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北京市不能独立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

    北京市不能独立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
    ———“张惟英提案”与自由话题（一）
    党国英
    2005年1月北京市政协常委张惟英关于北京市设立人口准入制度的一个提案引起了一个社会性的大话题——关于“人权”和“自由”的话题。对张惟英的讨伐不仅来自网络写手，还来自一些学者。2月初，又读到了张惟英答记者问，进一步了解了张惟英的基本想法。双方的争论可能平息，但问题还是没有搞清楚。关于自由的讨论，近年来常常以“借题发挥”的形式出现，其中夹杂着大量似是而非的意见，事实上把“自由”妖魔化了，尽管这可能不是作者的本意。
    在我看来，张惟英提案的明显问题不是关于“门槛”的意见本身，而是她提出的设立“门槛”的依据。按她的说法，北京市面临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所以要设立人口准入的“门槛”。这个道理并不充分。北京市不能独立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
    比较而言，中国是一个资源高度匮乏的国家。但是，资源供应是技术的函数，也是价格的函数。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我们的资源供应紧张有技术的制约，也有资源价格扭曲所产生的限制。中国的能源供应高度依赖煤炭，但煤炭的价格很低，以至于造成煤炭生产地区污染严重，煤矿工人死亡率很高。中国土地相对匮乏，但土地的价格也很低，从农民那里拿来每一亩地给农民的补偿最多不过几万元。中国缺水，但用水的价格却很低，尤其是农业灌溉用水的价格很低，城市服务业用水的价格也很低。要改善资源供需紧张关系，在技术难以获得突破的情况下，必须提高资源的价格，以确保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生态的基本平衡。
    如果用技术的手段和价格的手段（实际上还包括税收的手段）来解决资源的短缺问题，显然，北京市很难独立行动。即使中央政府允许北京市在资源价格上有很大的决定权，那后果也不仅仅是限制外来的人口，其中一定包括对外来资本的限制。任何一种资源价格的提高，都会影响到相关企业的成本，并迫使某些资本进入北京市的门槛提高，然后才会影响到劳动力进入北京市。
    用行政甄别手段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然后限制其中一部分进入北京市，是很愚蠢的做法，完全不能解决北京市所面临的资源供应紧张的问题。在特定的价格之下，某些类型的资本已经进入了北京市，他们需要劳动者，政府根本不可能用行政手段把这些类型的劳动者阻挡在北京市大门之外。例如，北京市洗车业的用水价格实际上很低（冲洗一台轿车全部费用１０元钱），洗车营业部的业主自然要找很廉价的外籍劳动力，政府能拦得住他们么？政府可能做的事情，只是不给他们合法的北京市公民的身份，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一些困难，说到底也是造成了他们对北京市乃至对国家的抱怨，导致潜在的社会冲突。
    实际上，在既定资源价格之下，外地的劳动者总是跟进资本来到北京，该来的都来了，来不了的也不会来。真正的流浪者是极少数人。北京市能够容纳这些农民兼业者，因为他们已经来到北京工作了。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北京有能力吸纳一定数量的农民兼业者。当然，北京市维持这样一个很大的经济规模，会加重它的资源压力。但解决问题的出路不是简单地限制外来的劳动者进入北京。在全国来看，因为资源的价格没有理顺，资源供需矛盾还是解决不了。水、能源和土地供应的紧张，空气质量问题，都不是北京市自己能左右得了的，更不是限制人口进入能发生作用的。
    可以考虑对资本的进入施加某种限制，但这不容易。要限制某些资本的进入，或者强制资本改善劳动者的待遇，一定会使一部分资本退出北京，导致北京市的经济规模减小，给北京市自己造成麻烦，被限制的资本会到其他地区投资。在区域经济的压力之下，北京市不大会限制资本的进入（除非有明显污染的行业），许多使用廉价劳动力的行业也还要发展，所以限制农民兼业者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可行的办法是全国大城市都采取措施改善劳资关系，使劳动密集型行业退到中小城市，但这显然是北京市一家很难独立做到的。
    对资本的限制依赖全国性行动，依赖中央政府推行统一的政策。不排除一些城市政府在这方面迈的步子快一些，但要它们显著超前采取措施则不容易。比较之下，对资本进入施加某种限制要比对劳动力进行限制更有意义。
    上面只是一些技术性的评论。更深入地想，在资源问题上寻找对策是不是应该考虑社会公正？遇到资源问题，为什么张惟英女士只是想到人口压力，而没有想到要限制资本？恐怕这才是关于张惟英提案争论的关键，遗憾的是很少人提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