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ra J. Enriquez:古巴1990年以后的经济改革与新农民化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改革推动了古巴的社会变革，古巴进入了社会变革的新时期。社会变革的一些方面与传统的结构调整相似，而其他方面则与之有所不同。农业方面，国营农场被改造成为各种合作社，进一步细分了合作社的生产力，解放了农产品市场，以及把土地分割给小佃农。通过采访决策者和合作社的领导，并对古巴西部和东部进行调查，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古巴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出现了“新农民化”现象；二是这两个地区的收入差距即使没有扩大，也依旧存在。然而，即使是在最贫穷的地区，小农户的收入还是比雇佣工人的平均收入要高一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是高出许多。总的来说，古巴的经济危机迫使古巴的农业政策朝着巩固小农户地位的方向调整。
    ［关键词］经济改革 新农民化 农业政策
    Abstract： In early 1990s， Cub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was given a spur by her economic reform. This 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was similar with previous structural readjustments in some respects but different in other respects. In agriculture， state-run farms were turned into various kinds of co-operatives， and their productive forces were further divided. Farm produce markets were given a free hand to develop. Lands were carved up and allotted to tenant farmers. Through my interviews with decision-makers and co-operative leaders， as well as my field researches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regions of Cuba， I explored the impact of the current reform on the small farming households. I found two striking characteristics in 1990s. First， there appeared a rush to “become farmers.” Second， the income disparity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had remained， if not widened. However， even in the poorest regions， the average income of the small farming households was still higher than that of hired workers， and it was much higher in other regions. In general， the economic crisis has driven Cuba’s agricultural policy towards enhancing the status of the small farming households.
    Keywords： economic reform， the rush to “become farmers”， agricultural policy
    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经济互助委员会解散之后，古巴遭遇的经济萧条迫使其进入了一个社会变革的新时期。实行经济改革是这次变革的核心。古巴的经济改革包括这几个方面：对国际经济开放其部分经济，减少补贴和国有经济内部的员工数量，还有扩大税基。这些经济改革方面的措施与其他地方的相似。
    然而，这次改革与传统的结构调整模式有所不同，从1990年后古巴农业的变化过程中就能看得出来。这个过程包括大多数国营农场的解体，与把合作社的生产进一步细分成更小的工作单位，当中也包括部分解放农业市场。同时，国营农场把土地分割给成千上万的人，这些人便开始从事个人农业生产。另外，国家为家庭经营的农业开发有机生产资料。因此，古巴的农业政策与通常伴随经济改革的农业政策是有区别的。{1}
    鉴于古巴的经济改革与其他地方进行的经济改革有所不同，研究古巴的经济改革对小农户和他们的农业生产的影响这个问题便有其重要性。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采访了对古巴小农户有显著影响的机构的决策者，尤其是全国小农协会（ANAP）和农业部（MINAGRI），以及古巴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研究员。我也采访了21位合作社领导（从信贷与服务合作社［CCS］、农业生产合作社［CPA］，到合作生产基本单位［UBPC］）。我还对从以上三种合作社和小佃农中抽出来的59名小农户进行了调查。{2}
    我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古巴出现非农业劳动力转向农业劳动力的趋势，特别是奥利恩特区（古巴东部）。我也发现了尽管古巴的小农户也经历了1990年开始普遍出现的地区间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但是就连较贫穷地区的小农户的收入也高于平均水平。{3}
    一、古巴的经济改革与其小农户
    古巴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其他改革无法比拟的全面改变。这次改革的实行是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影响全国的经济危机。1990 ～ 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约35%，出口减少了80%，进口减少了约75% （Estay， 1997， p. 18 and p. 21； CEPAL， 2000， A.1； Monreal， 1999， p. 23）。
    起初，古巴的决策者采取了调整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办法。他们致力寻求新的贸易关系、贸易产品与外国投资。虽然在这些方面都有些许成果，但是，到了1993年，显然改革的范围必须扩展到国内经济和生产结构部分。于是，在1993年8月，古巴市民持有外汇已经变成合法了。这项措施的目的是要通过用美元结算的国有零售系统排挤美元黑市和用美元进行的黑市买卖。
    紧随其后的措施是通过细分国营农场建立起合作生产基本单位。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产资料进口大幅度下降，过去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农场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经济危机也迫使决策者承认小农场的生产水平更加高。到了1996年末，合作生产基本单位有2654个（CEPAL， 2000， p. 313）。这些单位主要种植甘蔗，还有柑橘、大米和饲养家畜。结果，国营农场对农业用地的控制从82%下降到 24.4%（Valdes Paz， 1997， p. 147； and ibid.， A.73）。
    工业生产也受到了经济危机和经济改革的影响。由于原料短缺，再加上国家减少了对不盈利的国有企业的补贴，面向本地市场的工业企业有部分被关闭了。同时，国家的行政结构也进行了重组。加上关闭的工业所裁掉的劳动力，公共部门的员工数量在1994 ～ 1995年减少了11万（Estay， 1997， p. 31），导致失业率从1989年的7.9%升至1993年的34%（CEPAL， 2000， p. 253）。
    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采取了另外几项措施。在1993年9月，政府把几种个体经方式合法化。一年之后建立起了农民市场（C.F. Torres Villa， 1996； Perez Rojas， 1996； Nova Gonzalez， 1995）。于是，就像1980 ～ 1986年那样，农民出售剩余的农产品再一次被合法化了，且其价格由供求关系所决定。也就是说，根据政府所订立的农产品销售配额，把定额的产品卖给Acopio（国家采购与分配机构）之后，他们就可以自由地把剩下的农产品拿到市场去卖。1994年开放市场这一举措的实行，是为了使更多的农产品能在合法的渠道进行买卖，借以排挤黑市并刺激生产，从而增加粮食产量和降低粮食价格。
    紧随其后的措施是技工市场和工业产品市场的建立。个体经营的合法化与这些市场的开放催生出一个新的税制。同时，一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有所上升。这些举措的实行是为了吸收剩余的流动资产，增加国家的收支平衡。
    为了探究这些改变对古巴小农户的影响，我对在哈瓦那省（古伊拉·德·梅雷纳市和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市）和古巴圣地亚哥省（圣地亚哥市和帕尔马·索里亚诺市）{4}的小农户进行了调查。哈瓦那省在首都的邻近，拥有肥沃的土壤和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之下，圣地亚哥省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低，最近，这个地区还遇上连年的干旱。在选择采访的合作社领导和调查对象的时候，我希望能尽量接近古巴小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情况。
    二、获取农业资源
    对全世界的农民来说，他们的头等大事莫过于获取农业资源了。1990年以后，生产资源是古巴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然而，古巴农民所缺的资源跟其他地方的小农户所缺的资源不一样。在土地改革实行之前，土地通常是最为缺乏的资源（Thiesenhusen， 1995； de Janvry， 1981）。但是，因为在古巴，农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土地，获取土地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见表1）。
    对全世界的农民来说，获取农业贷款一般比较困难，结构调整方案实行之后就更加困难了（Carter and Barham， 1996； Serra and Castro， 1994）。不过，在古巴，我采访的大多数小农户表示农业贷款很容易获得。他们的大多数没有通过使用贷款来增加投资或者支付持续的生产成本。绝大多数没有用贷款的人说，他们根本不需要。{5}
    另一种在农业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资源就是技术协助。大多数国家的农民要支付技术协助的费用，使用技术协助的主要是比较富有的农民（Thiesenhusen， 1995； Kay， 1994）。结构调整方案也减少了技术协助。相比之下，古巴的小农户很容易获取技术协助。95%的调查者从国家的推广人员或者合作社那里获得技术协助。因此，这些农民开始种植新作物和饲养新禽畜的时候，显然有接受过对生产起关键作用的技术协助。
    然而，古巴小农户所缺的资源就是生产资料。购买力低下可能限制了其他地方的小农户购买生产资料，而1990年之前，古巴大多数小农户都得益于相对充足的生产资料。他们能够获取的生产资料的种类相对较多，反映了古巴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尽管如此，由于1990年以后杀虫剂、肥料、柴油（用于灌溉系统和农用车）、农场用具等其他东西的进口大大减少了，生产资料的供应也大幅度下降（Deere， 1991； Enriquez， 1994）。但是，直至1998年，随着国家经济开始恢复，生产资料短缺不再是个普遍问题。
    虽然接受调查的人指出生产资料供应有限制，但只有40.7%的人认为限制影响到他们的生产水平。其他人则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了问题，比如使用畜力和有机肥料。
    三、生产和商品化的几种变化方式
    “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1990年以后的艰苦时期）期间，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几个重要的变化。古巴历史上长期专门种植庄稼，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现在古巴的小农户不再强调大规模生产，而是把一部分土地留给庄稼和家畜，以保证他们个人、他们的家庭和工人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就连那些专业生产一两种粮食作物的农民也开始种植更多种类的作物。那些以前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农民现在则用一部分土地种植粮食作物。自1990年起，超过三分之一的调查者采取了这种策略（见表1和表2）。另外，89.8%的受访者在他们耕作的土地上饲养了家畜。
    这些变化反映了政府对以下两个方面给予了新的重视：一，保证农村地区的食物自给自足；二，农民不用担心要依靠政府的食物分配体制或者农业市场。鉴于1990年之后食物短缺，制定自给自足的计划对信贷和服务合作社的成员尤其重要，
    因为这样才能吸引和留住工人。同样，当问到为什么1990年之前当城市工人后来却要转当农民的时候（25%的受访者），许多受访者表示是因为有食物保障。
    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为某几种作物提供补贴，特别是能进军出口市场的作物。有的农民种植的一些主要作物在鼓励种植的作物之列，例如：咖啡、蜂蜜、烟树、柑橘和甘蔗；而有的农民则改种有补贴的作物。因此，几年前，我访问过的古巴圣地亚哥的两个合作社已经开始用他们一部分的土地种植烟树，即使这个省传统上并不是以种植烟树著称。
    另一个重要变化与这些农民的作物营销有关。根据法律规定，绝大多数（93.2%）受访者把他们大部分的农产品卖给Acopio。但是，一旦达到了Acopio的配额，大多数人（83.1%）会把剩余的产品拿到市场出售。另外，有的受访者会在农场门口出售剩余产品。然而，有的农民会把他们的产品卖给其他国家机构，如柑橘水果企业（Citricos Ceib）和贸易公司（Empresa Comercializadora）。与Acopio相比，这两个机构会以比较高的价格购买质量比较好的产品，出口或者卖给古巴的旅游业。虽然没有一个受访农民把他们所有的农产品都卖给Acopio，但有的农民不愿承认曾在农产品市场卖过东西，究竟有多少农产品拿到了市场上去卖这个问题就更难以确定了。有的农民明显仍然担心政府像1986年的时候那样改变主意，不再允许农产品买卖。也有可能是因为政府鼓励他们把全部农产品都卖给国家，所以他们不愿承认他们没有这么做。
    四、新结构和新的农业生产方式
    1993年开始的缩减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人数是对古巴旧有农业模式一个最深远的调整之一。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组成变化最为显著。我的调查显示，其成员大部分是曾经在分化出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国营农场工作的工人。不过，这个合作生产基本单位里曾经是农场的固定工人的人数与小分队（1990年后，小分队把城市的工人带到农村生活和工作）的成员人数基本一致。
    有趣的是，接受采访的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成员中超过一半农民是从古巴别的地方移居过去的。对他们形成“拉力”的是哈瓦那省，而“推力”则是奥利恩特地区。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成员体现了1990年以后古巴最显著的国内迁移模式。在整个调查当中，国内迁徙要数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成员最多。
    我还问到他们合作生产基本单位跟合作社有什么区别，多数人回答说没有区别。{6}不过，有几名受访者提到（稍微带肯定的语气）合作生产基本单位与剩余的少数国营农场关系仍然比较紧密（合作生产基本单位过去是国营农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虽然合作生产基本单位本应该相对地独立于国家（C.F. Colectivo de Autores， 1996； Bu Wong et al.， 1996），但是它们仍然保持紧密联系。
    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强调缩减工人数量。与生产合作基本单位类似，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在实施组织工作的策略，他们称之为“使人们与这个地区联系起来”。{7}在1993 ～ 1994年，他们进行了中等规模的尝试，到1998年，这个策略的应用扩大到更大的规模。事实上，我调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生产基本单位中有80%以这种方式组织他们的机构，虽然对多数人（90.9%）来说，只有一部分的土地“被连接起来”。大部分在以这种方式细分的农场工作的人获得了真实的经济利益。
    20世纪90年代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把国营农场的土地转让给愿意经营的人。这些小佃户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保障他们能长久地在同一块地上耕作。地块的大小根据在土地上耕作的家庭成员数量而定。
    虽然所有的受访小佃户（一共9人）种植庄稼是给自家吃的，但是他们也会拿一部分到市场去卖。不同的农产品在不同地区的销售模式是不一样的；可以卖一部分给Acopio，再在农场门口或者在自己城镇的街道上把剩余的卖掉。无论他们有没有加入信贷与服务合作（其销售是集体进行的），都无疑会影响小佃农们把农产品拿到哪里去卖的决定。国家的目标是希望邻近的信贷与服务合作社逐步地吸纳小佃农为他们的成员，减轻国家对小佃农的责任，这样也就能保证小佃农们把一部分农产品卖给国家。
    当问到当佃农的感受如何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只提到好处。这些好处包括经济利益（得益于不再需要买回自己种的东西，得益于农产品销售），为改革贡献一份力量，还有感觉自己是个更加有用的人。只有一名提到不利之处：土地使用期限没有保障。
    另一个农业政策改变就是1990年农业化肥进口削减后鼓励有机生产（Rosset， 1997）。事实上，大多数我采访的合作社领导表示，在他们的合作社，至少部分庄稼采用生物防治害虫法，有机肥料，或者两种都采用。虽然有机生产资料被广泛使用，人们的态度却不一样：有的说虽然他们应该要用，尽管他们还未使用（Interview， #47a， CPA， 27 June， 1998）；有的则说用有机生产资料不合实际，或者落后（Interview， #1a， CPA， 28 May， 1998； #14a， CPA， 8 June， 1998）。对多数农民来说，农业化肥在他们的合作社还是占据重要的地位。
    最后，1990年以后的经济开放把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外国政府引进到古巴的农业。我调查的合作社已经开始与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外国政府建立协作关系，且出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到1998年为止，16.9%的农民是与这些组织有合作关系的合作社或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成员。这些合作关系为农民提供信贷、生产资料、技术协助和农业用具。此外，这些国际伙伴全面负责在他们的帮助下生产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在有的情况下，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之后合作社还会获得额外的外汇红利。对有签订这种协议的合作社来说，一直阻碍古巴农业生产者的限制被大大地减少了。
    五、哈瓦那省和圣地亚哥省间的主要差异
    哈瓦那省和圣地亚哥省的差异巨大，而且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从殖民时期开始，哈瓦那省的经济就更加多元化，工业也比圣地亚哥省更加发达。此外，哈瓦那省的生产力水平也比圣地亚哥省高得多。两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正好与两地的收入差异相仿。昆塔纳·门多萨（Quintana Mendoza）写道，对比所有省份的收入差异，圣地亚哥省被排到“落后”省份的位置，而哈瓦那省则排在前列。但是，在1975 ～ 1990年，收入差异明显呈现缩小的趋势。
    现今，这两个省的小农户间的差别以他们种植的作物尤为明显。哈瓦那省最主要的农产品是块茎作物、大蕉、香蕉、蔬菜和玉米；圣地亚哥省的小农户在乳品业方面特别有优势，也种植玉米、咖啡和水果。
    两省生产力水平长期以来的差距体现在农民的生产技术上。在哈瓦那省，虽然20世纪90年代牛再次登场并被广泛使用，但拖拉机始终占主导地位，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农民的耕地都有灌溉。相比之下，在圣地亚哥省，拖拉机没有那么常用，主要依靠牛力和人力，灌溉也明显比哈瓦那省少很多。
    有机生产资料在两省的使用也有差别。我发现，有机生产资料的使用，哈瓦那省（90%）比圣地亚哥省要普遍得多（69.2%）。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哈瓦那省包含首都在内，有保证粮食生产的需要，因此更加重视发展有机生产资料，并在粮食种植中使用；圣地亚哥省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这样一来，相对容易“失效”的生物害虫防治区域分布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鉴于1990年以前哈瓦那省的生产力水平较高，哈瓦那省可能会更加依赖农业化肥，促使在特别阶段替换化肥显得更加必要。
    两省获取主要农业资源的方式也明显不同。自1990年以来，更多的圣地亚哥省农民（60.7%）加入了改革过的农业组织（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生产基本单位或者成为佃农），哈瓦那省为38.7%（见表1）。这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严重打击了奥利恩特地区的城市经济。务农成为那里的人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此外，两省使用贷款的情况也有迥异。使用贷款的哈瓦那省的农民（51.6%）比圣地亚哥省（32%）的多得多（见表1）。这有可能是因为哈瓦那省使用更加先进的技术，生产成本要高些。
    两省获取生产资料的问题也呈现差别，29%的哈瓦那受访者表示生产资料短缺影响到他们的生产水平，而在圣地亚哥则为53.6%。造成这个差别的原因可能是：在哈瓦那省，保证食物分配很重要，而且使用更多的有机生产资料有可能会减少经济危机对农民的影响，因此他们比圣地亚哥的农民更加重视生产资料的分配。
    六、差异造成的结果：收入差距巨大
    古巴的研究员发现这两个地区人们的收入水平不一样（Quintana Mendoza， 1996）。我的调查显示两省小农户间存在类似的收入差距。我调查过的哈瓦那省农民中80%说他们一个月的平均收入超过500比索（1998年国家平均月工资为217比索）（Rodriguez， 1998， p. 5），{8}有40%的农民说他们一个月的平均收入超过1000比索（见表3）。相比之下，在圣地亚哥省，{9}96.2%的农民说他们的月平均收入不足500比索，76%说少于300比索。
    自报收入未免有点不准确，我用了另外几个指标来评估究竟我的受访者生活过得如何。其中一个指标是他们改善住宅或者农场的能力。虽然两省收入差距大，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方面两省的受访者并没有什么差别（见表1）。但是他们的起点不同，多数哈瓦那省受访者的住宅或者农场比圣地亚哥省的要好。拿城市来对比的话，圣安东尼奥81.3%的受访者改善了住宅或者农场，帕尔马·索里亚诺只有60%。这个范围与农民自报的收入范围相匹配。
    我还问到他们自1990年以来有没有购买过大型农场或者农具。在哈瓦那省45.2%的受访者有能力这么做，而圣地亚哥省只有32.1%（见表1）。相比改善住房的数据，这些数据更能证实他们的收入差距是否真实。
    另一个收入指标，定义得比较广泛，那就是能否获得其他优惠，例如作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或者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成员，他们能否以补助价格购买短缺的家用电器，或者能否一年内在度假屋住上至少几天。这些优惠在哈瓦那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受访者中更为普遍：自1990年以来哈瓦那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生产基本单位60%的成员通过他们的合作社购买电器，而圣地亚哥省为33.3%。哈瓦那省这两个合作社53%的成员说他们在1990年以来有到过度假屋度假，圣地亚哥为33.3%。
    农场雇佣的工人数量也反映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农场经营得好，就有能力吸收更多劳动力；如果经营不善，农场的工人可能会被迫制造收入。鉴于这种方式在私人农场中最明显，这些数据只能反映信贷与服务合作社和小佃农的情况。哈瓦那省的农场主聘用自己的儿女和其他亲戚的可能性是圣地亚哥省的两倍。此外，与哈瓦那省相比，圣地亚哥的小农场聘用的长期和临时工人较少。
    所以，各种指标都反映了哈瓦那省和圣地亚哥省的小农户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我尝试用几个假设来解释这一现象。两省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不同的收入水平。我对两省合作社领导的采访揭露了在生产力方面的主要差异。20世纪90年代圣地亚哥省的受访者在获取生产资料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难，使差距变大。近年来的干旱也使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结果奥利恩特地区可出售的农产品比较少。
    产量减少也意味着他们完成Acopio的配额之后可以拿去卖的农产品减少了。比起圣地亚哥省，哈瓦那省的农民还有一个优势：农民所生产的农作物当中，规定要全部卖给Acopio或者别的政府机构的种类比较少。即一旦农民的消耗需要得到满足，某些农产品，例如：咖啡、甘蔗、牛奶和肉类，要卖给专门的国家机构。专门收购面向国内市场的农产品的机构（例如Acopio）所定的收购价比市场价要低很多。基本原理是：除了面向出口的产品外，这些农产品被认为是基本食物，必须通过国家途径分配，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的需要能得到满足。
    事实上，我调查的农民当中，把农产品拿到农业市场去卖的哈瓦那省农民要比圣地亚哥省农民多。此外，把农产品卖给出价更高的国有机构（如柑橘水果企业和贸易公司）的哈瓦那省农民比圣地亚哥省农民要多。这就意味着，哈瓦那省农民通过把农产品拿到Acopio以外的渠道出售而赚取比圣地亚哥省农民更多的收入。所以，圣地亚哥省农民可以拿到市场卖的农产品不但少，
    就连卖价也较低，这两个因素都给他们的收入造成负面影响。
    七、总结
    我的研究旨在探讨经济危机和经济改革对古巴小农户产生的影响，这个研究揭示了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新农民化”——过去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转向经营小型农场，与长久以来由于大型农场扩张，小农户被迫离开耕地的趋势相反，这种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圣地亚哥省的农民身上更为显著。第二个特点是特别阶段时期两省的收入差距继续保持，即使没有增大。
    如上文所述，我发现了20世纪90年代古巴所面临的迁移趋势：人们离开奥利恩特地区，搬到哈瓦那省（即使不是哈瓦那市）。我在哈瓦那省对合作生产基本单位所作的采访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从事非农业工作的人们迁移到其他地区从事农业工作。不过，圣地亚哥省的受访者中的小佃农比哈瓦那省要多（反映了国家小农协会未公布的关于小佃农的数据［ANAP， 2000］）。这就意味着即使在圣地亚哥省内部，工人在这两个经济成分中的迁移正在进行中。我的假设是：圣地亚哥省的非农业部门遭受经济危机和改革的打击比哈瓦那省要大。{10}结果，与哈瓦那省相比，在圣地亚哥省，更多过去从事非农业行业的人成为了农民。
    虽然对遭受重创的奥利恩特地区的人来说，务农是个可行的选择，但是古巴东西部的农民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我的研究结果与昆塔纳·门多萨的发现一致：在20世纪90年代，收入差距并没有被消除，而是变得更加严重。虽然我的数据不能反映受访者的收入在时间上如何变化，但是我发现的收入差距比他发现的总体人口的收入差距更加巨大。这也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可能强调地区特点。
    然而，即使是在古巴比较贫困的地区，就如上文提及的圣地亚哥省，小农户并不比国家的一般工人贫穷。从圣地亚哥省总体来看，约一半的受访者报告的收入比国家的平均水平要高，一半则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帕尔马索里亚诺市受访者自报的收入比圣地亚哥市的低许多，且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然而，值得强调的是，人们一般会少报收入。也就是说，圣地亚哥省的小农户总体来看比普通雇佣工人的收入要稍微高些，而在其他地区，小农户的收入则高出许多。
    总的来看，古巴的经济危机迫使决策者重新制定农业政策，从而有效地修正了在其他拉丁美洲地区常见的不平衡的发展政策。随着1990年以后古巴制定了新的农业政策，粮食作物的生产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视。有了新的农业政策，古巴的小农户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感谢社会科学调查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他们对我们的经济支持是我们写作的基础——调研的关键。还感谢给予我们莫大支持的古巴全国小农协会，特别要感谢Mavis Alvarez， Armando Rama和Nora Cardinas，感谢该协会各市级的官员，更要感谢的是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和知识参与到这次调研当中的农民朋友。最后，我对我这次论文的内容承担全部的责任。（译 / 黄小莉）
    参考文献：
    Bu Wong， Angel， Pablo Fernandez， Armando Nova， Anicia Garcia， and Aida Atienza， 1996. “Las UBPC y su necesario perfeccionamiento”， Cuba： Investigacion Economica 2， 2 （April-June）， pp. 15-42.
    Carter， Michael R.， and Bradford L. Barham， 1996. “Level Playing Fields and Laissez-Faire： Postlibe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Inegalitarian Economies”， World Development 24， No. 7， pp. 1133-1149.
    Comision Economica Para america Latina （CEPAL）， 2000. La economia Cubana： Reformas estructurales y desempeno en los noventa， 2d ed， Me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omica.
    Colectivo De Autores， 1996. UBPC： Desarrollo Rural y Participacion， La Habana：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Conroy， Michael， Douglas Murray， and Peter Rosset， 1996. A Cautionary Tale： Failed U.S. Development Policy in Central Americ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Deere， Carmen Diana， 1991. “Cuba’s Struggle for Self-Sufficiency”， Monthly Review 43（July-August）， pp. 55-73.
    De Janvry， Alain，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Reformism in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nriquez， Laura J.， 1994. The Question of Food Security in Cuban Socialism， Berkeley：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Estay R.， Jaime E.， 1997. “Introduccion： economia y reforma economica en Cuba： una aproximacion general”， in Dietmar Dirmoser and Jaime Estay R.（ed.）， Economia y reforma economica en Cuba， Caracas： Nueva Sociedad， pp. 15-49.
    Ferriol Muruaga， Angela， 1996. “Pobreza en condiciones de reforma economica： El reto a la equidad en Cuba”， Cuba： Investigacion Economica 4，1（January-March）， pp. 1-38.
    Granma Internacional， 1997. “Posibles soluciones al problema agropecuario nacional？ Por cuarta vez sereunen las UBPC para corregir el tiro”， 5 October.
    Juventud Rebelde， 1996. “El hilo de Ariadna de las UPBC”， 14 September.
    Kay， Cristobal， 1994. “Exclusionary and Uneven Development in Rural Latin America”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VIII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Atlanta， Georgia， pp. 10-12.
    Monreal， Pedro， 1999. “Sea Changes： The New Cuban Economy”， NACLA 32， No. 4 （March-April），pp. 21-29.
    Nova Gonzalez， Armando， 1995. “Mercado agropecuario： factors que limitan la oferta”， Cuba： Investigacion Economica 1，3， pp. 63-72.
    Quintana Mendoza， Didio， 1996. “Ingresos de la poblacion por territorios en los 90”， Cuba： Investigacion Economica 2，2 （April-June）， pp. 1-13.
    Rello， Fernando， 1999. “Efectos sociales de la globalizacion sobre la economia campesina”， Unpublished document， Mexico： CEPAL.
    Rodriguez， Jose Luis， 1998. “Hay valores que la economia no puede medir e igualmente el precio que habria que pagar， si se pierden， es insoportable para un pueblo digno como el nuestro”， Speech to the Asamblea Nacional del Poder Popular， 21 December 1998， Published in Granma， 23 December.
    Rosset， Peter， 1997. “Cuba： Ethics， Biological Control， and Crisis”，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14， No.3， pp. 291-302.
    Serra， Luis， and Gerardo Castro， 1994. “El credito agricola y los pequenos productores en Centroamerica”， in Klaus D. （ed.）， Alternativas campesinas： modernizacion en el agro y movimiento campesino en centroamerica， Managua： Latino Editores， pp. 209-241.
    Thiesenhusen， William C.， 1995. Broken Promises： Agrarian Reform and the Latin American Campesino，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Torres Vila， Cary， and Niurka Perez Rojas， 1996. “La apertura de los mercados agropecuarios en Cuba： Impacto y valoraciones”， in Colectivo de Autores（ed.）， UBPC： Desarrollo rural y participacion， La Habana：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pp. 177-206.
    Valdes Paz， Juan， 1997. Procesos agrarios en Cuba， 1959-1995， Havana：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Weeks， John， 1995.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and Latin American Agriculture since 1980”，
    in John Weeks（ed.），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pp. 69-91.
    注释：
    {1}有关“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对其他地方影响的研究可参见：Rello， 1999； Conroy， Murray， and Rosset， 1996； Weeks， 1995； Carter and Barham， 1996.
    {2} “小农”在这是指独立的农民和合作社成员。我使用这样术语是因为独立的农民地域是很局限的；如果合作社的地域也要作划分的话，他们的成员也将称为小农。因此小农是指那些在土地肥沃、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好、接近市场的地区，并且占有的土地少于14公顷的，如哈瓦那省；或指那些在相对土地贫瘠、设施技术条件落后和远离市场的地区，并且占有土地少于35公顷的，如圣地亚哥省。
    {3}Mnoreal （1999） 和Ferriol Muruaga （1998）描述了总体上逐渐拉大的差距；Quintana Mendoza（1996）则描述了地区之间的。
    {4}在进行采访之前，我采访了合作生产基本单位、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信贷与服务合作社的委员会的一名或几名成员，了解基本情况并得到了采访这些合作社的成员的特权。他们就是我在文中提到的我采访的21位合作社领导。这些合作社是从每个城市符合这个研究标准的合作社中挑选出来的；这些合作社的重点是生产面向国内需求的农产品。有的情况下，合作社的选择是根据我的经验，有时候则是基于一些明显的因素，例如地理位置邻近（毕竟交通也是个问题），还有就是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也是个关键。在每个合作社选择受访者的标准是相同的。小佃农则是从该城市的小佃农列表中选出来的，选择邻近的而且愿意接受采访的佃农。我把这份调查的受访者细分成以下几组：
    哈瓦那省的受访者包括古伊拉·德·梅雷纳市与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市的，其中古伊拉·德·梅雷纳市共15名，分别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5名）、信贷与服务合作社的成员（6名）、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成员（2名）、小佃农（2名）；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市共16名，分别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5名）、信贷与服务合作社的成员（8名）、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成员（3名）。圣地亚哥省受访者包括帕尔马·索里亚诺市与圣地亚哥市，其中帕尔马·索里亚诺市共15名，分别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5名）、信贷与服务合作社的成员（6名）、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成员（2名）、小佃农（2名）；古巴圣地亚哥市共13名，分别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5名）、信贷与服务合作社的成员（8名）。
    {5}一些合作社的官员间接地表达了他们对依赖于信贷的农民的不认同，然而我相信那些说不用信贷的农民是因为他们并不需要。
    {6}我从中抽取调查对象的三个合作生产的基本单位是营利性的企业。然而这并不符合1998年这一类型机构的规范，那时候将近70%是非盈利行的（Juventud Rebelde， 1997； Granma Internacional， 1997）。因此我的信息来源者并非是最典型的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成员。
    {7}这其中还包括了非正式地把土地划分成更小的单位，那是由固定的成员耕作的，他们能从超额生产中获利。
    {8}在问到他们的平均月收入时，略高于19%的哈瓦那省的被调查者不能或是不愿意给出答案。
    {9}我调查抽样中的7%不能或是不愿意回答有关于他们的收入问题。
    {10}一位古巴的调研者争论到在经济改革中旨在减少过高流动性的措施当中这一点是很正确的。
    Laura J. Enrique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