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通常产生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报酬水平，降低或抑制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报酬水平的效果，从而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然而，人们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却观察到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现象。对这种现象做出分析，可以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农村流向城市、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为特征的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都空前扩大了。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迁移和流动人口为1.31亿。非户籍迁移的比重为65.1%，其中有49.1%是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从户籍状况看，城市非农产业就业人口中，33.8%具有农业户口，而在全部具有农业户口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中，有52.4%在城市。根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调查，2004年农村外出一个月以上的劳动力达到1.03亿，其中4299万为跨省流动。
    与此同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扩大。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收入指标的比较来看，如果不考虑城乡物价指数变化因素的话，城乡收入比率（以农村收入为1）从1978年的2.6一度下降到1983年的1.8，随后持续提高，达到2003年的3.2。如果考虑到城乡零售物价指数变化的不同，城乡收入比率从1978年的2.6下降到1988年的1.5，随后提高并且达到2003年的2.4。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这里使用的城乡收入概念并不完全可比，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其他福利折合成收入，城乡收入差距还会大幅度扩大，目前中国具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也存在一些因素，使得真实的城乡收入差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有学者认为，由于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城乡分布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目前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分城乡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具有低估农村人均收入、高估城市人均收入的倾向。但是，这种因素只是使目前显示出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缓和而已，还不足以在统计上消除这种差距，也不会改变城乡收入差距逐年上升的趋势。
    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近乎为零的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可以通过缩小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别，而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许多发展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因此，这种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现实，值得从理论上和经验上给予做出解释。
    理论上说，劳动力流动之所以具有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差距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这种流动改变城市和农村原本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均衡达到的。劳动力流动的情形意味着城市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然而，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力流动不足以形成足够大的力量，将城市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并且/或者农村劳动力市场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或者甚至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在劳动力流动发生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也仍然会保持甚至扩大。
    林毅夫等（Lin, Justin, Gewei Wang and Yaohui Zhao,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Labor Transfers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 (3) 2004: 587-603.）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的确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妨碍劳动力流动达到应有规模的因素，同时也就是妨碍城市劳动力供给曲线不能向左下方移动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从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进行观察。
    二、工业发展排斥就业的倾向
    
    经济改革在经历一段时间对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矫正之后，又回复到重工业领先增长的轨道，从而经济增长具有了排斥就业的倾向。
    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职工大批下岗，城市失业率上升。按照国际通用的口径，城市调查失业率从1995年的4%攀升到2003年的6%。政府相应制定了包括刺激宏观经济景气、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创造公益性岗位和提供再就业服务等各方面内容在内的积极的就业政策。但是，与此同时，产业发展方向和增长模式却并不与这种经济的就业政策相配合。
    例如，在针对加入TWO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的争论中，决策者和许多学者都主张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战略模式,认为实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将影响处于比较劣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拉大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差距, 阻碍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郭克莎《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及政策的选择》，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投资方向不利于那些吸收较多就业的产业，造成就业促进效果不明显的经济增长。刘学军等（刘学军、蔡昉《制度转轨技术选择与就业增长》，《中国劳动经济学》2004年第2期）发现，90年代中期以来就出现了工业增长中技术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趋势。1998年以后，一方面，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贷款利率持续下调，以刺激企业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储蓄规模持续增大，增长速度很快。资金供需两方力量的共同作用，除了使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周期性宏观经济现象演化成持续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信号，从而资本作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之外，还衍生出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为其庞大储蓄额寻找贷款出路与投资需求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以及金融机构强烈的放贷动机和谨慎的放贷责任之间的矛盾，使得银行信贷投资往往追随国债的投资方向。
    这时，仍然享受政府软预算保护并受到干预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大型项目便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放贷的首选对象。而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贷款非常困难，资本需求被人为持续压低。或者说，容易成为政府推行重工业化战略的载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容易获得贷款，融资成本降低，而更反映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正好相反。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从1998年的53.1%降到2000年的51.4%，再到2003年的49.6%。这个数字信息同时反映了两个倾向，一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效果不佳，二是收入差距扩大。显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充分，从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未能得到抑制，都与此有关。
    三、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
    
    此外，农村和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就业机会不足，妨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在农民转移不充分，外出打工收入不足以使他们的收入赶上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就不能缩小。
    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的农业投资相对不足。例如，发达国家对农业研究的投入大约为农业增加值的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为0.5%-0.8%，而中国还不到0.4%（Huang, Jikun, Keijiro Otsuka and Scott Rozelle,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China’s Development, presented at Pittsburgh Conference, 2004）。2003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14.8%，但是农业在整个金融机构中占用的贷款余额不到6%。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公开税、价格剪刀差和储蓄净流出渠道，从农业转移出6000-7000万元的工业化积累（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而在改革期间（1980-2000年），相同的渠道从农业吸取了1.29万亿元（2000年不变价格）的剩余用于工业发展。如果从城乡关系看，同期有大约2.30万亿元资金从农村流入城市部门。
    这种农村向外的资金流出导致农村投资不足。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这一期间农村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世界银行《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分割：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议》，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备忘录，2004年）。农村非农产业维持较高资本收益率这一事实，意味着资金没有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流向嗷嗷待哺的乡镇企业。
    四、城市劳动力市场歧视
    
    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户籍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福利制度仍然存在，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迁移存在很多障碍和限制，迁移成本很高。例如，迁移的距离就构成一项重要的迁移成本。蔡昉等发现，在其他影响迁移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迁移距离每增加1%，迁移率降低1.08% （Cai, Fang and Dewen Wang (2003)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The China Review 3(2): 73-93）。也就是说，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一旦跨越地区界限，其成本大幅度提高。2000年，全国迁移人口中出县迁移占56.3%，出地级市和地区迁移占42.7%，出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迁移占26.4%，如果按三类地区划分，迁出地区的只占全部迁移的20%。
    中国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或者发育过程本身，也造成了特殊的就业和工资歧视现象。当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发生，而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时，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后来者，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双重的歧视，即在岗位获得上受到“进入”歧视，在工资决定上也受到歧视待遇－－同工不同酬。调查表明，迁移劳动力比城市劳动力平均报酬低28.9%。其中，15.96%来自于同一行业内的报酬歧视，26.93%来自于行业的进入障碍（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五、通过改革缩小差距的建议
    
    首先，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发展战略和转变增长方式。从国内和国际经验看，实行不同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不同的就业结果和社会经济后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增长方式，在劳动力尚丰富条件下形成资金密集型的产业结构，降低经济增长过程对就业的吸纳，阻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到城镇的转移，维持了落后的劳动力分布二元结构，三农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相反，如果发展战略是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形成的，按照中国当前的资源禀赋特点，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得到大的发展，可以为源源不断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转移机会。
    其次，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使劳动力流动发挥缩小城乡差距的功能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要求出发，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取消人口流动的限制和户籍登记办法，更重要的是创造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以均衡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推力与拉力。不同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城镇和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的难度和进展上有很大差异。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不同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有所差异，或通过市场获得公共资源的程度不同，造成推力和拉力的不均衡。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创造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需要在相关领域进行配套改革。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文章出处：人口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