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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健康与农民主观福祉的关系分析*
——基于全国5省（区）1000个农户的调查
李 静1 王月金2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民福祉研究”项目组于2013年所做的江苏、辽宁、江西、宁夏、贵州5省（区）10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民健康满意度、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对其主观福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健康状况与其主观福祉高度相关，健康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其主观福祉水平也越高。相比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对农民主观福祉影响更大。
关键词：农民健康 主观福祉 有序Probit模型
目前，福祉研究和福祉测量已成为国际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且在有些方面人们已达成共识，比如，福祉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概念，福祉分为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其中，主观福祉是指人们对自身发展和境况的体验和感受，在有的研究中也用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快乐等来表达。在所有关于福祉的研究中，不论福祉维度如何划分，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必不可少的，即健康。健康对于福祉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但健康与福祉的具体关系怎样？从已有的研究看，二者的关系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有所不同。对于农民这一中国最大群体来说，其健康与福祉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少有见到。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探讨，以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以及社会关系上的全面良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不虚弱”[①]。该组织在《2013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是实现更好的健康和福祉，促进人类发展的一个有力的途径”（世界卫生组织，2013）。如表1所示，在国内外有关福祉的研究中，尽管对福祉分解的维度个数不同，但健康都是福祉的一个重要维度。
表1 健康在福祉研究中的地位
| 一些重要的福祉研究 | 维度数量 | 维度名称 |
| 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HDI） | 3 | 健康（以寿命来衡量）、收入（生活水平）、教育（读写能力） |
| 联合国2013年世界幸福报告 | 6 | 人均GDP、社会支持、健康（预期寿命）、生活自由度、慷慨度、腐败感知度 |
| 盖洛普全球幸福调查 | 5 | 职业生活、社交关系、财务状况、健康状况、社会环境 |
| 澳大利亚主观福祉测量 | 7 | 生活水平、健康、人际关系、成就感、个人安全、社区归属感、未来保障 |
| OECD福祉测量 | 11 | 健康状况、工作与生活平衡、教育与技能、社会关系、公民参与和治理、环境质量、个人安全、主观福祉、收入与财富、工作与收入、住房条件 |
| 不丹国民总幸福测算 | 9 | 生活水平、教育、健康、文化、生态、有效的政府管理、社区活力、时间利用、心理幸福感 |
| 中国农民福祉测量维度 | 10 | 健康、教育、个人活动（时间利用）、生活水平、住房及设施、就业、政治参与、社会联系、环境、安全 |
| 中国江阴幸福指数 | 5 | 好工作、好收入、好环境、好心情、好身体 |
| 浙江财经大学幸福指标体系 | 6 | 健康福祉、亲情福祉、经济福祉、职业福祉、社会福祉、生态福祉 |
| 山东大学输出型福祉指数 | 7 | 住房满意度、健康满意度、休闲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收入满意度、交通满意度、环境满意度 |
注：资料来源：吴国宝等（2014）。
在有关福祉的研究中，多数研究测量福祉时对每个维度都给予同样的权重，但不同的维度与幸福感或福祉的相关程度是不同的。一些研究表明，收入和财富对福祉的影响只是中短期的，长期来看收入和财富对福祉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重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性不是很明显，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伊斯特林悖论”，也称“幸福悖论”[②]。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有些因素例如结婚、失业或重大伤害等对福祉的影响基本是固定的。如果一个人的生活遇到诸如结婚、失业或重大伤害这样的事，其幸福量值可能会出现偏离，即或“高于”或“低于”原先量值，但他会及时积极地去适应现状，随后其幸福量值又恢复到原先的水平。这一研究发现被称为“幸福定值理论”（布鲁尼、波尔塔，2007）。幸福定值理论认为，每个人所感知的幸福感主要受其遗传因素或个性取向的影响，客观生活环境的变化对幸福感没有太大作用。但是，健康这一因素则不同。从已有研究看，健康不仅对短期内的福祉有影响，也对长期甚至终身的福祉有着深刻的影响。
美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全国范围内675个残疾人和1064个正常人的一项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残疾人的生活满意度大大低于正常人；身体遭受更大困境的人，其生活满意度更低；精神、身体或其他方面更严重残疾的人，更不满意自己的生活[③]。这一结果表明，是健康决定生活满意度，而不是生活满意度决定健康。除了这一调查，美国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还从整个生命周期来考察人们健康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④]。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状况越差的人，其生活满意度越低（布鲁尼、波尔塔，2007）。上述两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不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人，他们健康状况越好，越认为自己幸福。健康状况发生不利的变化，将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长期负面影响，且人们并不能完全适应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发布的《2013年世界幸福报告》也指出，虽然贫困、失业、家庭破裂等都对人们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但是，健康是影响幸福感的最主要原因。其中，心理疾病是不幸福的第一位原因，身体不健康是第二位原因（Helliwell et al.，2013）。
一些对特定人口的健康与福祉关系的研究也同样发现健康对福祉的重要意义。在影响老年人生活的各项因素中，健康状况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最为密切（Larson，1978）。大多数老年人把身体健康视为最大的幸福，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逐渐衰退，由健康带来的问题对老年人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Bowling and Browne，1991）。
国内对健康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多数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例如，唐丹等（2006）研究发现，对老年人来说，保证身体健康，一方面可以直接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提高其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进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李敏等（2002）研究发现，与正常人相比，脑损伤病人的生活满意度较低，且抑郁、悲观、自伤等消极情绪的发生率较高。
在对心理健康的研究方面，卫生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通过对“2011中国企业员工健康行”4574份问卷的分析，得到的结果是：78.9%的人有过烦躁情绪，59.4%的人感受过焦虑，38.6%的人觉得抑郁，仅有5.8%的人称自己没有压力，有超过八成的员工遭遇过健康困扰。企业员工的身心健康问题成为阻碍其主观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原因（王兴起、丘亮辉，2013）。杨宏飞、吴清萍（2002）对小学老师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发现，小学老师心理越健康，主观幸福感越强。叶玉清等（2010）对煤矿工人心理健康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矿工心理健康水平与其幸福感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心理健康的矿工比心理问题严重的矿工有更少的压力反应，更强烈的幸福感。
生理学的一些最新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幸福感产生的生理机制。2005年苏黎士大学费尔教授和团队在做信任游戏时对参与者做了大脑活动扫描，发现脑部分泌出的Ocytocin（国内译为催产素）能抑制脑部两个区域的活动。第一是杏仁核区域：处理恐惧和危险的部位。催产素高，会降低防卫心和恐惧感。第二是纹状体区域：脑部凭着过去回馈而指引未来行为的地带。催产素多，可让人忘掉过去的痛苦，更相信他人。对有抑郁症和孤独症的人，催产素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帮助，这说明人的幸福感、信任感确实有生物基础。大脑的不同区域对幸福的反应也不一样，人类积极的情感对应大脑前额叶左边的皮层活动，消极情感对应同一个区域但在大脑右半部分的活动（彭凯平、陆铭，2011）。这些生理学发现说明，人的健康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生理上的关系，健康受损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农民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群体，研究农民健康与其福祉的关系对于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中国农民的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上述文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民福祉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说：
假说1：健康状况对农民的主观福祉具有显著影响，健康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其主观福祉水平也越高。
假说2：心理健康比身体健康对农民的主观福祉影响更大。
二、相关概念、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模型
（一）相关概念解释
福祉是英文well-being的译名，中文相近的说法是幸福。福祉分为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客观福祉是以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为代表的经济福祉。在古典经济学研究中，一般都认为财富、收入和消费的增加是获得更多福利和幸福的前提，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即越是富有的人就越幸福。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心理学家发现，收入和财富对于个人福祉的影响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重要，这随即引起了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幸福悖论”的讨论。幸福悖论是指从长期看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个人幸福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现代化的确带来了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但与客观福祉的提高形成对比的是，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呈现相应程度的上升。美国、日本、欧洲的相关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参见布鲁尼、波尔塔，2007）。因此，近20年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引入了主观福祉的概念。主观福祉是一种主观体验，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与感受。目前，主观福祉与客观福祉一起成为衡量国民福祉的重要指标。在本文中，主观福祉用生活满意度来表示，量值从0到10。其中，0代表生活满意度最差，10代表生活满意度最高，从0到10表示生活满意度从“不满意”到“非常满意”。
如同福祉分为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一样，本文研究中也用两类指标表示健康状况。一是客观的健康状况，一般用当日健康状况来表示。当日健康状况又分为身体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用身体是否患病及其严重程度、行动是否方便及其严重程度等来表示，心理健康状况用是否抑郁及其严重程度、是否焦虑及其严重程度等来表示。二是主观的健康状况，用自评健康满意度来表示。其中，自认为健康状况“最不好”的，用0表示；“最好”的，用10表示。从0到10表示自评健康满意度从“不好”到“好”。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自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农民福祉研究”的农户问卷调查。该调查按照多阶段抽样法，抽取了5个省（区）10个县50个村1000个农户，其具体过程为：首先，根据各省份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从全国31个省份中选取了江苏、辽宁、江西、宁夏和贵州5个省（区），其中，江苏代表东部地区，辽宁代表东北地区，江西代表中部地区，宁夏代表西北地区，贵州代表西南地区；其次，分别从5个样本省份中选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居中的样本县各2个，再从各样本县中分别选取5个样本村；最后，在各样本村随机选取20个农户，每户原则上由1位16周岁以上成年人接受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家庭成员、主观福祉、劳动与就业、生活状况、住房条件、环境污染、健康与医疗、政治参与等。其中，在健康方面，所涉及的问题包括自评自身健康状况、当日健康状况、健康习惯、疾病与医疗情况以及对自身健康满意度等。此次调查最后共得到有效问卷1000份，其中，符合健康分析要求的问卷945份。
通过对有效样本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样本具有以下5个特征：一是男性比例高于女性。样本中男性占61.2%，女性占38.8%，男性比例比女性比例高出22.4个百分点。二是以老年人居多。样本多数处于60岁以上，占样本总数的62.9%；而30～39岁的只有13人，占1.3%；40～49岁的225人，占22.5%。这一特征符合当前中国农村人口的实际情况，因为年轻人多数已外出务工。三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样本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44年，总体文化程度偏低。四是样本多数为已婚。这与样本年龄偏大有关，并不能真实反映农村中青年人的婚姻状况。五是样本中多数处于务农状态。
（三）实证模型
参考Knight et al.（2009）的幸福经济学研究，本文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来分析农民健康对其主观福祉的影响。实证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1） （1）式中，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农民的健康福祉状况，这里分别从健康满意度、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收入水平、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等。
表示该回归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表示受访者主观福祉的潜变量，为不可观测变量，它与可观测变量主观福祉
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2） （2）式中，
为待估计参数，主观福祉潜变量
是关于健康福祉状况和控制变量的线性回归结果。当潜变量低于临界值
时，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非常低，主观福祉打分为0；随着潜变量得分不断提高，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逐级提高，当它属于不同区间时，得到相对应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当潜变量超过临界值
时，受访者对生活感到非常满意，主观福祉打分为10。如果随机误差项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1的标准正态分布，即当
时，有： 
（3） 通过构造每一位受访者生活满意度打分结果的似然函数，利用极大似然法可以估计出系数
和
。与一般的回归模型不同，有序Probit模型变量的回归系数本身并不存在精确的定量意义，因此，本文主要通过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来判断变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四）变量描述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变量名称 | 变量定义及赋值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被解释变量 | | | | | |
| 主观福祉 | 总体生活满意度，0～10分 | 6.73 | 2.52 | 0 | 10 |
| 解释变量 | | | | | |
| 健康满意度 | 健康满意度，0～10分 | 6.91 | 2.66 | 0 | 10 |
| 身体健康状况（对照组：健康） | |||||
| 较差 | 体弱多病或长期慢性病=1，其他=0 | 0.32 | 0.47 | 0 | 1 |
| 很差 | 残疾或患有大病=1，其他=0 | 0.04 | 0.19 | 0 | 1 |
| 心理健康状况（对照组：无焦虑或抑郁） | |||||
| 较差 | 有点焦虑或抑郁=1，无=0 | 0.34 | 0.48 | 0 | 1 |
| 很差 收入水平 | 有严重焦虑或抑郁=1，无=1 人均收入的对数 | 0.12 8.87 | 0.32 1.07 | 0 5.12 | 1 12.9 |
| 性别 | 男性=1，女性=0 | 0.63 | 0.48 | 0 | 1 |
| 年龄 | 实际年龄（岁） | 50 | 13 | 18 | 83 |
| 受教育程度 | 实际受教育年限 | 6.44 | 4 | 0 | 16 |
| 婚姻状况 | 已婚=1，其他=0 | 0.95 | 0.23 | 0 | 1 |
| 就业状况 | 未就业=1，就业=0 | 0.16 | 0.37 | 0 | 1 |
| 区域（对照组：贵州） | | | | | |
| 宁夏 | 宁夏=1，其他=0 | 0.19 | 0.39 | 0 | 1 |
| 江西 | 江西=1，其他=0 | 0.2 | 0.4 | 0 | 1 |
| 江苏 | 江苏=1，其他=0 | 0.21 | 0.41 | 0 | 1 |
| 辽宁 | 辽宁=1，其他=0 | 0.19 | 0.4 | 0 | 1 |
注：各变量的观察值数与本文的有效样本数量一致，均为945。
从表2看，本文主要变量显示了样本以下特征：第一，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健康满意度总体上较好。农民的主观福祉（生活满意度）均值为6.73，健康满意度均值为6.91。尽管本文研究在指标选择和维度设置上与《2013年世界幸福报告》有一定的差别，但由于计算方法的一致性以及对福祉内容解释的相似性，这里还是可以进行对比（见表3）。中国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为6.73，健康满意度为6.91，接近于法国和德国的水平，高于中国居民整体的幸福指数（4.978）。第二，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体而言，受访者中32%的人身体健康较差，4%的人身体健康很差，身体健康的人占64%。由于受访者以中老年人为主，身体健康者的占比超过六成，所以，如果样本中增加中青年人的比例，农民中身体健康者的比例会远远高于64%的样本统计结果。第三，农民的心理健康差于身体健康。具体而言，34%的受访者心理健康状况较差，12%的受访者心理健康状况很差，心理健康的只占54%。农民心理健康状况差于身体健康状况，在有效样本中，心理健康的农民比例比身体健康的农民比例低10个百分点。焦虑和抑郁是农民心理健康欠佳的主要问题。这一状况可能与中国目前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相关。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显现衰败的现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构成了农村人口的主体，家庭不完整、生活压力大等使农民心理问题日益严重。
表3 农民生活满意度与《2013世界幸福报告》中一些主要国家幸福指数比较
| 主要国家的幸福指数 | 指标值 | 主要国家的幸福指数 | 指标值 |
| 丹麦幸福指数 | 7.693 | 法国幸福指数 | 6.764 |
| 挪威幸福指数 | 7.655 | 德国幸福指数 | 6.672 |
| 美国幸福指数 | 7.082 | 中国幸福指数 | 4.978 |
| 英国幸福指数 | 6.883 | | |
数据来源：Helliwell et al.（2013）。
三、健康与主观福祉关系的模型估计结果
（一）健康状况对主观福祉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
有序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方程1只包含了控制变量，从方程2到方程4，分别在方程1的基础上增加了健康满意度、身体健康、心理健康3个健康状况变量，方程5同时增加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变量，以研究不同健康状况指标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
表4 健康状况对主观福祉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
| | 方程1 | 方程2 | 方程3 | 方程4 | 方程5 |
| 健康满意度 | — | 0.129*** | — | — | — |
| 身体健康（对照组：健康） | | | | ||
| 较差 | — | — | -0.306*** | — | -0.102 |
| 很差 | — | — | -0.361* | — | -0.124 |
| 心理健康（对照组：无焦虑或抑郁） | |||||
| 较差 | — | — | — | -0.486*** | -0.465*** |
| 很差 | — | — | — | -1.105*** | -1.065*** |
| 控制变量 | | | | | |
| 收入水平（对数） | 0.290*** | 0.238*** | 0.276*** | 0.240*** | 0.237*** |
| 性别 | 0.164** | 0.080 | 0.131 | 0.107 | 0.098 |
| 年龄 | -0.033* | -0.018 | -0.030 | -0.025 | -0.025 |
| 年龄平方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 受教育程度 | 0.004 | 0.004 | 0.003 | 0.001 | 0.001 |
| 婚姻状况 | 0.420*** | 0.410*** | 0.422*** | 0.312* | 0.317** |
| 就业状况 | -0.005 | 0.027 | 0.014 | 0.015 | 0.021 |
| 区域（对照组：贵州） | | | | | |
| 宁夏 | 0.359*** | 0.442*** | 0.400*** | 0.346*** | 0.361*** |
| 江西 | 0.146 | 0.150 | 0.134 | 0.105 | 0.103 |
| 江苏 | 0.266** | 0.212* | 0.270** | 0.134 | 0.141 |
| 辽宁 | 0.386*** | 0.398*** | 0.409*** | 0.345*** | 0.355*** |
| 样本量 | 945 | 945 | 945 | 945 | 945 |
| 极大似然值对数 | -1916 | -1872 | -1907 | -1863 | -1863 |
（续表4）
| 卡方值 | 156.6 | 224.8 | 177.7 | 249.1 | 251 |
| 虚拟R2 | 0.040 | 0.062 | 0.044 | 0.066 | 0.066 |
注：*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中报告结果采用稳健标准误估计，以消除异方差性，同时经多重共线性检验，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限于篇幅，没有报告系数的标准误。
（二）估计结果分析
1.农民个人经济特征和社会特征对主观福祉有显著影响。综合方程1到方程5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控制变量中农民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年龄对其主观福祉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越高，农民的主观福祉越高；已婚农民的主观福祉也要显著高于未婚者和离异者；年龄与主观福祉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处于中年时期的农民，其主观福祉往往更低；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区域变量对主观福祉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宁夏和辽宁农民的主观福祉要显著高于贵州；江苏也略高于贵州，但其显著性水平较低；而江西与贵州的差异并不显著。
2.健康对农民主观福祉有显著影响。不同测量方式下的健康变量（健康满意度、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都对农民主观福祉具有显著影响。方程2、方程3和方程4分别加入了健康满意度、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各健康变量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收入、性别、婚姻等个体特征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农民越健康，其幸福感越强；农民健康满意度越高，其生活满意度也越高。正如福柯所说：“关注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的人要想通过身体和灵魂建立他的幸福，那么只有当他的灵魂宁静和他的身体毫无痛苦时，他才会达到完美的境界，欲望也会得到满足”[⑤]。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说1，即“健康状况对农民的主观福祉具有显著影响，健康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其主观福祉水平也越高”。
3.心理健康对主观福祉的影响最为显著。方程5中同时加入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回归结果显示，与方程4的结果比，心理健康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程度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显著，而身体健康变量就不再显著了。这说明，与身体健康相比，农民的心理健康更能影响其主观福祉。不仅与身体健康相比，心理健康的影响更显著，而且与人均收入、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就业状况这些控制变量相比，心理健康都是影响农民主观福祉的重要因素。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说2，即“心理健康比身体健康对农民的主观福祉影响更大”。这个结论与《2013年世界幸福报告》中的结论是一致的。该报告中对导致不幸福的原因分析如表5所示。
表5 心理疾病等因素与不幸福的关系（标准化系数）
| | 英国 | 德国 | 澳大利亚 | | 英国 | 德国 | 澳大利亚 |
| 心理健康问题 | 0.46* | 0.26* | 0.28* | 婚姻状况 | -0.11* | -0.06* | -0.10* |
| 身体健康问题 | 0.08* | 0.16* | 0.08* | 性别 | -0.04* | -0.04* | -0.04* |
| 人均收入（对数） | -0.05* | -0.12* | -0.04* | 时间、地区虚拟变量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失业 | 0.02* | 0.04* | 0.05* | 样本量 | 71769 | 76409 | 73812 |
| 年龄 | -0.10* | -0.07* | -0.13* | | | | |
注：*p<0.01。
资料来源： Helliwell et al.（2013）。
从表5 看，不论是在英国、德国还是在澳大利亚，心理健康问题都是导致人们不幸福的第一位因素，身体健康对幸福感的影响远低于心理健康。从个人特征看，人均收入、婚姻状况和年龄对幸福的影响也与表4中的结果非常接近。
四、结论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农民抽样调查数据，构建有序Probit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民个人特征、健康满意度、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因素对其主观福祉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说：健康状况对农民的主观福祉具有显著影响，健康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其主观福祉水平也越高；心理健康比身体健康对农民的主观福祉影响更大。这些结论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结论是相符的，与《2013年世界幸福报告》中的结论也是一致的。同时，本文研究也发现，当前中国农民身体健康方面问题并不严重，心理健康方面问题相当突出，且已超过身体健康方面，并严重影响到农民的主观福祉水平，这应当引起相关政府部门重视。因此，为提高农民的福祉水平，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卫生部门应扩大农村地区心理诊疗规模，像重视农民身体健康一样重视农民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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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10期刊登
（作者单位：1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农民福祉研究”的成果之一。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谭清香、檀学文、杨穗、张斌博士等的建议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作者文责自负。
[①]本定义源于1946年6月19日～7月22日在纽约召开的国际卫生会议通过的、61个国家的代表于1946年7月22日签署并于1948年4月7日生效的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的序言。自1948年以来，该定义未经修订。参见世界卫生组织网站（www.who.int）。
[②]“幸福悖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于1974年提出，意思是高收入与幸福不相关，从长期看，收入增加与幸福提升没有相关关系（Easterlin，1974）。
[③]引自Richard Easterlin“构建一个更好的满意度理论”，详见布鲁尼、波尔塔（2007）。
[④]该项调查于1972年开展，调查对象为1911～1966年出生的人。他们根据年龄分组，平均每5年为一个年龄段。调查的主要问题是：“总的来说，你觉得你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可选择的答案有“非常好”、“良好”、“一般”和“不好”。
[⑤]转引自李银河（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