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增加农民收入：政府该操什么心？

    把农民增收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有道理的，但对这个问题不能泛泛而论，否则我们还会遇到老虎吃天无法下手的尴尬。
    不论中国还是西方，不论穷人还是富人，各种社会集团都有增加收入的要求。例如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十分注意富人增加收入的要求，因为富人投资不挣钱，投资增长就出现问题，经济就会萧条，失业水平也就要提高，这个时候穷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但是，我们不能说穷人的收入问题和富人的收入问题具有同样的性质，更不能说中国农民的收入问题与中国富人的收入问题具有同样的性质。
    一个人或一个社会集团穷，大体是两个类型原因引起的，一个是他们的资源（资本、土地以及教育水准）不足，再一个是他们没有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平等权利。一般经验证明，如果仅仅是前一个原因引起的贫穷，这种贫穷是相对容易克服的。土地资源充裕的美国农民可以富裕，而土地资源不足的日本农民也可以富裕，虽然后者的富裕过程需要一个相对长时间的过程。在社会经济生活多元化以后，由教育转化成的人力资本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往往不比物质资本的作用来得小，这就给穷人致富提供了可能。但如果是因为权利不平等引起的贫穷，问题要解决就不容易了。
    中国农民贫穷的特殊性在于权利平等方面存在问题，但同时中国农民也遇到了资源不足的限制，两方面的问题搅和到一起，往往使我们迷惑，由此便失去了政策的重心，降低了政策的效力。
    从直接原因看，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因为就业严重不充分。如果按照2.5亿农户、18亿亩耕地计算，中国农户平均每户有7.5亩耕地。如果平均亩产粮食350公斤，那么，即使没有任何税费负担，每户农民可能得到纯收入一年为每亩250元左右（依今年的价格计算），总计也就不到2000元。这个收入是很低的。但如果按获取这个收入需要50个工作日计算，平均每个工作日可以挣到40元，这个收入就很不错了。可见，农民收入水平低，直接原因是就业不充分。如果中国农民户均耕作50亩地，户均可达到12000元，再加上家庭养殖和其他兼业，每个农户可能达到3万元收入，农民收入问题就算初步解决了。这个结果还会带来其他一系列好处，这里就不提了。
    由户均7.5亩土地到户均50亩土地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的变化，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巨大调整过程。实现这个过程大体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极大的资本积累规模，因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资本；二是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转换，要通过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农村劳动力适应城市经济的需要。历史的经验证明，要完成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要依赖市场调节，政府所起的作用只是维护市场的尽可能的充分竞争，而竞争的必要条件是竞争的主体的权利平等。一切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影响这个转变的完成的阻力在于农民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平等权利。权利不平等，资源的价格就会受到扭曲，结构调整就无法顺利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即使有庞大的资本积累规模，农民就业搞不好，恐怕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收入问题了。此时，我们担心中国现代化进程会再次终止。
    相信市场在结构调整的作用，就是要相信农民；要相信农民在享有平等权利以后会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政府不必越俎代庖，插手那些可以由市场、由农民自己办好的事情。但目前的情形似乎不完全是这样，政府插手的事情太多，而效率又太低。目前到了春耕季节，有的地方政府大量派干部下到农户帮助农民春耕，甚至出现农民地头看，干部地里干的景观；还有的地方要求干部联系农户，限期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如果此类做法风行，中国需要多少政府官员才是个够？
    农民问题一方面看的确复杂，但另一方面看也简单。相信市场，相信农民，在维护市场秩序上下工夫，也在确立农民平等权利上下工夫，农民问题的解决就会有柳暗花明的转机。可喜的是，这两年中央政府在农民权利方面开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以后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使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自由迁徙权和民主选举权进一步得到加强，农民收入问题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