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富华：低碳经济约束下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

    内容提要：为对减排目标的经济意义进行比较系统的观察，本文尝试着建立一个含有环境要素的增长核算框架。立足于这个分析性框架，本文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些重要特征进行了揭示，并对减排冲击和未来增长趋势给出了说明，主要结论如下：（1）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潜在经济的增长速度平均为9.5%，其中，大约1.3个百分点是环境的代价；进入新世纪以来，环境消耗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2个百分点。（2）在考虑低碳经济约束、人口转型的条件下，未来10年中国潜在增长速度将逐步降低到8%以下，现有生产模式不足以吸收减排冲击。（3）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型至关重要。
    关键词：低碳经济；潜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
    *袁富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fuhua-yuan@yahoo.com.cn.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批准文号07首席专家张晓晶）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动力、源泉与模式研究》（批准文号10BJY004，袁富华主持）的资助。感谢张平研究员对于本文思路和组织的富有启发性的建议，感谢张晓晶研究员对于文章内容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对于模型构建中刘霞辉研究员的建议和计算过程中汪红驹研究员、陈昌兵博士的意见，以及与王宏淼博士、吴延兵博士和张自然博士的有益交流，这里一并致谢。作者衷心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文责自负。限于篇幅，本文的大量算表没有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一、引言
    低碳经济即低排放、低污染、环境和经济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2003年低碳经济理念提出之后迅速引起广泛响应和讨论的原因，在于当前全球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失衡及增长不可持续性。
    次贷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进入所谓"新常态"（new normal），即全球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及全球范围内（包括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模式转型。2009年末的哥本哈根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虽然没有取得共识，但是国际范围内致力于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和结构调整的努力仍在继续。
    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体，中国所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规模前所未有，从这一特征来说，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大的资源环境约束。因此，强调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转变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潜力持续开发的关键。
    为了促进增长方式转型，我国提出2020年单位GDP 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
    针对这一目标，本文尝试着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低碳经济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状况如何？从增长历史看，长期存在于中国经济中的"低价工业化"模式，对于突破贫困循环陷阱和奠定起飞基础居功至伟（张平、张晓晶，2003），但是，这种低水平增长模式下的资源价格扭曲和短期化投资行为，也诱致了重复建设和高耗能高污染问题的发生，致使中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动力缺失和增长环境失衡的矛盾加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碳排放大幅度降低，但是，受现有生产方式的限制，碳排放总量的增长速度仍然增长较快。
    从10年样本期的平均情况看：1989-1990年的碳排放增长增速为4.7%，1990-1999年为3.4%，2000-2006年为9.2%（数据来源于CDIAC ）。
    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单位GDP 碳排放的大幅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弥补低水平生产方式对环境的历史欠账。但是，在单位GDP 减排空间受到20年的挤压后，减排目标所施加的力度能否为现有生产模式承受？我们认为，这才是减排目标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为了就减排目标的经济意义进行比较系统的观察，本文尝试着建立一个含有环境要素的增长核算框架，而经典增长核算框架中的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等要素也同样被这个框架关注，以便于进行较为深入的比较性说明。基于这样的思路和数据分析，我们给出了低碳经济约束下中国未来10年潜在增长的情景，认为现有低水平增长模式不足以承受这样的减排压力，而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型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为现有文献基础上的一个扩展分析，本文组织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及笔者的评述，第三部分是方法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长期增长实证分析和预测，第五部分是对实证结果的现实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
    本文研究与国内外现有潜在增长核算理论和方法一脉相承。从理论方法看，宏观经济模型通常把潜在产出当做一种平滑的确定性趋势看待，根据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缺口制定经济政策（Boschen and Mills ，1990）。真实周期理论产生后，人们对潜在增长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该理论认为，受劳动力供给和生产率变化的冲击，潜在增长将呈现不规则的波动，因此以平滑的确定性趋势看待产出缺口是有偏差的。
    在这种状况下，为了对经济增长潜在趋势进行识别，一系列滤波方法被引入经济分析并得到广泛应用（Dupasquier et al.，1999），如HP滤波、BK滤波、卡尔曼滤波等，类似的方法还有Watson（1986）等的单变量因素识别模型。无论是滤波方法还是单变量模型，其优点是简洁，局限是缺乏可以深入观察经济现象的信息。为此，综合随机分析与经济理论的多变量方法被引入进来，如Cochrane（1994）等。多变量方法引入增长核算领域的初衷（吕光明，2007），是为了将经济理论或结构信息与滤波方法进行有机结合，使得潜在增长率估算既有经济含义（如潜在增长中的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贡献），又有统计意义（或将潜在产出当做一种长期趋势进行分离）。其中，将卡尔曼滤波方法与生产函数法结合起来对潜在增长趋势及技术进步因素进行抽取，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中得到广泛应用。一些学者如刘斌和张怀清（2001）认为，相对于其他方法而言，多变量空间状态卡尔曼滤波方法是一种潜在产出估计的较为理想的方法。对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上述方法多有运用，如郭庆旺、贾俊雪（2004），董利民、吕连菊等（2006），刘斌、张怀清（2001），Young （2003），Chow Li （2002）等。通过将污染或生产技术清洁度变量纳入生产函数，一些文献如BovenbergSmulders（1995），Lighart Ploeg （1994），Stokey（1998），阿吉翁、霍伊特（2004）等分析了最优路径下污染控制之于长期增长的影响，认为污染控制将拉低均衡增长。
    近年来，CO2排放测算技术的完善以及碳排数据的可获得性，为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测算提供了便利，尝试性研究文献也不断产生。根据陈诗一（2009）的归纳，国内外文献中通常有两类处理排放变量的方法：一种是将污染排放作为投入要素，与资本和劳动投入一起引入生产函数，代表文献如Mohtadi （1996）等，把排放和能源一起作为投入的代表文献有Ramanathan（2005），Lu etal.（2006）等；另一种方法则将污染看作非期望产出，和期望产出（比如GDP ）一起引入生产过程，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来对其进行分析，比如Chung et al.（1997）、涂正革（2008）等。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采用第一种方法，把污染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来观察长期中碳排放波动之于潜在增长的冲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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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论和建议
    立足于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及一系列统计数据，本文对碳排放之于长期增长影响和低碳发展要求下未来的增长前景进行了分析。总体看来，在投资模式不能得到顺利转型的情况下，低碳经济将削弱未来增长潜力。鉴于中国庞大劳动力存量的现实，低于8%的增长将会使就业压力凸显。但是，如果考虑到未来人口结构转型及一系列社会需求的日益扩大，长期存在于中国增长历史中的高投资的持续前景也不令人乐观。比如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将导致高储蓄的下降，并压缩资本形成速度的增长空间。因此，技术进步及结构转型的发展，自然成为未来增长着重关注的问题。基于本文的数据分析及相应问题解释，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1.摆脱高增长依赖症，逐步容忍和适应经济增速的放缓，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减排规划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根据前文分析，中国长期潜在增长的速度在9.5%左右，这个统计分析结果与国内文献的分析结果相差不大。但是，从现实经济表现看，受高投资驱动，中国增长历史上多次出现高于10%的情况，其结果是能耗和污染的加大。低碳情境下适度降低投资速度的结果并非不可容忍，只要维持一定的技术进步速度。从发展要求来看，未来8%的发展速度是可以容忍的。这个速度的内涵，本质上意味着增长质量提高和产业结构转型，从而有利于中国已经开启的城市化效应的发挥。
    2.建立环境污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反馈机制。本文第三部分关于增长机理分析的反馈路径，主要依据中国历史数据建立，碳排放变量的纳入，给予我们一个观察主要宏观变量反馈机制的视角。目前，污染问题还未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较强的抑制作用。污染对经济增长变化的反馈机制相对较弱说明，环境问题还是“外部性”的问题。存在着地方讲“发展”，中央讲“科学”，即由发展所产生的很多负的外部性，如污染问题等都要由国家层面来解决的情况，这意味着我国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环境资源产权保护体系与市场交易机制，来对污染的负外部效应进行清晰界定。因此，建立清晰的环境资源产权界定体系与市场交易机制，是促进环境污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反馈机制的关键所在。
    3.促进产业结构转换，减弱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依赖。1985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特征明显，而经济增长带来的污染增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和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前文实证分析和表2提供了能耗与碳排联系的统计说明及进一步的对比性分析，数据和统计结论给予我们的印象简洁而直观。从能耗分布来看，长期以来，增加值占GDP 40%的工业部门耗用了70%左右的能源，尽管这是由工业生产本身的性质所决定，但中国工业生产方式中高耗能、高污染特征也加剧了能源消耗。以技术进步和增长质量提高为前提，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转型不仅有利于环境压力的缓解，而且有利于中国长期增长可持续潜力的深度挖掘。
    4.运用价格和财税手段，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价格和财税是保障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中国能源价格偏低的状况至今没有得到很大改观，如果让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逐步转入以技术进步和增长质量为支撑的轨道上来，进一步理顺资源能源价格依然是关键环节。能源价格的理顺主要从提高能源技术进步的角度，促进能耗总量和结构的转变，进而有利于长期增长资源环境压力的缓解。在公共政策支持方面，近年来，国家在环保的财政支持方面力度不断加大，但是由于环境税收体系建立的滞后，限制了环保公共投入支持的资金来源。从实施减排规划、促进增长方式转型的长远角度考虑，应参考发达国家在环保制度领域的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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