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尚豪：从发展新常态透视我国新“三农”

    分析研判中国经济，眼下最热的一个词莫过于“新常态”。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换了慢挡，结构调整还在阵痛，前期政策仍在消化相比其他领域，“三农”发展似乎比较争气，2014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农民增收实现“十一连快”，农村改革进展顺利，这为全面深化改革增添了不少底气。农业稳则天下安。新常态下，农业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将更加突出；但如何发挥这一作用却大有文章可做。当前，我国“三农”发展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客观分析“三农”新常态，既要关注老三农问题之危，更要看到新三农发展之机，既要认识三农自身发展的短板，也须看清三农中释放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一、“三农问题”变奏曲
    农业、农村、农民并称为“三农”，因其高度的概况性和包容性，该词一经使用就迅速传播，成为理论和实践中非常常用的一个词。就其本源，“三农”指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之融合，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而“三农问题”的内涵则要复杂得多。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理论界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大致有三个版本。一是从物质生产和生活层面概括，即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一解释曾精准而深刻地刻画了当时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生活的图景。二是从涉农政策方向和着力点概括，即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这一解释可以看作“三农问题”的2.0版，围绕这一命题理论界做了大量研究，实践层面也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三是从农业农村发展的问题层面，有学者提出“三农问题”已经转变为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可持续稳定与农业生态安全。对“三农问题”的解读犹如一首变奏曲，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旋律，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史上刻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本文对“三农”问题的新释，与其说是要全然推翻以往学界对“三农”问题的解释，不如说是对以往解释的一个拓展。
    二、发展新常态与“三农”发展新变化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三农问题逐步超越了农业、农村、农民本身，而成为与非农产业、城市发展、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外部问题。本文无意否定以往学界对“三农问题”的解释，但在当前背景下，对“三农问题”的解释需要有所拓展。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加快融合，城乡发展互动的增多，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已经形成了以“农民群体分化、农村全面转型、农业提质增效”为特征的新“三农问题”。新常态下，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会发生哪些变化？笔者认为主要的变化应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农民数量减少与职业农民群体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群体不断分化，其身份职业、收入来源和活动空间等方面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离。数以亿计的农民沿着产业活动由农业到非农产业，收入来源由农业经营收入到工资性收入，经济活动空间由农村到城镇，身份由农民向市民的路径转换。农民群体分化，已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演进的根本动力。但应该看到，我国还有6亿多人口常住乡村，1.6亿外出农民工，加上超过1亿人的本地农民工，大多数是尚未融入城镇的兼业农民。农民工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就有1.2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对于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农业是副业，农村是故乡，农民只剩一个身份。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社会日趋老龄化，农业成了“老人农业”、“兼业农业”，由此带来的土地集约难、结构调整难、提质增效难，对农业农村发展影响甚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城乡二元体制等制度障碍的破除，农民市民化滞后于农民职业、收入来源和空间转变难题有望解决，兼业农民数量将不断减少，职业农民群体有望加快形成。
    二是现代理念与市场机制在农村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深入促动了中国农村的全面转型，进入信息时代，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乃至生态转型正在提速。农村正迎来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现代、从失序到法治的巨大转变。农民的市场观念、法治意识、生态理念、政治诉求、社会关系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意味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难度加大、矛盾增多，很多问题再用行政手段已经难以奏效了，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必须要更多运用市场机制、法律手段和现代理念。现代理念与市场机制的深入，将会进一步扩展农村市场空间，这为扩大农村消费和创造新的投资空间提供了新的机遇，“三农”作为中国经济“稳定器、蓄水池、资源库”的作用有望得到更好的发挥。“三农”是我国发展的短板，但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空间，利用好这个空间，同样可以为全面深化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甚至为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新动力。
    三是农业生产迎来质量与效益并重的时代。进入新常态，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压力也前所未有。在农产品国际市场压力增大、生产成本上升、人力资源质量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物质投入效益递减的情况下，还要实现保障农产品供给、维护农村稳定、确保质量安全等目标，其难度可想而知。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实现集约发展、可持续发展。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分配平均化、细碎化的矛盾仍很突出，户均土地经营规模已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关键在于减少兼业农民，优化农村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配置。从这个意义上，“三农”发展进入新常态，促进农民群体分化是前提，推动农村全面转型是途径，实现农业提质增效是根本目的，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三、解决新“三农问题”应立足“减人、托底、增效”
    解决新常态下的新“三农问题”，不能就三农谈三农，应把新“三农问题”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立足于用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的“长板”接上三农的“短板”，采取“减人、托底、增效”的策略，把三农发展负担转变为中国经济的新动力、新空间。
    一要减少兼业农民的数量。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难题，从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加快系统配套改革，改善农民的市民化预期，提升农民市民化意愿。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中小企业，优化城市体系和产业结构，扩大农民工就业空间，让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家庭能够在城镇“留得下、活得好、扎下根”。
    二要托住农村社会的底线。加快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创新农村养老体制机制。在减少农民的同时，托住农村社会保障底线。重点解决好农村医疗卫生、交通居住、老龄人口养老等问题，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加大城乡统筹力度，让留在农村的人口生活有保障、就业有空间，享受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三要抓好农业的提质增效。做大做强农业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家庭农场，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服务业健康发展，鼓励城乡资源合理流动，更好地发挥农业的原料供给、就业收入、生态保育、旅游休闲、文化传承功能，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者：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 张尚豪）
    文章出处：《中国统计》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