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鑫恣：“新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村？

    “新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村？中央给了定义：“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下这个定义等于下命令；短短二十个字，全面概括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五大要求。
    一、解读“二十字”方针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这个好理解，是对经济的要求。简单说，就是要达到一个农民收入明显提高的结果，途径是发展生产，只要能发展，不拘农业、工业、服务业。
    不知什么时候，我国9亿农民的收入开始逐年下降，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GDP年均增长9.6%的方向背道而驰。广大农民一直在为现代化大局默默做着自己的贡献，一边为工业提供廉价农产品原料，一边高价消费城市里返回的工业成品，如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然而，他们并不是自愿的，他们做梦都想尽快富裕，像城里人那样不愁吃穿，阔气潇洒。政府无法眼开着经济总量不断提升，人口的大多数却在走向贫苦，所以在对工业化、城市化渐渐满意的时候，提高农民收入问题被放到首位。
    “村容整洁”也好说，就是卫生水平要跟上。
    道路泥泞、房屋低矮破败、满目皆是牛羊粪便，旧农村给人的一般就是这样一幅肮脏落后的景象。一个象样的厕所都没有，人畜同居，垃圾四处乱扔等肯定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保留的。不过只要有钱，改变这些似乎不是难事，换句话说，“村容整洁”也许是五条中最易操作、最易实现的一条。修路、铺设下水管道、盖干净的厕所，等等等等，无不过是遇不上技术难题的基础硬件，只要资金到位充足，凭借用不完的人力资源，没有办不成的。因此之故，地方官们会倾向于从这点入手，开展他们的工作。负责任的以此为突破口，逐次深入，打造完美和谐的新农村；敷衍了事的始于斯，终于斯，做个表面样子，当新农村建设的全部内容。
    “乡风文明”有些抽象了，不象前面的能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图象。虽然界限模糊，但也并非毫无所指。至少，治安是题中必有之义。
    人口不断繁衍，而土地十分有限，其矛盾冲突直接导致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大批的无业青年向往城市生活，厌弃农业劳作，却又因为文化水平较低和无一技之长受到城市强者的排挤，由此变成游荡在城乡之间的流民。如果说流动人口给城市带来了安全隐患，那么这些流民则给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埋下了不利于治安的种子。他们迫于生存的压力干起盗窃、敲诈、抢劫的勾当，更有甚者，占地为王，勾结官府，把持一方经济命脉，令老百姓苦不堪言。宋留根黑恶集团不是只有郑州这样的大城市才有，乡村亦是滋生流氓团伙的土壤。他们扰乱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和市场秩序，破坏社会安定和谐，其危害性不言而喻。这个问题不解决，乡风文明无从谈起。
    即使治安得到维护，也只是做到了乡风文明的第一步，——最起码的一步。劳动之余的休闲生活或许可以作为衡量农村是否文明的好标尺。读书看报显然比赌博文明，体育运动显然比饭后单纯的唠唠嗑文明。现今的很多农村的确存在娱乐生活贫乏、精神享受不足，甚至恶习、陋习流行的情况，几千年来不曾“文明”过。若要开乡风之新气象，必须使乡民改变那些不好的观念、习俗，引导他们接受、融入现代生活。然而，“新民”何其难也，一者，需要经济发展做基础；二者，改变一个人岂是易事？鉴于此，那些以为建个篮球场，办个棋室就可以使整个村进入文明行列的人着实可笑。
    “管理民主”涉及到了政治。
    农村的管理机构是村委会。村委会毕竟不同于以赢利为目的企业法人，它们的管理自然也不是一回事，说白了，它是行使政治权力的职能单位。这种说法与目前的法律规定不符，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排除在各级行政层级之外。但村委会设党支部，培养党员，搞党建，实行党的领导，同时执行政府命令，如推行计划生育、征兵等。如果政权的末端不属于政权的话，那至少可算作政权的延伸。按理论，村民委员会由村民选举产生，代表村民，对村民负责，是民主自治组织，实行的也应该是民主的管理。可惜事实不理想，未能尽如人愿，因而包括中央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不得不重新强调管理的民主化。所幸，农村社区之要求民主管理并非孤例，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我们的事业整个地处在政治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中。
    二、农村发展模式之争
    中国的农村整体发展滞后，可也不乏堪与城市相比的富裕村，比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固定资产均在10亿元以上。华西村民家家小楼、户户轿车的日子简直令人艳羡。毋庸置疑，此类明星村在经济上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村民也因此过上了优越的生活，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福利保障事业也非一般乡村所能及。
    华西、南街的成功为人称道，引起人们关于它们是否可以推广为普遍的农村发展模式的思索。讨论之前，不妨先来认识一下。
    首先，这两个著名的村庄都是集体经济。20多年前，凤阳小岗村勇为人先，分田到户，首破公有制，掀起了一场惠及数亿农民的农业变革。然而，也有特立独行者，华西、南街等极少数就坚持走集体公有制的道路。土地不承包，集体所有、集体经营，还有其它村社财产也不分。直到今天，南街村仍然保留着毛泽东时期的很多做法，唱革命歌曲、佩戴毛主席像章。
    究竟是靠集体的力量还是改革开放的背景使它们走上致富路，众说纷纭。但有一种观点是显然错误的：借华西、南街的成果否定土地承包责任制的贡献。无论如何，高度集中却不见成效的几十年之后把土地经营权归还于民的突破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实实在在地解决了这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没有改革开放的大市场，一村一地的小集体即使抱得再紧也没用。这就涉及到这些村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问题。
    华西、南街，还有大大小小位于苏南、浙江等区域的富裕农村，无不是以工业为支柱带动其它各项事业的。这便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本质上为工业化的农村发展模式。在华西，农业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十分之一，人们大都到工厂、公司上班，原来的农田盖起一座座高楼、别墅。从企业经营获取的巨额收益可以对农业进行补助，正是凭借“以工补农”，相对微薄的农业生产得以集体化。试想，如果没有工业产业的收入作为主要的物质财富来源，仅凭种植几棵农作物，同时又要贯彻公社集体所有制，不陷入贫穷的泥潭是不可能的，到时候分产大包干就将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不二选择。反过来，土地的集体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化大生产、城市化提供了便利，扫清了因为私人占有对辖区统一规划、扩大再生产带来的障碍。总的说来，是工业带来了华西等苏南农村的兴旺发达，自然，只要稍作了解就知道，南街等亦不在此例之外。既然是工业，就没有小面积单独存在的可能，稳定的原料供应和自由巨大的销售市场都是其必不可少的条件。华西村的人说，他们身在农村，却不种稻产粮，而是由其他地方的耕作者向他们提供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他们的商品则行销海内外。华西甚至拥有数家上市公司。这一切更直接地说明了集体经济不是华西繁荣的决定因素，只能将之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政策。
    当我们惊叹于这些先进典型的亿元村时，不禁追问，都这样了还算农村吗？它们和城市里的工业区有很大的区别吗？真的，它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农村。不务农，所剩无几的土地只等着被开发为新的道路、工厂，除了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住房更宽松舒适（因为大部分是别墅），和城市果真无异，难怪有人提议“村改市”（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像华西、南街居民（不太好再称“村民”了）那样的日子，当然是人人向往的，他们为大量至今仍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然而问题是，通过工业化走上城市化的途径是否可以广泛复制，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工业化、城市化本身难道没有问题？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现代化步伐不会停止，变化只在疾缓之间。也就是说，工业发展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市场尚未饱和。主要通过政府投资和外贸出口的方式，我们的经济已经高速增长20余年。国内消费的拉动作用暂时落后，但其后劲不可小视，毕竟这是一个占世界人口1/4弱的大市场。国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是水涨船高的关系。需求受收入刺激，受分工推动，因而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往后会越来越得到释放，并逐渐取代投资和进口成为保持经济稳步向前的主导力量。从目前的水平来看，这个消费市场内部又以生活、生产必需的资料为主，高档及非物质消费比例较轻。潜力巨大的初级市场（？）是我国工业可以继续扩大、向乡村进军的前提和保障。
    至于城市化，我国城市化率（指城镇人口比）至今不到50%，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距离。鉴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持主流观点的多数人看来，这个距离就相当于我们继续城市化的上涨空间。
    因为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地区可以将其产品销往尚不具备自足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发达国家之间的商品往来也十分频繁。因此，尽管有些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但就世界整体而言，工业化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不能代表未来，理论上，当发展中国家相继崛起，限于市场，世界未来的平均工业化率只会比现在的发达国家低；先进国家正在积极向第三产业转向给我们提供了现实的证据。简而言之，工业化是有上限的，不能一路吃到底。
    以上从人类历史的大背景指出了工业不能无限扩张，其实即便从一国立意，也不出所论。诚然，我国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有待发掘，前景乐观，但也终有趋于稳定的时候。由于投资过热，一些行业甚至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像水泥、电解铝等，这虽然是暂时性且为局部现象，可多少也预示了些什么。试着想象一下这样一张画面，全国上下一片倒，大兴工业，昔日的田野变成密密麻麻的厂房，所到之处机器轰鸣不息，门类综合齐全，从鞋子服装到汽车电脑，无所不包。那么，这是可能的吗？当然不可能。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幻想。那么多产品，供全人类使用尚且有余，何况人家自己还有产业链。消化不了，质量再高也是垃圾。
    至此，我们大约可以认定，在我国几乎变为“世界工厂”，工业化程度已经较高的前提下，进一步把农村大规模转化为工业生产基地是危险的。就目前而言，暂存一定的转化空间，且难以测算这个限域到底有多大，什么时候将饱和。可以肯定的是，把中国农村未来发展完全压在上面是不明智的。我们认可华西、南街的发展，且允许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农村学习借鉴，挪用其经验，但我们无法想象全国所有农村步其后尘，都搞工业化。
    以上所述大致落脚于狭义经济层面,说到工业化本身,问题就更多了。资源危机、生态破坏，概言之，工业化同和谐的人地关系是格格不入的。另外，工业系统内部的恶性竞争似乎也是不可解决的矛盾。关于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体用的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鉴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已经屡屡提及，这里不再多费唇舌。综合各种因素，在更大的范围内，中国的农村发展必须摸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子，消除城市化话语霸权，实现农村农业的本土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方针是否为我们指明了这样一条深明远虑的路子？答案是没有的，它不打算也不可能有此等功能，毋宁说，只是设定了一个目标——远方的一个点而已。这个目标倒不是虚无飘渺的梦境，而是有现实依据的，我想说的是，“二十字”方针并未摆脱几十年城市建设作为的影响。透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蓝图，我们看到，惯于城市生活的决策者是如何将城市规划的一般手段用于规划农村的。也就是说，若诚实地贯彻二十字方针，城市的标本将被无数次地复制，然后“粘贴”到农村。以城市取代农村，名之曰“新农村”。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我们已经工于建造新城，加上渐渐殷实的家底，也已有力“以工补农”、“以城促乡”。倚仗成熟的主客观条件，上述做法不啻为一条让农村进步、农民文明的捷径，农业则自然纳入工业化发展轨道。
    我想，前面关于工业化的论述应该可以让我们警惕，意识到城市全面开花的危险。虽然城市化并不等于工业化，但两者就如同手心和手背，形影不离，若一者身陷困境，另一者亦殆矣。当然，那二十个字作为一种中短期策略，还是可取的，因为，（一）不是绝对的，不排除因人、因地做出保其原则而不拘一格的理解和行动，例如位于乡村的名胜便可通过开发旅游资源，着重发展旅游服务业维持生计，拓展财源，这已经有人在做，而像海南的文明生态村，也是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创造出符合中央精神的新农村例子；（二）可以在逐步推进、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因时调整，甚至改弦更张，变得更经得起考验，我想，让农民从边缘化（过去）、对象化（现在）的循环中解脱，发出自己的声音（代表着多数人的强音）是必由之路。
    文章出处：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