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逻辑

    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深入探讨并把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对于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逻辑
    回顾我国40年来农业改革取得的重要成就，是理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逻辑起点。1978—2015年，我国第一产业GDP从1018.5亿元增至60862.1亿元，粮食产量从30476.5万吨增至62143.9万吨。即使引入人口增长因素，人均粮食产量也实现了大幅提升，从316.6公斤增至452.1公斤。2016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2万元。2012—2016年，农村恩格尔系数从37.5%降到32.2%，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年均增长超过10%，持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年均减少贫困人口超过1300万。2017年，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2万亿斤，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6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6%，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6%以上，农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
    我国40年来农业改革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功于改革的持续性推进以及制度创新。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农业供给不足条件下的改革，通过大力推进农业经营机制和农产品价格制度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关键性制度安排，推进农村人均收入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同时农村乡镇企业创造了大量新增就业，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业供给结构单一条件下的调整。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局，重点解决温饱问题。此次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旨在建解决原有体制的“激励不足”或“激励缺位”问题。其措施包括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放开、统派购制度的取消及农业劳动力流动的放宽等，这些均体现出农业供给侧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具有积极的制度推进作用。三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针对农产品供给过剩和竞争力不足问题而实施的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此次调整未能取得预期效果，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制度改革的持续推进。现阶段，我国农业供给侧仍面临供给过剩和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而且严重性在加剧，根本原因依旧是存在较大的“制度供给缺口”，亟待以制度创新推进改革取得成效。
    40年来我国农业领域的改革具有明显的供给侧结构性特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中期的改革均从供给侧入手，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来解放生产力，从而大大增加了劳动、资本、技术、知识、信息等供给要素，成功应对了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急剧变化；与此同时，这些改革带动产业机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所有制结构及城乡结构等诸多结构性因素发生显著变化，进而促进要素资源配置发生变化、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40年来我国农业领域取得的进步与发展为现阶段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一方面，城乡居民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强大动力。伴随居民收入的提高，品质消费、安全消费、绿色消费、品牌消费、体验消费等日益成为农产品消费需求的重要增长点。居民对农耕文化、农业科教和生态价值的需求也日益提高。这些优质化、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亟待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以满足；另一方面，农业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互联网＋”等农业科技的快速进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等，均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
        二、理论逻辑
    新常态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深厚的经济学原理及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根基。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度。根据新增长理论，特定国家或部门的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供给和要素组合效率两类因素。作为要素组合效率的测度方式，TFP主要衡量剔除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之后，由产品、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等因素推动的经济增长程度。现阶段，我国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在劳动和土地等要素供给约束趋紧和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条件下，通过提高TFP实现对劳动、土地等要素的部分替代，是我国推动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农业TFP的高低取决于农业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对比关系。其中，农业产出是指农业经营者完成市场销售之后形成的产品价值。由于TFP的提高需要契合市场需求，农业经营者只有准确预判和细分需求，并围绕需求结构有针对性地供给产品才可能提高TFP，TFP的提高实质反映了产品供给与需求结构之间匹配程度的提高以及要素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因此，提高TFP及其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度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指向。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是补“三农”的短板，尤其是补公平的短板。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组合不同。纵观我国经济发展史，公平与效率关系组合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平均主义的公平观、低效率与低公平并存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85年）。“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导致共同贫困及效率损害。尤其是大力发展工业，三十余年的工农业“剪刀差”使得我国城乡差距极大，亿万农民为哺育中国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二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阶段（1985年至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前）。在强调效率的过程中，城乡差距依然巨大，工业、服务业的技术构成明显高于农业，从事工业、服务业的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或者说人力资本构成明显高于农业；优质资源继续从农业流向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生产率明显滞后。三是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阶段（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提注重公平至今）。逐步强调更加注重公平，财政分配开始以农民作为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象，城乡差距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与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逐年缩小，但农业尚未取得与大国相当的产业地位。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新常态下，我国将重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组合，更加依靠增进公平来弥补“三农”领域的短板。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改革创新成为补“三农”短板的强大动力。改革创新的主体是广大农民。这就需要增进发展机会的公平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在一次分配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占比，弥补过去的欠账，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形成万众创业创新的良好格局；二是政府对“三农”领域的投入和支持成为补“三农”短板的“加油站”。农业与农村的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这就需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秉持增进公平的理念，努力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以及公共资源在城乡间的均衡配置；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供覆盖全民的社保、医保和教育；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美丽乡村；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使广大农民共享改革成果，构建和谐社会。
        三、现实逻辑
    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农业结构性矛盾，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保供给、调结构、提品质、促融合，以应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形势和主要矛盾出现的新变化。一是加强科技创新，夯实农业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04—2015年我国粮食实现了“十二连增”，然而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高。要实现“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务必加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加快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特别要完善种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强农业机械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推动高端农机装备及关键核心零部件的创新。深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改革，建立产学研融合的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搭建广阔的平台，着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率。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二是调结构，提品质，夯实农业产业竞争力。当前，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升级跟不上城乡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调结构，一方面要尊重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产品结构、生产结构、经营结构及地区结构，开创农业生产力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生产新格局；另一方面，要尊重经济规律，提升对需求变化的动态适应与反应能力，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满足消费者需求。调方式，关键在于推进标准化生产和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完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加强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从而保障食品安全，从根本上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三是完善体制机制，促进融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现阶段，我国农业供给侧仍存在较大的“制度供给缺口”，亟须开展多层面的改革及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补贴政策的转型、涉农产权和要素市场改革、科技创新激励与保障机制改革、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机制以及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等。针对农业产业链条短、生产效益低、农村各产业间的关联度低等现状，需要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形成要素跨界流动和资源跨界配置，从而完善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实现农村各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为未来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战略机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积极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这将给“三农”发展带来新机遇、开辟新前景。一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挥其乘数效应。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强调要素组合方式的创新。一方面，在农业产业内部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通过提高产业化、组织化、规模化经营水平，延长供应链和价值链，让农民实现利益共享; 借助“互联网 + ”、数据化、智能化、个性化、社群化等新技术和新的经济发展形态，发展订单农业、社区农业、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新型农业业态；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加快发展现代高效林业和养殖业，科学布局近远海养殖和远洋渔业，节本增效，提高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培育支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实施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提升行动，带领我国农业“走出去”。二是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发挥其支撑作用。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聚焦于生产能力及其产品质量。首先，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包括大规模推进农村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及水利建设；加快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建设重大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等。其次，要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努力提高现代农作物、畜禽、水产、林木种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大宗农作物机械国产化水平，加快研发经济作物、养殖业、丘陵山区农林机械，发展高端农机装备制造。最后，要积极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推行标准化生产，加强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生产绿色、优质、安全的农产品，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细分化、高端化的产品需求。三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挥其引领作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注重农业经营主体及其经营方式。近年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速，有条件实现不同程度的规模经营并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中，但全国仍有2/3的土地由小农户经营。为此，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帮助小农户节本增效。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开展农超对接、农社对接，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体验农业、定制农业等，提升小农户抗风险能力，拓展增收空间。四是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发挥其保障作用。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建设现代化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体系；支持供销、邮政及各类企业把服务网点延伸到乡村，实施电子商务进村综合示范工程并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流通现代化。着力开发现代农业的多种功能，特别要开发蕴藏在农业产业中的非传统功能，积极发展创意农业、休闲农业和农村观光旅游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村增绿、农民增收。发展乡村共享经济，让农民在产业深度融合过程中切实受益。
    （作者：辽宁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