄提出中国应该走既非农业化，亦非立即工业化，而是由乡村工业内生工业化的“第三条道路”。还有相当部分学者主张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复兴农村，振兴农业，救济农民；第二步是工业化与机械化。庄心在提出复兴农村与工业化同时进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未先完成，既谈不上乡村建设，也谈不上工业化。由于乡村建设运动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因此，关于“如何救济农村”的讨论一直延续下去。
    第一种观点，以积极推进工业化、都市化救济农村
    吴景超是代表以工业化救济农村一方的旗帜型人物。他认为中国目前“只有一条路是活路”，那就是“努力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化对人民福利上的贡献不如工业化。如果还采用一种公平的分配制度，使贫富的距离不致相差过甚，则工业化的结果一定是大家的生活程度都能够平均的加增。141934年9月9日吴景超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15，提出发展都市、救济农村的三大办法：兴办工业、发展交通和扩充金融机关。引起巨大反响。针对反对者的意见，吴景超于1935年1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澄清”从事农运工作者的“误会”，重申他的工业化论。坚持认为“农村中已无路可走”。主张发展工业，要知难而进，而不是畏难而退。16
    贺岳僧认同吴景超的基本看法。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够有效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侵略，也只有工业化才能给予大多数人类以福利。他相信工业化是中国“挽救经济厄运的惟一办法”，是“走上近代化的惟一直道”。17陈序经是30年代“中国本位”和“全盘西化”大论战中“全盘西化”论的著名代表，他坚决主张工业化与都市化。“把中国的乡村西化起来，使能调和于西洋或西化的都市而成为一种彻底与全盘西化的文化”。18陈序经特别指出：“西洋农业之特别发达，还是在工业发达之后”，“中国工业苟不发展，则农产出路也成问题”。19
    王子建、吴知和张培刚等都主张全面工业化。王子建认为农业论者的理论有三大错误：其根本错误是想从近代的工业社会，退回到经济自给的农业社会去。其次是认识不清农业与工业的关系，甚至对农业与工业的概念与性质都没有搞清。再次是错误的“工业化过时”论。20吴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国民经济建设成功的一条大道”。“非特制造业要尽量工业化，就是农业也要尽量工业化”。工业化能够极速增加人民的生产力与社会财富。能使有限的土地容纳过密的人口。发展工业正是复兴农业，可以解决农产品的出路，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边际效用。21张培刚认为“想要迎头赶上人家，就非顺着大势，增加演进的速度不可”。他主张中国应该统制全国经济，全面地、迅速地实施工业化。22
    陈独秀认为“民族工业之发展”与“农民解放”为现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四大任务之二。23但陈独秀又认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他主张发展城市工业，以城市解救农村。24袁聘之主张积极发展非资本主义的民族工业。他认为“中国国民经济之危机，不仅在于中国农村经济之极度衰惫，而在于整个国民经济机构之带有极度的殖民地性”。中国国民经济建设应该造成能适应国防之需要、能脱离帝国主义的羁勒而独立的经济。他主张，“民族工业建设为解救中国国民经济危机之要图；且为当前救亡图存之急务。
    ”如何进行民族工业建设？袁聘之主张“走民生主义之计划经济的道路”，“以政府的力量，积极的直接去发展”。但袁聘之也主张“不完全忽略农业建设”，不过，农业建设的道路，应该是“利用合作办法，由人民的力量去发展，政府立于扶助和指导的地位，则已足”。25
    第二种观点，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
    乡村建设派的旗帜人物梁漱溟并不反对“工业化”（梁漱溟把“工业化”理解为“生产技术的进步”），相反，梁认为，“中国民族的能否复兴再起，中国社会的能否繁荣进步，定规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工业化。”但如何实现工业化呢？梁漱溟提出，“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26，“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能的路”。“直接工业化”、“马上工业化”是行不通的，“要知道，中国工业不是没有起来的问题，而是起来之后又被摧残的问题。”其一，工业竞争性大，农业则较缓和。其二，中国农业有基础，而工业没有。其三，工业生产的重要条件是机器资本，为我们所最缺，而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为土地，这在我们是现成的。其四，工业后进国照例必以农产出口，换回机器，而后工业可兴。其五，增加农业生产，增进农民购买力，工业才可兴起。其六，在农业技术前进的过程中，工业自相缘相引而俱来。其七，现在中国整个社会向下沉沦，逐渐往崩溃里去。我们的经济生活目前急需喘气，增加农业生产是可能的，马上工业化实无可能。在农业由恢复而前进的过程中，民族工业“乃因需要刺激而兴起”。乡村建设“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现象”，“将来中国要农业工业结合”。不过，梁漱溟所说的“工业”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乡村工业”。他认为“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路”，“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不合现在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之趋势”；也不能“片面地发达工商业”，“中国工业，只有站在非营利的立场，以我们自己的原料劳力来行生产，而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大范围自自足），成为一种乡村工业，才能立足。”27
    第三种观点，先复兴农村，振兴农业，后工业化
    姚溥荪表示不反对工业化，但认为目前还不具有可能性。因为中国没有一个能够实施“统制经济”和“保护关税政策”的“统一政权”。不先救济农村、复兴农村，则农村购买力低落，工业产品没有市场，国家财政也无安定保障，工业化不免陷入失败。更何况，农村破产急需救济。目前还是以复兴农村为要。28漆琪生也认为，在现阶段，中国国民经济“满身疮痍”、农村经济“极度衰惫”，工业化至属困难，并且对于解救当前的“经济恐慌”，迂缓力微。救济现今中国经济危机的中心对象，在于使农村经济苏生，农民贫困减轻。必须复兴农村，建设农业，始能最直接而最迅速地应急，同时借此奠定工业化基础。至于复兴农村、建设农业的方式，漆琪生主张：“只有将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彻底的资本主义化，农村经济的生产关系极度的合理化与高度化，始能收获建设之效果。”29“其最中心的目的，乃在中国农村组织之改建”。即“在集体主义之原则下”，“利用合作社的方式”，“改变既成的农业生产关系，建立新的农村经济体制”。30
    第四种观点，从农村工业化过渡到都市工业化
    郑林庄提出中国应该走既非农业化，亦非立即工业化的“第三条道路”。认为中国暂不具备迅速工业化和都市工业化的条件，都市大规模工业化要具备经济自主、国际市场和科学意识三大条件。“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我们只能从这个落伍的农业社会逐渐地步入，而不能一步地跨入那个进步的工业社会里去。在由农业社会进于工业社会的时期，应该有个过渡时期来做引导的工作。”工业经济应该由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中国须着手急图的是农村工业化。在农村培植小规模的农村工业，以作为建设工业的基础。都市工业重在机械利用，吸收人工有限；农民受了故土观念和知命观念限制，未必会背井离乡；都市工业所需要的大资本、大改造非中国一时所能办到。而发展农村工业，劳力与场地方便，不需要大量资本与技术；都市工业还可以由此萌芽。因此，都市工业是中国经济建设的百年大计，而农村工业则是目前救亡图存的急务。31
    第五种观点，复兴农村与工业化同时进行
    庄心在提出一手复兴农村，一手工业化。他认为，中国国民经济原是建筑在农业上的，但是以比较成本的经济理论，各国的国际贸易都已指示我们，农业国对工业国之交换条件，必陷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中国除了要复兴农村以外，工业化也是不可或缓，否则决不能谈到自给自足。庄心在主张利用本国资本进行工业化。认为，“只有紧密的合作，以民族的资本建设国民经济，才足以济度难关，而达到自给自足”。32
    第六种观点，不先消灭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农业化与工业化都不会成功
    千家驹分析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理论和实践，认为“乡村建设”既不能改变乡村内部的生产关系，也不能阻止乡村外部的破坏，以此救济农村道路不通。以工业救济农村的路也同样不通，“在资本帝国主义包围下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切发展工业的前途都是很渺茫的”，“不平等条约之桎梏未解除以前，一切发展工业的计划都不能谈，不配谈”。“只有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者及封建残余之势力”，“造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才有“工业建国”的希望。33黄枯桐和翟克之也认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未先完成，就谈不上乡村建设与工业化。34
    20世纪30年代关于如何解救农村的争论，虽然主要是出于应付经济危机和农村危亡的形势，但是又牵引出农业化与工业化的大论战，正是说明中国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之难。而其转变之难又与中国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之缓有关。中国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之缓则基于社会政治不稳定、政权软弱、实业发展空间有限，而且倍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压制和摧残，由此导致有学者认为不先消灭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农业化与工业化都不会成功。不过，退一步而言，在未消灭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之前，该如何救济农村呢？振兴农村固然必要，推进工业化也不能缓，在农村要鼓励和大力支持发展农业、各种副业、教育卫生事业和乡村工业，更要积极推动都市化、都市现代化和都市工业化。
    三、20世纪40年代围绕“以何立国”问题论争再兴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抗战进入持久阶段，国民党主张“抗战建国”，以何支持抗战？如何建国？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又成为学术界和舆论界讨论的热点。并且随着抗战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崛起，“如何建国”问题也一直被不断地提出讨论。知识分子逐步认同“非工业化无以救亡图存”的发展理念，由于40年代以来，国民党提倡“工业建国”，共产党提出走由新民主主义工业化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以工立国”的现代立国理念基本上得到公认。
    第一种观点，“以工立国”
    周宪文主张“以工立国”。他强调：“要把中国从根救起来，须向工业迎头赶上去”，尤其是向重工业迎头赶上去。何以不能以农立国？周认为是生产力有了重大变化。过去是以人力为重要生产力的时代，则以人力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农业就成了生产事业的中流砥柱，也就成为立国的唯一基础。可现代是以机械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时代，工业就取代农业成为立国的唯一基础。无论就经济，还是国防而言，农业生产已经成了工业生产的附庸。35许涤新主张建立“以工立国”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许认为，中国“立国”的问题，本质上并不是以农业为主或以工业为主，而是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后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问题。他反对“先农后工”的技术路线，主张“今日在可能之限度内我们绝不能放松工业化的工作”，“绝不能因为农村问题之严重而把工业停搁下来，绝不能先把农业弄好之后再去从事于整理工业”。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是：其一，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国有，使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其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逐渐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和机械化。36
    龙季子认为“工业化正是中国在经济上独立自主的第一步”。龙主张抗战建国与工业建国要同时进行。工业化首先要注重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同时兼顾到日用品轻工业，以及有关建筑、文化、公用工业等各项工业，乃至工业与农业、医药各的配合等。由于工业化是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也是全国经济的大改造，有必要通盘计划。国家还要采取适当措施加以特别关切的保育。其他还包括妥筹资金、稳定币制、准备技术等。为了防止将工业化运动变成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还要顾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实施”。37马寅初主张：“欲谋中国之独立与生存，必先使之工业化。”中国要工业化，必须首先建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作为工业化的先决条件。轻工业、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要配合进行。提高农民生活水准，增进农民福利，为中国工业化必不可缺的条件。必须推进农业建设与土地改革。马寅初对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寄以极大的期望。38张培刚在1945年发表的《农业在中国工业化中的作用》中认为，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单独所发生的作用是很困难的，农业本身包含在工业化过程之内，是工业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农业在中国工业化中的主要作用包括：继续是中国粮食供应的主要来源；将是制造工业提供原料的主要来源；给工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为工业产品提供购买者。39
    第二种观点，“以农立国”
    杨开道于1940年先后在《新蜀报》发表《中国以何立国？》、《再论中国以何立国？》，鼓吹中国应该“以农立国”。他的理由是：过去的中国是优秀的农业民族；现在的中国工业幼稚，且还缺乏发展工业所需的几样重要资源，故工业不能成为国家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将来的世界，农业科学化了，农业国家也可以立足。40针对学界对他“以农立国”论的强烈质疑，杨开道在《现代农业国家诠释》一文中竭力声辩说，他并不反对中国的工业化，不过，他认为无论中国如何工业化和机械化，最后仍然只会是一个现代农业国家，而不能成为现代工业国家。中国工业化是有限度的，最高限度是工业品的自给自足。到时，中国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农工并重的国家。41
    第三种观点，“以农立国、以工建国”
    翁文灏提出“立国虽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他认为“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两种主张各有其长，分开来看，都觉太偏，合起来说，才是正道，二者相辅相成，而不可分。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中国人民“从穷苦中挣扎出来”，赶上欧美人民的水准，使中国富强，迅速地增强国力，从而“自立于近代世界”。工业化运动并不限于都市和工业区，而且要推进到广大的农村。发展农业必须与工业化相配合，始有远大的前途可言。“以农立国”只是一个前提，我们要以卧薪尝胆、刻苦精励的精神，认清目标，不怕困难，以极大的速度前进，工业建国的大业才能完成。42
    第四种观点，“农工并重”
    戴星如主张“工业与农业二者，实不可有所轩轾，而应并重”。戴星如分析，如仅以全力从事工业，则本国所不能容纳之工业产品，必求市场于世界。复因在工业化下，人口之增殖必加速，又以忽略农业之故，农产品相对的不能比例地增加，本国生活程度乃日渐提高，一部农产品之需求遂不得不仰给于外国。于是，世界市场之变动，他国农业之丰歉，以及物价之波动，皆莫不足以影响本国之消费与生产，从而国民经济遂丧失其独立性。反之，如纯以农立国，则因受收获递减法则之支配，农业生产带有限性，不能容纳过多人口，不能吸收过多劳力和资本，亦不能建设现代化之国防。农产品价格远较工业品为低，农业国在国际贸易中恒处于不利之地位，整个国民经济自亦必因之受损。工业化与农村经济相互攸系，工业化必然促进农业的现代化，使农村经济趋向繁荣。举凡农村游资、劳力、“贫穷的恶性循环”等，皆莫不受其影响。而农村经济变动必波及工业化的前途，如工业化所需之原料、市场皆与之息息相关。在将来的经济建设中，工业化要加速进行，而农业现代化绝不容忽视。43
    经过工业化与农业化的长期论战，“以工立国”的现代立国理念基本形成。翁文灏的“立国不妨以农，建国必须以工”的观点其实是“工业立国论”的另一种变通形式，吸收了“农业立国论”的合理性一面，把农业的基础与前提作用纳入了“工业立国论”的视野，并把“立国论”替换为“建国论”，以避免敏感的“以何立国”之争。因为每一次“以何立国”问题的讨论，以落后的小农经济为基础而形成的农本顽固势力都对农业文明情有独钟，留恋不已，从而大肆捍卫所谓“农国精神”。
    不过，“以工立国”的现代立国理念虽然形成，也对知识界和公共政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却不能高估。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的缓滞与艰折，这种现代立国理念对农村、对农民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而且由于传统农业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层影响，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在表面上虽然不再公开反对工业化和工业文明，但其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却往往表现为对农业文明和农业生活方式的实质性欣赏和认同，1949年以后的很多历史事件就反映了这种事实，如人民公社化运动就表现为对农业平均主义和小农共同体生活的留恋。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与乡村建设运动所提倡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有同一思维，虽然提倡者本身都出于“良好”的目的：“教育”知识青年或“拯救”乡村与农民，但实际上却变成了一场维护或修补小农经济或农业文明的逆都市化运动和反智运动。
    四、对论争的检讨
    论争为什么长期持续不断，分析其因，大体可从四方面讲。
    就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而言，中国时逢“千年变局”，从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向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的转型是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和文明系统工程，不是短时间所能够完成的。是维持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还是走向工业社会与工业文明，这样的问题是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中的痛苦的、也是命定的抉择。需要富有学术的和舆论的耐心和智慧。一再掀起这样的讨论不是简单的，更不是没有意义的。只要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还没有完成，或者转型中遇到巨大的困难、挫折与障碍，这样的讨论就会不时兴起。转变人们长期习以为常的社会发展模式、文明存在形式和生存价值理念不是一蹴而就的。虽然康有为早就提出了农业科学化、现代化的任务44，孙中山也早在辛亥革命之后就认识到“实业发展”乃“中国存亡之关键”45。但由于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的迟缓，这种认识长期没有支持基础，因此也就没有成为共识。
    就国内形势而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一直缺乏安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军阀混战、经济危机、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一再发生，日本从政治经济侵略到大规模侵华战争。政府多变，朝令夕改，政策出于应付时局而缺乏连贯性。论争讨论的问题一直不能得到有力和有效的解决。
    就国际环境而言，世界并不太平，反而处于危机、战争和革命的紧张时代。国际舞台上不断出现存在着经济危机、政治动荡、社会革命和大规模战争。国际社会思潮复杂多变。这些都对中国形成了强烈冲击。
    就论争本身而言，论争不断为时局变化和思潮沉浮所中断，缺乏学术性、深刻性和彻底性。也没有形成全国规模，只是在少数的知识分子圈子有一定影响。这就使得论争一再应时局需要而兴起。
    论争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工业化发展道路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响应；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也受到一定的重视；从工业化与农业化道路的论争逐步走向关于工业化的具体发展道路与如何发挥农业的基础性作用的论争。
    取得的成绩如下：其一，中国救亡图存的两大核心理念形成，即一方面要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政治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另一方面要向工业化道路进军，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救亡图存。其二，中国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的思路逐步清晰化，发展道路日益明朗化。不仅要向工业化经济发展道路和文明发展道路进军，还要尽量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弊端，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三，对留恋农业社会和农本文明的思想进行一定深度的批判。也对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的弊端有一定的认识。
    但论争还是存在着应时化、简单化、公式化、理想化和非理性化的错误。具体如下：
    其一，工化论者对中国农业社会传统和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缺乏认识。没有就社会结构根源和思想认识结构根源对农化论者进行深刻批评，也没有就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对工业化所需要的政治改造、制度改造、社会改造和文明改造的系统性和艰巨性缺乏深刻理解。对传统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山林文明转向现代工商文明、都市文明和市场文明的长期过程缺乏应有认识。诚如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不能被认为只是资本不足、人才不足、技术缺乏、市场不发育或不完善，而是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国之所以迟迟未能实现经济的起飞，固然同战争有关，但深层次的原因始终在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46对社会文化结构没有深入细致地剖析，并寻求建设现代工业文明、而不仅仅是工业经济、御侮图强的社会转型之道，导致论争中有求工业化“捷径”并试图规避工业化弊端、却盲目崇拜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过分强调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倾向。对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路径和复杂结构的论析还是粗糙和浅显的。由此，对工业与资源、环境、计划、市场和社会的复杂敏感关系就基本上没有展开讨论。甚至可以说，这种对工业化的粗糙认识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工业化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才有所改观。
    其二，农化论者有一种浓厚的复古、反现代化、反资本主义、反市场和反个人主义的情绪。对小农经济和农业文明有一种非历史的、非理性的、理想化的向往，甚至崇拜。对工业文明、机器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市场文明利弊有重弊轻利，甚至完全忽视或抹杀其利，而片面夸大其弊的的严重倾向。误认为工业必定压迫农业，农民必然在发展工业与市场经济中走向贫困和破产。由此社会发生严重动荡。甚者把工业文明等同于物质文明，而把农业文明视为精神文明，从而一味崇拜所谓精神文明，却轻蔑地对待所谓物质文明。认识不清物质的解放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人的精神解放，并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准备基础。
    其三，论争中充斥着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非工业化，则农业化；非农业化，则工业化。并且把农业化等同于恢复小农经济或小生产力的农业经济，农业文明则等同于精神文明，而工业化则等同于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仅仅是物质文明，而根本缺乏精神文明。认识不清：农业能够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得到改造和发展，但其在国民经济构成或产业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是逐渐下降的；而工业化却是逐渐得到加强和不断融合与消解农业的过程；工业化不仅有资本主义市场形式和社会主义计划形式，也有资本主义计划形式和社会主义市场形式。从根本上说，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大生产的主要特征，而工商市场文明则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和基本规范。
    其四，论争并没有对长期困扰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一个既切合当时实际，又富有战略发展价值，并为学界、舆论界和公共政策界所广泛接受的基本思路。反而受领袖思想和政府政策左右。有关工业化的讨论很大程度是对孙中山《建国方略》以及民生主义经济发展规划和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以及“工业建国”政策的解释，甚至注疏。
    论争过多地受国际环境和政治形势的影响，也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农业文明惰性的根深蒂固，中国社会转型和工业化进程实践极其缓慢，拖滞了论争的展开和深入，导致论争没有得到充分的、理性的思考，致使论争虽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却一再探讨同样的问题，讨论水平也没有多大的提高。论争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经传注疏思维的影响，成为为领袖人物的言论和政府政策做注释。
    【注释】
    1 刘师培：《论农业与工业联合制可行于中国》，《衡报》第7号，1908年6月28日。
    2 行严：《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上海《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
    3 孤桐：《农国辨》，上海《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
    4 章士钊：《何故而农村立国》，《甲寅周刊》，第1卷第37号。
    5 龚张斧：《农化蠡测》，《甲寅周刊》，第1卷第19号，1926年。
    6 董时进：《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上海《申报》，1923年10月25日。
    7 孙倬章：《农业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1923年9月。
    8 戴英：《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上海《申报》，1923年10月30日。
    9 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北京印刷局，1924年，第224——229页。
    10 杨铨：《中国能长为农国乎？》，上海《申报》，1923年10月28日。
    11 陈宰均：《工化与农化》，《甲寅周刊》，第1卷第29号，1926年1月30日。
    12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1923年12月。
    13 萧楚女：《中国底农民问题》，《新建设》，1924年7月。
    14 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独立评论》，第125号，1934年11月4日。
    15 也可参见《独立评论》，第118号。
    16 吴景超：《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独立评论》，第136号，1935年1月。
    17 贺岳僧：《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应走的路》，《独立评论》，第131号，1934年12月。
    18 陈序经：《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独立评论》，第126号，1934年11月11日。
    19 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独立评论》，第196号；《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独立评论》，第199号，1936年5月。
    20 王子建：《农业与工业》，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12月8日。
    21 吴知：《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出路》，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15日。
    22 张培刚：《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2月17日
    23 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旬刊，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24 陈独秀：《“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政论》旬刊，第1卷第11期，1938年5月15日。
    25 袁聘之：《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问题——重农重工问题之讨论》，《东方杂志》第32卷第16号，1935年8月10日。
    26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文中有“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与“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两种提法，涵义相同。
    27 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乡村建设》，第4卷第28期，1935年6月1日。《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第5卷第1、2期，1935年8月16日——30日。
    28 姚溥荪：《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独立评论》，第137号，1935年1月。
    29 漆琪生：《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1935年4月13日。
    30 漆琪生：《由中国国民经济建设论目前农村之出路》，《文化建设》，第1卷第9期，1935年6月10日。
    31 郑林庄：《我们可走第三条路》，《独立评论》，第137号，1935年1月。
    32 庄心在：《本位经济与本位文化》，《时事新报?学灯》，1935年7月21日。
    33 千家驹：《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兼论中国工业化问题》，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5年4月6日。
    34 漆琪生：《由中国国民经济建设论目前农村之出路》，《文化建设》，第1卷第9期，1935年6月10日。
    35 周宪文：《中国不能以农立国——漫谈农本》，《时代精神》，第1卷第5期，1939年12月20日。
    36 许涤新：《关于中国以何立国的问题》，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6月4日。
    37 龙季子：《实行工业化的条件》，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0月15日——16日。
    38 马寅初：《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民主与科学》，第1卷第1号，1944年12月22日。
    39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
    40 杨开道：《中国以何立国？》，《新蜀报》，1940年1月7日。
    41 许涤新：《关于中国以何立国的问题》，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6月4日。
    42 翁文灏：《以农立国、以工建国》，《中央日报》，1940年8月。
    43 戴星如：《战后工业化与农村经济》，《东方杂志》，第41卷第9号，1944年5月15日。
    44 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108页。
    45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实业计划）》，《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86页。
    46 厉以宁：《传统社会结构的阻力》，香港《大公报》，1996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