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扶弱济困应在渐进改革中实现

    关于中国改革的方略，让人们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回头一看，这句话应验了。果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如果改革仅仅是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那改革是失败的。但事实不是这样，中国人在整体上提高了生活水平，连收入水平最低的人群也比改革之前的境况好了许多。这不用统计数据来证明，因为我自己40多年前就出身在中国最穷的地方。
    中国人民从改革中整体上获得了收益，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中国改革走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的道路，这在基本方向是正确的；朝着这个方向改革，必然使中国人民在整体上获得收益。市场化的改革向每一个市场参与者提供了选择的机会，有利于他们按照自己的专业技能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专业化正是效率提高的不二法门。社会越是专业化，交易的总量就越大，交易的福利也越大。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也是经济发展的事实。民主化改革在经济上的意义是提供交易的公平和公正秩序，打破政府垄断，给市场化改革提供政治保障。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每取得一点进步，都使市场化改革更多地释放了它的潜力。全球化把中国人民的创造潜力置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之下，使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使中国经济体制适应国际商业规则，必定使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的比较利益。中国加入WTO之后所取得的贸易利益超出了人们当初的预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中国改革在摸索中前进，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一部分人富得很快，而另一部分人富得很慢，贫富两极悬殊大大扩张了，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前不久，一位朋友发我一些电子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些携妻将子的农民在火车票购买窗口前的镜头。尽管我熟悉这种生活场景，但凝视着这张照片，看着农民们的迷茫无助的眼神，我还是禁不住泪水盈盈。耳闻目睹富豪们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生活，再看看生活在底层社会的部分农民，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
    在改革中发生问题，是因为改革不配套、不彻底，是因为改革还面临种种阻力。我完全不赞成把改革的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的方向说成是错误的方向。正是因为改革在这些方向上受到干扰，也是因为这些方向的改革需要社会资本的积累，而这种积累又不能一蹴而就，才发生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想一想，那些一夜暴富的人那一个离开了官商勾结而获取不义之财？那些榨取工人血汗的矿主、工厂主又那一个能离开疏于监管职责的政府有关部门？市场化和全球化本来就不是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的自由化，本来就需要民主法制所创造的规则的约束，需要支撑新规则的社会资本的积累。在我们未能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如果能出现贫富相宜、贵贱无分的社会景观才是怪事。
    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扶弱济困的社会经济体制，但这种体制的建立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我们不能掠富济贫，更不能杀富济贫。我们要把市场化推进到更广阔的领域，甚至把“社会声望”这样的资源也纳入“交易”的范畴，让富人在穷人那里购买这种资源，以实现贫富关系的市场调节。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懂得这个道理。
    “社会声望”这种资源归大众所有，他们按照“歧视性供应价格”向富人供应这种特殊的物品。越是富有的人，越必须拿出更多的钱财回馈社会，大众才会给他以积极的社会评价，他也才能获得“社会声望”这种资源。正是依靠这种“交易”，社会才存在矫正贫富悬殊的机制，而无须政府过于操心。
    建立这种社会矫正机制的条件是民主法制。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广泛的选举，政治家就不会在乎自己在大众心中的形象，穷人要得到政府的帮助也就难了。如果富有的商人、企业家在红色恐怖的压力下惶惶不可终日，时刻担忧自己财富被“共产”，或者他们依靠官商勾结来扩大自己的财富，财富的主体是“不义之财”，他们要坦然地向公众、向穷人“购买”社会声望这种奢侈品，也就难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种奢靡、颓废和残忍的世纪末社会景观。在这种社会里，穷人会孤立无援、无依无靠。但只要穷人没有好日子过，富人的日子最终也好不到那里去。
    自由、平等、公正和安全是人的基本追求，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但看起来这还不够，穷人还应有对社会富人和政治家评价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穷人的财富，这种财富需要一种好的“变现”条件。社会就是这样，只要有市场，有竞争，有多元化，让资本当老板，也坏不到哪里去。相反地，如果没有市场，没有竞争，没有多元化，资本退居二线，也好不到哪里去。让经济学家宣传自己的“工具理性”，伦理维护者鼓吹自己的价值观，政治家讨好自己的支持者大众，也让资本和劳动根据自己的承担的风险去分别找一线或二线位置，这个社会大抵就有希望了。这一切都只能在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