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贵：政府、农民与社会协同建设新农村

    自新农村建设展开以来，各方面人士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各种说法纷然杂陈、俯拾皆是。其中，对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农民和社会的角色及相互关系的认识也很不相同，需要加以澄清。
    第一，政府是投入的主体。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最大硬约束就是如何解决资金问题。根据我国的经济现状，在新农村建设的较长时期内，资金的主要来源要依靠国家实行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需要国家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农业补贴和公共品，真正地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大地。
    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6.34％；各级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89％；农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5.55％。这些数据说明，农业和农村还远远不能平等地分享国家的公共资源，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扭转，不仅无法建设新农村，而且城乡关系将更加失衡。
    在国际上，韩国在1971年发动了新村运动，它是从社区运行机制演变过来的，政府向每个村庄发放350多袋的水泥和半吨钢筋，让他们建设自己的社区。最后350袋水泥使得村民们有了极大的热情，村民们都开始投入到自行找到办法的项目当中。第二年，这种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10年之后也就是1981年，统计结果显示，一共花费了72.0320亿美元，其中51%是政府投入，49%是社区人民的投入。韩国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第二，农民是建设的主体。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必须要明确：一是尊重农民的意愿。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上什么样的项目，搞什么样的工程，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现实中，某个村庄内农民对优先选择什么样的项目，可能意见很不相同。我们曾经跟亚洲发展银行一起在贵州做项目，征求村民上什么项目，得到的回答的是，青年男女希望修路，以便于流动；成年农民希望修水渠，以便于发展农业生产；而农村家庭妇女则要求通电，以便于小孩晚上能够读书。最终上哪个项目，必须经过农民的充分讨论，确立优先顺序。
    二是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979年，联合国及有关组织联合在罗马召开了“世界农村改革和发展大会”，通过了号称《农民宪章》的宣言，号召:“鼓励农民组织起来，以便通过其亲身的参与，开展自救活动”。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必须承担起建设自己家园的重任，通过以工代赈以及提供义务工、积累工等方式，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如果农民晒太阳，聊大天，“四个月种田，两个月过年，六个月耍钱”，而对村庄的公共事物熟视无睹，看着满街的污泥浊水粪土垃圾而不管，那么新农村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只有广大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新农村建设才有望成功。所以，政府在增加投入的同时，必须引导和动员农民成为建设的主体，形成政府与农民良性互动的机制。农民的参与至少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第一步从看不见到出现，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旁观者，而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人；第二步从出现到给意见，对如何发展生产，改变自己村庄的处境发表意见，形成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第三步从给意见到有主见，农民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利益和问题的所在，对新农村建设有理性的认识和独立的见解；第四步从有主见到集体行动，即以共同的利益为纽带，以集体行动方式参与新农村建设中。
    第三，广泛动员和利用社会资源。要搞好以工哺农，以城带乡，除了政府的统筹安排外，还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这主要包括：(1)发挥出身农村进入城市的工作人员的作用。这些人本身就是一个联结城乡的桥梁。比如，出生贫困地区的本人常有一种感觉：“增加农民收入就是增加我的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就是减轻我的负担”。这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因素，是一种血脉相通的联系，要善加利用，其勉之哉。(2)倡导、鼓励社会帮扶和捐助。比如，民盟与四川遂宁市长达20年的合作，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从1986年开始，多达300多位民盟专家深入遂宁考察、指导、培训、服务，引进项目、资金和先进技术，为川中丘陵地区的经济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成功路子，深受当地百姓的欢迎；特别是在民盟积极推动下而建成的黑龙凼水库，在今年库区民众抗击60年不遇的特大干旱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3)鼓励和支持大学生毕业后下乡就业服务，特别是到西部，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去，要在政策上对他们给予保障和优惠。(4)搞好村企合作。韩国最近搞一个企业帮扶一个村庄的活动，在我国也要倡导村企合作，让企业的力量激活农村。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